1．在战火和硝烟中迎来的初春，谭震林点将，指派项南前往北平参加青年团首次代表大会。随后很快被任命为省团委书记、华东团第二书记。
残冬未尽，春天已争露头角。明媚的阳光，和煦的微风，在榆树桠头和粼粼水面上跳跃、闪动，使万物开始了新的生机，拉开了1949年初春的序幕。这时，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经过紧张筹备，将于同年4月在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各大分局和各级党组织接到通知后，把建团工作列入要务，迅速选调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干部出席此次会议。
曾在闽西参与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的谭震林，立即想到那位印象深刻、出色完成架桥任务的项南。
当时，项南刚调任中共江淮地委宣传部长，他接到命令后星夜赶往合肥，向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报到。曾希圣对项南说：“叫你去北平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谭震林点的将。年轻人，好好干吧！”
“我一定完成党交下的工作任务！”项南像那次胜利完成架桥任务一样，兴奋地说：“这是新的架桥重任啊！”
项南与中共皖北区委选派的黄辛白、王化东、刘星3名代表一起，从蚌埠搭上津浦线北上的列车，走走停停，差不多快一个星期才到北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了8天。1949年4月24日，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接见了参会的青年代表。项南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摄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照片，并将这两张照片珍藏了一生。
项南第一次来到北平，度过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光，浑身充满活力，洋溢着年轻人的一股冲劲。项南一行从北平回到皖北，向曾希圣汇报了情况。曾希圣要他们4人立即着手筹备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皖北区代表大会，他们都留在了皖北青年团工作。
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开始，项南一直保持着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青年干部和战士的中心，歌咏活动、演剧活动和其他文娱活动都少不了他。项南还会吹口琴，行军打仗的间隙，悠扬的旋律总是伴随着他的身影，给大家带来许多快乐。
在项南的领导下，皖北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皖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很快就如期召开，并同时开办了皖北团校，为青年团培养了大量骨干。
在紧张的建团工作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早在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主席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0月1日，迎着东升的太阳，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项南备感自己工作责任重大，他全身心投入工作，这是皖北地区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他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当好党的助手，发挥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而勇往直前。
项南是个爱美的人。从小学习园艺，他喜欢用植物美化环境，走到哪儿就绿化到哪儿。因为缺少住房，团省委机关的一些青年人只能住到郊外几栋条件简陋的茅草屋里。项南看他们情绪有些低落，就带他们一起动手，很快在那里建成了小桥流水、花草丛生、春天里桃红柳绿的“青年之家”。青年人安心了，开心了，原先住在城里的青年团干部也争着要到这里安家。
194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项南正在办公室里加班赶写材料，这时省妇联主任吴光打电话告诉项南，黄辛白的未婚妻钱正英来了，要项南马上帮着找到黄辛白。项南衷心替老战友高兴，他立刻写了张纸条准备让通讯员给黄辛白送去。
项南走进通讯员的房间，见通讯员正在呼呼大睡，他不忍心叫醒这个贪睡的年轻人，蹚着积雪走了几里路找到黄辛白，让黄辛白马上到妇联去找吴光。黄辛白不知何事，还在发愣，项南把一张纸条塞到了黄辛白手里说：“还不快去。”
纸条上写着：“茫茫大雪中，钱来了，你快去吧！”
重视宣传工作的项南，为推动团的工作开展，主动与《皖北日报》商议，在该报上开办定期专刊《皖北青年》，四位到北平参加首次团代会的代表，带头撰稿，宣传团代会精神，结合实际，对开展皖北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项南马不停蹄，抓紧创办皖北团校，带头授课，培训了一批青年工作骨干。在他提议下，还组建了皖北青年文工团，创办《青运通讯》刊物，朝气蓬勃而又生动活泼地推进了团的宣传工作。
项南在开展团的工作中，紧紧围绕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打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战役，加强团的组织建设，不断拓展团的工作领域。他充分发挥口才好的长处，经常登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干部奇缺，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大批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才。为动员学生参干，项南在安徽大学作演讲，就以生动风趣大受欢迎，台下掌声不断，笑声迭起。当年，合肥市开展“三大”（手工业、工商业、小生产者）改造，项南被任命为省委派驻合肥市的工作组长，他作动员报告时，近2000人的会场，鸦雀无声，许多工商业者、资本家都被他深入浅出的讲话打动了，纷纷点头称赞，决心积极投身于这场改造运动中去，做一个全新的劳动者。
项南提倡每个干部要有工作主见，在原则问题上，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在与《皖北青年》专刊编辑交谈工作时，强调指出：“这个专刊要有青年的特点，不要有八股调；要反映青年人的要求，报纸要替他们说话，要多刊登他们的稿件。”
1952年初，经中央批准，皖南、皖北地区合并，组成中共安徽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曾希圣。青年团安徽省委随后也宣告成立，项南出任团省委书记，这一年，他还不到34岁。不久他还兼任国立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当时的校长是地质学家许杰），汪志馨担任团省委组织部长。
项南与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相比，进步较快。他时时提醒自己注意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对摆“官架子”十分反感。在团省委工作的同事，都是对他直呼其名，至多称他“项南同志”，从来没人喊他“书记”。他和汪志馨参加土改和春耕时，与大家一样背着背包跋涉在去农村的路上。有时上级安排车、马，他都谦让给身体较差的同志，他总感到走路也是最好的工作。
项南抗日战争时期老战友韩培信十分感佩项南对他的启迪和警示。20世纪50年代初，项南从安徽出差上海，路经苏州时，看望了时任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的韩培信，两位战友久别重逢，谈了很多。项南说：“我们在战争年代随时准备丢脑袋，做梦也没有想到，胜利之后我们会担任现在这样的职务。我们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给我们打了防疫针。”当时，项南一口气背诵了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第十段的全文，激动地说：“毛主席说得多好呵：‘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吃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我们要永远牢记，警钟长鸣！”
在项南启发下，韩培信心潮澎湃地说：“项南同志，让我们把毛主席说的两个‘务必’刻在心上，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项南紧握韩培信的手说：“好，让我们互相监督！”
项南在团省委书记岗位上显示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他很强调以身作则，注意工作方法。在一次布置下基层检查工作的会议上，他提醒在座干部：“下去以后不要指手画脚批评，要首先善于发现基层工作中的成绩，总结他们的经验，对发现的问题要与他们商讨解决，不要动不动就以领导机关的口气讲话。”
搞青年工作，必须适应青年活泼好动的特点，讲究方式和方法，这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项南对此深有感触。他根据青年的特点，组织青年开展琴棋书画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他还向周围的青年干部推荐了不少苏联进步小说，鼓励他们养成热爱读书的好习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项南始终保持动笔写文章的习惯。当时他常以笔名“皖青”在《皖北日报》发表“思想杂谈”之类文章，并为《安徽日报》写社论。对周围的青年干部，项南也经常鼓励他们写文章，他说：“自己动手写文章，能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对工作也大有好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真正做到这点谈何容易——尤其是在解放之初。项南却有这种气度和胆识。团省委的几个主要笔杆子，多是出身不好、在旧社会上大学、当过记者的年轻人，当时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项南却勇于知人善任，他常以“出身不能由自己决定，重在政治表现”鼓励这几位青年，让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
当时项南的秘书就是这样一位青年干部，有人对重用他有看法，项南则说：“不能因为一个年轻人有点历史污点就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共产党人就是要把他们改造、培养成对人民有用的人。”项南这种实事求是、珍惜人才、慎重对待同志的做法，确实调动了一批“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的青年干部的积极性。
在安徽做青年团工作的经历，成了项南脑海中美好的回忆。多年之后，他在为老团干俞乃蕴的著作《迎客松下录》作序写道：“建国初期，我们这伙年轻人在反霸、土改、建团中建立起来的友谊，真可以说是历久不衰。不管遇到什么风浪，不管调到什么地方，总有办法打听到各人的下落，总要互相问长问短。回忆当时那种从来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人民的革命热情，那种相互信赖，无拘无束，无话不谈的情景，十分感人，令人怀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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