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筑巢引凤

1．项南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他召开的“吹风会”，深受好评。他在中央特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引发轰动效应。

项南冒着经济调整和“关停并转”的风险，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制定了福建发展的战略决策，打响“勇夺华东之首”的漂亮仗，士气大振，把全省各项工作都带动起来了。特别是“筑巢引凤”，成为举全省之力，“背水一战”的重大战略任务。

这时，项南发热的脑子却冷静下来了，召集部分领导同志开个“吹风会”。与会发言的有金昭典、魏金水、伍洪祥、贾久民、贺敏学、郭超、许亚、蔡黎等同志。大家敞开思想，热烈论争，对打开福建新局面以及全省往后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项南前不久在省党代会上作了《谈解放思想》的精彩讲话，如今，他跟部分省委领导同志“吹”起《谈转变观念》的风。

项南说，来福建两个多星期，先后同20几位同志交换了意见。初来乍到，还是情况不明。今天，请省委几个同志“吹吹风”，不是什么正式会议。我先讲点意见，为的是抛砖引玉。

项南首先跟大家商量，我们福建“前线”能不能搞建设？多少年来，海峡这边，总说是前线，既是前线，就得随时准备打仗。一打仗，什么坛坛罐罐都得打烂。厦门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停”，这是1958年后形成的格局。所以20世纪50年代全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福建没有一项。60年代的三线建设，重点在云贵川，也没有福建的份。福建总是把备战放在首位。至今，福建还没有一个产值超亿元的企业，真是穷得够可以的了。

项南说，1965年，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人均年收入都是150美元左右，经过近20年，拉大了几十倍，这是为什么？如果说福建是前线，那么台湾是不是前线，为何台湾可以搞十大建设，福建就不能搞？军事上是福建怕台湾还是台湾怕福建？是厦门怕金门还是金门怕厦门？这个基本情况搞不清，观念不改变，坐等台湾解放，福建只能永远落后。极左思想不清除，哪里还谈得上改革开放。

项南接着摊开家底，提出当前要着手的大事，就是对外开放从哪里起步。广东、福建的对外开放，中央赋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特权，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福建通讯设备十分落后。我建议省委要坚决支持邮电局意见，在全国率先引进日本富士通的程控电话。看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就得老老实实搞基础设施，而不是一上来就招商引资。这点，福建同广东是很不相同的。广州、深圳毗邻港澳，条件比福建优越得多，他们对外开放，一上来就可以招商引资，立竿见影。福建不能这么做，做也做不通。试想，一个能源、交通、电讯十分落后的省份，外商怎么会有兴趣投资设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节省每一分钱来搞基础设施。如果厦门没有机场，厦门特区是存在不了的，问题就是这么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项南还谈到推行“大包干”和农村工作，谈到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做好侨台工作等问题，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发言争先恐后，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吹”来了一股股强劲的春风，有力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大家说，这样的“吹风会”开得很及时，很有成效，把春风都“吹”向八闽大地上去了。

“吹风会”上，大家说得最多的，是福建有一首民谣，叫做“春风难度武夷山”，说的是由于福建长期被定位于“前线”，祖国大建设的春风难以吹到八闽大地，以至于国家对福建的投入很少，本省财力也薄弱，基础设施很落后。这种落后状况，在福建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显得尤其明显，真是拖住了全省前进的后腿。

交通是福建最大的难题。福州机场设施陈旧，只能起降中小型飞机，而且很受气象条件影响，厦门只有一个小型军用机场；公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由福州乘车到厦门，甚至要走一整天；由于路况差，车速低，华侨经香港从深圳到福建家乡，要坐一二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有的华侨开玩笑说：当我们从睡梦中被震醒的时候，就知道家乡到了！至于铁路，从上海到福州要20多个小时，从广州来要30多个小时，当时美国芝加哥银行代表从上海到福州，下火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太累了！”有的外商要谈生意，干脆把福建人约到广州去谈。福建的海岸线虽有3000多公里长，但由于与台湾对峙的缘故，海运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状态。

除此之外，在八闽大地，令人大为头痛的是落后的通讯。当时，程控电话鲜为人知，所有长途电话接转都要通过接线员。作为省委书记，项南想与中央通话，接通一个电话也很费劲，往往要等上20分钟。1980年，一位法国商人从福州向巴黎挂长途电话，等了两天两夜还无法接通，第三天一气之下离开，走之前甩下一句话：“你们没有时间观念！”外商在福州的住宿也很成问题，当时接待外宾的只有华侨大厦，外商拥挤时，就只好安排两人合住一间，他们抱怨地说：“到你们这里，我们都成了同性恋了！”

地处前沿阵地的厦门前线，基础设施更差。作为经济特区，没有好的基础设施，吸引外商投资设厂、开发旅游资源等都是空话，经济腾飞自然也无从谈起。

主政福建两个月，项南会见了四批外商，这些外商深知在厦门有赚钱的机会，愿意到厦门投资，但是对厦门的基础设施大呼头疼。他们时间紧迫，不愿坐火车，可是厦门的机场条件落后，一到阴天下雨，飞机就无法起降，只得等待老天开恩。他们对项南坦言：“到你们福建来，时间没有保证，来没有保证，走更没有保证。可是我们护照上的时间是卡死的，怎么办？”项南明白：外商说得有理，凭这一条，搞特区就不够格。

项南和主管经贸工作的郭超到厦门考察后，痛感飞机场、码头和电讯设施建设一天也耽误不得！郭超说：我们是不是先拿出5000万元干起来？项南表示同意，他同时考虑：还应该得到中央的支持，能给钱更好，至少也要给予政策扶持。

就在开完“吹风会”的1981年春天，谷牧、万里两位国务院副总理先后考察厦门特区。项南分别陪同他们到厦门视察。他们看到的情况确实令人感慨：只有一个军用机场，无法起降大型民航客机；只有一个太古码头，码头周围打着樁子，这与现代化的港口差距何其大！火车运力不足，厦门通往外界的公路等级差；电力不够，电话通讯落后；至于外商下榻的宾馆，不仅数量极为缺乏，而且设施陈旧不堪……两位副总理了解情况后，鼓励项南胆子大一点，想办法尽快改变这种状态。

谷牧视察了厦门特区后很是感慨，以幽默的口吻说道：“深表同情。”

此时所谓的“厦门特区”，实际上仅是湖里工业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难怪有的外商来考察后失望地说：“难道这就是特区？还不够人家一间大工厂的场地。”视察厦门湖里工业区时，项南对谷牧说：“湖里工业区只有2.5平方公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批准我们在这点地方搞特区，我听了凉了半截！2.5平方公里有什么意思啊？”

项南表示：厦门特区可不能仅仅是2.5平方公里，而应该是厦门全岛，指124平方公里。我们打算首先把厦门的现有企业利用起来，跟外国资本结合起来，搞国家资本主义，以此来改造老企业，也就是把引进的新技术同改造老厂结合起来，这个办法快。他要求道：“减税、免税，湖里地区享受到的，整个厦门同外资合营的企业也都应该能享受到。”

在研究厦门特区工作时，项南向谷牧等提出：“为了使厦门与外界的交往更便利，我们考虑尽快修建二级机场，能起降波音737飞机。”他说，这些基础设施都是大项目，国家目前拿不出多少钱，恐怕要考虑利用外资。谷牧对此表示赞同。

紧接着万里副总理到福建视察，项南陪他驱车赶往厦门。万里看了厦门现有的机场和码头，听了项南的汇报后表示：“机场看来非修不可！”万里还谈道，同意项南日前在省人代会上的发言，福建应该建立“八大基地”。

万里在视察中即兴说：特区、特区，特别加快；福建、福建，建起来才有福。福建这个地方，山好、水好、人好，可是旧社会只能下南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经济是可以搞好的。福建现在有了好的条件，一定不能错过机会。要把发展经济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

万里坦率指出，八大基地要搞成，关键是政策对不对头，能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比如海外华侨，文化水平高，会经商，福建有华侨的优势，应该先富起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善于利用，千方百计想办法不够，内部团结不够，外部运用不够。实际上还是受“左”的影响，思想上固步自封，实事求是不够。关于责任制，省委的检讨是好的，但是不要以为事情那么简单，还有个组织调整、疏导的问题。

谷牧、万里两位副总理先后亲临督阵，项南信心更足。他在稍后举行的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说：“现在中央给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等于给我们身上安了两个翅膀，长了翅膀还不起飞，这就说不过去了。”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包括请教一些专家之后，针对福建的实际情况，项南代表省委提出：要下决心节衣缩食，放手利用外资，把十大建设项目搞上去。这十大项目是：

两套程控电话（福州、厦门各一万门）；

两个飞机场（福州、厦门，其中厦门搞成国际机场）；

两个万吨级码头（福州、厦门各一，其中厦门要建35000吨级的）；

两个电站（水口水电站140万千瓦，马尾火电站140万千瓦）；

改造两条铁路（指鹰厦线、来福线实现电气化）。

项南并非心血来潮，随意作出的决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要干。项南知道，搞基础设施，要有大量投入。福建可以说力不从心，但又不得不搞。广东的深圳、珠海靠近港澳，得天独厚，他们一开始就具备引凤筑巢的条件，把力量用在三来一补、房地产开发上面，发展是很快的。福建只能硬着头皮，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叫做筑巢引凤，不夺全胜，决不收兵。

广东“引凤筑巢”而扬其长，福建“筑巢引凤”而补其短，两个开放省份可谓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后来的事实证明，福建因条件所限而“背水一战”，其基础工程建设如程控电话、机场、码头等反倒比广东起步早。这个“筑巢引凤”的决策，弥补了福建自身条件的不足，为海内外客商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然而这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却并非易事，项南为之殚精竭虑。1983年7月，项南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挤集他耳顺之年的力气，坚定地说，把这些建设搞好了，死了才能瞑目！

紧接着项南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作了《认真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的发言，在会议上引发轰动效应。

项南首先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好。他说，我赞成谷牧同志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会议第一阶段，中央有关部门对广东与福建两省提出的问题，大都作了回答，经济理论界也从理论上搞清了一些问题。会议开得是好的。但是，项南话锋一转，作为客家人却毫不客气地指出，要害的问题是：会上对一些战略性的问题议论不深，矛盾揭得不够，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也做得不够。会议需要继续深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项南开门见山地建议，我认为，这次会议，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央50号文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加以突破，而不是原地踏步。这次会议应该旗帜鲜明，采取一种积极的、进攻的姿态，把这场攻坚战打上去。

项南善于抓住重点，进行剖析。他说，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华侨华人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毫无疑问，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根据目前的条件，不应当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好处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第二，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第三，外商有利，我方暂时吃点小亏，但从长期来看对我有利，目前又能增加就业机会的，我们也要干。这三点，要求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项南认识到自主权的重要性。他向中央建言，应该扩大地方自主权。目前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央不可能在财力上给两省更多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两省经济发展加快步伐，关键在于真正实行特殊政策，下放一点权力。可不可以考虑，在中央“六统一”的前提下给地方以“三权”。“六统一”是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军事、外交、党纪国法和完成上缴中央财政任务等六个方面，不能“特殊”，不能“灵活”，应当完全统一于中央。“三权”是指人权、财权和地方立法权交给地方。人权：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由中央任命；省以下机构设置多少和人员配备由省委、省政府根据需要自行决定，并允许两省在国内外招聘人才。财权：允许两省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贸易、物价和劳动工资等方面有自主权，包括省里有权自己设立银行。用这些经济杠杆、经济办法把流通领域搞活，把经济工作搞活。地方立法权：全党要遵守一个党章，全国要遵守一个宪法，包括国家重要的政策法令，其他方面应该给省里一定的自主权，两省可以自己制定单行法规，报中央备案。以上集中起来是两个字：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关键又是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就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项南讲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项南这时拉大了声音继续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吃了几千年过分集权的苦头，解放后，我们还是很不清醒。现在，是到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地方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时候了。只要把经济加快发展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项南接着说，很可惜，在两省还没有迈开步子以前，有的人就开始担心两省“太特殊”、“太灵活”。有的人甚至把特区当成“租界”，说什么上海租界的出现，是由于上海道台的昏庸无能。闭口不谈人所共知的原因，是清政府的懦弱腐败，才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是在强大的人民政权领导下办特区，主权在我，主动权在我，怎么可以把特区同租界等同起来呢？

项南不愧是“知所进退”的战略家，在说了一段锋芒毕露的话语后，随即口气缓和下来。他恳切地说，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体谅。谷牧同志在会上提出，福建、广东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遇到的都是新问题。他说，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要鼓励我们的干部敢闯敢干，敢担风险，尽快打开局面。这就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没有迈开步子，就怕乱，怕犯错误，不敢迈步，是出不来经济的。福建在改革开放工作中犯点错误，出点纰漏，恐怕是难免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主要靠闽粤两省挑起担子，但是没有中央各部委的支持、指导，也是打不开局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互相支持，互相体谅，比什么都重要……

项南的发言，很有新意，很有创意，在会上又一次产生轰动效应，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议结束后，项南连夜赶回福州，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贯彻落实中央会议精神，把“筑巢引凤”的攻坚战打上去。

2．项南说得好，干得更好，妙棋就是“筑巢引凤”。国际媒体盛赞，福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神话”。

当年，福建经济十分薄弱，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实在是腹中无货，两手空空。这可真难为这位“封疆大吏”，“筑巢引凤”的攻坚战怎么才能打上去呢？

项南形象地说，没有巢，凤怎么会飞来？飞来到哪儿安居呢？因此，必须建好基础设施，巢筑好了，凤就飞来了，招商引资也就水到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花钱多，困难大，却往往在一个甚至几个任期内都看不到经济成效，所以许多干部并不热衷于抓基础建设，然而基础建设事关整体经济发展大局。对于这一点项南非常清醒，他说：交通、通讯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纵有天大的困难也要优先安排，否则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1981年3月11日，在福建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项南特意作了《厦门特区非搞不可》的讲话，呼吁全省上下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支持厦门特区的工作。

在项南的奔走下，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

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虽是几字之差，意味十分深长：在项南和特区创办者的心中，早已不把特区理解为湖里的2.5平方公里，而是着眼于厦门全岛。

厦门要建经济特区，没有机场是不可想象的。

在厦门特区管委会召开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项南明确提出：“没有机场，就没有特区。要下决心在厦门建飞机场，既然搞特区，又是对外开放，就一定要飞出去。”

1981年，福建省垫钱扩建福州机场，已极为鲜见。而厦门机场的问题，还不是垫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列入计划的问题。厦门机场立项，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就是军方坚决不同意。厦门离台湾太近，与大小金门隔海相望，怎么能建民用机场？

空军司令张廷发是福建人，项南找到他，要先得到他的同意。张司令说，反对在厦门建机场的人不是空军的一两个人，还涉及军委和总参，我也拍不了板，你们来一些人，努力说服他们吧。项南只好带着省委和省政府的一队人马，一道去北京做工作。军方的态度还是那么强硬：“厦门搞这个机场，在金门的炮火射程之内，你们花那么多钱，几炮就给轰掉了，那哪成。”

“炮火射程之内”，这句话把项南堵住了。看来，说服军方很难，“难于上青天”。但这位“冠豸之子”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好点子，可以把“炮火射程之内”挡回去。项南拍拍张廷发老乡的肩膀说：“等我拿到机场准建证，再跟你们理论！”

项南主政福建，全力以赴加强全省基础设施建设，他睡觉也在梦里考虑，把厦门国际机场建设列为要务之一。这时，有人笑项公“异想天开”。因为新加坡机场建设花去20亿美元，而当时福建全省每年财政收入才16亿元（折合当时美元才2亿元），到哪里找钱建机场？

但项南就是这样的犟脾气，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到底。于是，他多次带着省委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等一批人马到北京游说，多方寻求支持，申请机场项目立项。经多方讨论，听取各方意见，终于取得修建机场的准建证。

比较“钱”的问题，实际上当时更困难的是不可能在厦门建机场，也就是说，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在别的地方修机场可以，在厦门修机场，则是“禁区”，是不允许的，尤其军方那时通不过。这才是真正的天方夜谭。项南已经多次领教过军方的“炮火射程之内”，现在，手中有了准建证，他成竹在胸，有把握说服军方的同志们了。

项南知道，军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厦门是前线，天天和金门对着打炮，修机场，被金门打掉了怎么办？谁负责？但谁也想不到，项南真个是铁嘴、能人，说得有理、有情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他说：“不错，厦门对面是金门，但厦门是前线，金门也是前线，为什么人家就不怕炮打？人家一直在建设，我们却因为怕挨打不敢建设？哪有金门不怕厦门，厦门却怕金门的道理？”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终于，军方也不得不松了口。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就是在改革开放最初的艰难情境下，硬是撕开一条口子，这样启动的。

有了准建证，又赢得军方的支持，机场还是建不起来，到哪里去要钱呢？项南又来个“异想天开”，利用外资，向国外借钱。当时，这在我国又是“少见多怪”的奇事。嘲笑声、谩骂声更大了，上纲上线批成“向资本主义乞讨”、“用资本主义的钱，建资本主义的机场”。

向外国借钱，福建已有先例。由省政府下属的华福公司出面，向美国银行借钱，购买轮船，组成了船队，还开通了福建至香港的海上航线。向科威特贷款搞建设的谈判，由福建省副省长张遗负责，也在进行中。但是，利用外国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却是第一次。令项南欣慰的是，借外资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提议，在常委会上没有过多的争论就通过了。

当时，海湾国家每年都向外国提供贷款。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把厦门机场建设列入科威特在中国援建的几个项目中。

几经周折，项南又赢了。经过一番努力，由张遗副省长率团赴科威特的出国报告，始获批准。终于争取到2200万美元贷款，而且是在当时中国六个项目中第一个得到的“引进外资”贷款。

项南为了节省用钱，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赴京找到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将机场设计任务交民航总局设计研究所完成。尽管困难重重，在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下，厦门国际机场建设进度神速，“异想”果然“天开”。一流国际机场，仅一年就屹立在海峡西岸的厦门高崎。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按照中国的修建能力，厦门机场要建成，至少也要三四年。当时，项南一听国家民航局长沈图的介绍，叫了起来：“那怎么行？特区还能等个三四年呀！再说，恐怕我那时都不在福建了。你看能不能争取在一年时间内建成？”

“那不可能！”沈图以自己的经验令人不容置疑地回答。

项南的犟脾气，一定要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他做通了承包机场主跑道的闽江工程局的思想工作。1981年10月，闽江工程局向项南立下了“军令状”：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一战，一年建成主跑道，确保1983年通航。

领导的重视使改革措施收到了效果，机场的建设速度非常之快。1982年1月10日，厦门机场破土动工，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创造了国内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

1983年7月29日上午10时03分，一架担负试飞任务的三叉戟客机，平稳地降落在厦门机场的主跑道上。带领机组试飞的上海民航局局长袁桃园健步走下飞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试飞很成功，机场修得又快又好，完全符合国际机场的标准！”

从正式开工到建成，厦门机场只用了8个半月的时间（不算前期工程），实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速度。

1983年10月，厦门机场预定通航之前，项南打电报邀请科威特费萨尔亲王参加机场通航典礼。亲王还不相信，他回了饶有趣味的电文：“项先生，你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希望能够确切知道哪一天机场能建成？”

10月21日，1000多名中外贵宾来到厦门参加机场的通航典礼。一架波音737平稳地降落在厦门国际机场，舱门打开，项南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科威特费萨尔亲王健步走下扶梯，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一个崭新的机场出现在他们面前。

厦门经济特区，终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厦门国际机场奇迹般起飞，为福建飞向世界打开了通道。接下来项南就要解决通讯设备落后的问题。项南积极支持省邮电局引进一套先进的万门程控电话，最终决定采用日本富士通公司FETEX-150型程控电话交换机。

这一大胆的举措，意味着连跨四代，即从第一代跨越到第四代。说怪话的又跳出来了：

“吹牛，天下哪有这样跨越的！”

“一代跳到四代，不跳死才见怪！”

项南深入到省邮电局调研，引导他们解放思想，不要按部就班，从实际出发，从一代跨越到四代，来个飞跃。项南提出“以智取胜”的战略。他指出，当今世界，人才是关键，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不可能的就有可能。于是，省邮电局派出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到日本富士通公司学习，从技术上先引进。考虑到当时引进这套万门程控价格较低，经项南提议，省委、省政府研究，拍板成交。

3．项南并不满足这一个又一个“神话”。他雄心勃勃，誓把特区扩展到比香港本岛还大一倍。

1982年11月，继厦门国际机场起飞，又一“异想天开”的大事在神州传诵，福州在全国首家开通了万门程控电话系统，在国际间传为佳话，直拨国际电话时间仅需20秒。项南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打电话，声音清晰明亮，以至赵紫阳以为项南到了北京，问：“项南同志，你到北京了？”

项南说：“我在福州。”

赵紫阳惊奇不已。国际媒体盛赞，福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神话”。

别小看“冠豸之子”，他的心比天还大，他的志比冠豸山还高。当“筑巢引凤”的攻坚战，响起节节胜利的号角声时，项南突然感到2.5平方公里的厦门特区太小了；而“巢”越筑越大，不久侨商、台商蜂拥而进，到哪里去扩展特区的地盘呢？得想出新的点子，把特区做大做强，让“凤”有安居之地，不然我们现在筑的“巢”也放不下啦。

听说邓小平要来厦门视察，项南灵机一动准备把这一心中琢磨许久的大事端出来。事先，他拜访了王震，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厦门的特区扩大到全岛。厦门岛有131平方公里，比香港本岛大了近一倍，四面环海，办经济特区，海就是天然屏障。有人说，这种设想是“空中楼阁”。我说，在厦门能建这样的“空中楼阁”，那就更有吸引力啦！对吧？再说，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语言相同，习俗相近，与金门隔海相望，最近处只1000多米。开放厦门全岛，有利于与台湾“三通”；就对台工作而言，任何一个经济特区都没有这样的优势。王震听后很高兴。示意项南向邓小平汇报。

1984年2月7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之后，来到厦门。陪同的有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邓小平先跟项南打了招呼，说主要是来休息的。

那天晚上，王震邀着项南一起吃厦门线面，席间问项南：“你跟小平同志汇报过没有？”

项南说：“他是来休息的呀！我不好打扰。”

王震用了激将法：“你怎这么死脑筋？他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什么时候休息过？你抓紧主动跟他说一说嘛，大概是你没有什么问题要向他汇报吧？”

“要汇报的问题太多了，”项南说，“最主要的是，厦门特区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即使搞成功，意义也不大。”

王震问：“你有什么意见？”

项南重复地又说了一遍：“我们省委所有同志都认为厦门全岛都应开放。”

王震听了非常兴奋，说：“这个意见很重要，你得赶快跟老爷子汇报呀！”还帮着出主意：“明天，小平同志乘游艇环游鼓浪屿，你可在游艇上向他汇报！”

1984年2月8日，霞光万里，朝阳灿灿，海峡风平浪静，白鹭在海天交接处飞翔，这是厦门难得的早春节气。邓小平、王震、项南以及福州军区、福建省、厦门的其他领导同志，在厦门码头上了“鹭江号”游艇。船舱较窄，一排只能摆下两张沙发。刚落座，邓小平和随行的女儿邓楠坐一排，对面是王震、项南和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游艇离开海面，环绕着鼓浪屿岛航行。

王震怂恿项南：“小平同志耳朵背，你应该坐过去。”

项南不好意思地推辞：“应该你坐过去。”

王震的声音大了一点，有点火气地说：“是我向他汇报，还是你向他汇报？”

声音惊动了邓小平。他回头问邓楠：“他俩吵什么呀？”

邓楠说：“王胡子伯伯要项南同志坐你身边，向你汇报。”

邓小平朝项南招招手：“那就请坐过来吧。”

项南这才坐到邓小平身边，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市区图，汇报了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对厦门特区和对台工作的一些设想。

听后，邓小平问王震：“王胡子，你说行不行？”

王震点点头说：“我完全同意。”

邓小平说：“我看好，没啥子危险。福建应该多做点台湾工作。”

邓小平一锤定音，项南内心十分振奋。他没想到，在厦门建“空中楼阁”，竟不费什么力气。随着邓小平静静点着手指，“巴掌大”的特区，倏地扩展了，竟然比香港大了近一倍。这真是海峡西岸的又一个新的“神话”呀！

接着，邓小平又问项南，特区扩大后怎么个搞法？项南回答：“福建过去是海防前线，经济基础差，希望中央给的权再大一些。”

邓小平问：“你要什么权？”

项南说：“最好是把厦门特区建成自由港。可以参考香港的作法。”

邓小平问：“香港是怎么做的？”

项南说：“我对香港也没很好研究过。不过，我想，香港的主要做法大体是三句话：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听了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兑换？”

项南回答说：“可印发‘特区货币’。”

邓小平说：“这不容易，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项南进而提出另一条意见：单有厦门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最好是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也能对外开放。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等回到北京后，跟北京的同志一起研究。”

第二天，邓小平在厦门湖里工业区管委会二楼厅堂里，挥毫写下：“把厦门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视察特区后回到北京，建设特区的思路更加成熟。1984年2月24日，他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接着，邓小平专门就厦门特区讲了一段话：“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小平同志还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上述资料引自胡少安：《面向海洋——邓小平在厦门》，上海《文汇报》1986年7月28日）

1984年3月18日，中央宣布：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

随即，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了——

1984年4月，福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随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辟为沿海经济特区；

海南省辟为经济特区；

紧接着，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这是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后的连锁反应：一个由特区扩大到沿海，由沿海扩大到内地的多层次开放的经济新格局，在全国逐步形成。

不久，在“加快厦门特区改革开放研讨会”上，项南作了《厦门应该打出自由港的旗号》的发言，在会议内外引发很大反响。

项南精辟地指出，关于自由港问题，我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想法，不只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以祖国统一这一国家最高利益作为出发点，把厦门作为突破口的。以下三个发展过程，前后是一致的：

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发展经济，统一祖国，反对霸权。核心是发展经济。

1984年，邓小平在厦门听取了福建省委把厦门建成自由港的设想。小平同志回京以后，国务院决定厦门可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是五个特区中赋予厦门最重要也是独一无二的政策。

项南分析说，从福建经济发展和统一祖国大业来考虑，把厦门岛（是指便于从海上控制的岛内131平方公里的厦门岛，而不是整个厦门市）建成自由港，必将牵动整个福建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把厦门建成海峡两岸资金、货物的集散基地，实行经贸、金融、旅游、交通、文化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和开发，实行人员自由来往、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的政策，将把厦门特区的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项南接着说，目前，台湾局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两岸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台湾政局的发展，更加需要我们加快和平统一的进程，不断提高两岸经济的依存度，为两岸接触提供更宽松、更有利的条件。

项南强调指出，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方言、风俗、血缘相通，与海外华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独特的地缘经济优势，加上厦门十多年来，在能源、交通、机场、码头、通讯等方面条件日臻完善。以及厦门有八所高等院校，有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厦门岛已基本具备建立自由港的条件。厦门不失时机地打自由港的旗号，此其时矣！

项南提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在自由港建立之前，应当支持厦门把以下工作做好：

一、对进入岛内人员实行落地签证，对特区内人员出境出国依法自行审批。

二、开通厦门与金门的海上直航，允许两岸民航绕道第三地区在厦门起降。为了打破僵局，开头可利用新加坡的华人华侨作媒介，由他们出面办理。

三、海关后移至集美，整个厦门岛均为保税区。因为是岛，极易封闭。

四、先允许人民币、台币、美元在岛内自由兑换，条件成熟后发行特区货币。

五、允许厦门向金门供水、供电，加速厦门与金门“两门对开”的进程，造成“两门对开”的祥和气氛。

项南最后深情地说，自由港关系到对台工作，对台工作关系到祖国统一的大局。我们应加大力度，狠抓落实，我们再也不应当辜负小平同志的期望了。

项南认为，厦门打出自由港的旗号，必将力促“筑巢引凤”更上一层楼，把这场攻坚战打得更漂亮。在这方面，陈嘉庚精神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项南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他对陈嘉庚先生非常崇敬。他第一次来集美学村视察的时候，就对随行的人员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生在福建，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他在集美奠定的办学基础，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1983年春，在项南推动下，由省、市政府出面，在集美学村隆重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70周年大庆。事先，项南极力主张筹委会要编写一本《集美学校70年》的校史，并亲自与福建人民出版社联系，指名一位老编辑作责任编辑。他还亲自题词、写文章。他的题词是：“在陈嘉庚的身上，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和智力开发的光辉。”他在《纪念陈嘉庚》这篇文章中说：“陈嘉庚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越出了国界。福建人敬仰他，中国人敬仰他，华侨和外籍华裔也敬仰他。”“陈嘉庚是爱国华侨的光辉旗帜，是革命事业的忠诚朋友。他受到全国人民和千百万海外华人的尊敬和爱戴，决不是偶然的。”这些话都讲得非常精辟。当时，许多人读了都觉得耳目一新。北京集美校友会为了纪念陈嘉庚先生，由理事长陈乃昌先生主编了一本《回忆陈嘉庚》。项南应邀作序，写了一篇《陈嘉庚的精神力量》。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去年仲夏，我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访问。在我所接触到的华族、马来族和其他民族的朋友中了解到，尽管陈嘉庚离开我们已达30多年，但他的影响仍然深深地留在我国和南洋各族人民的心中。陈嘉庚一生对中华民族和南洋各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跨越国界和跨越世纪的。”

为了大力宣传陈嘉庚精神，加快特区建设步伐，推进“筑巢引凤”工程，1983年5月《厦门日报》发表了项南写的《纪念陈嘉庚》。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时间流逝是很快的。如果陈嘉庚先生还活着的话，他今年该是109岁了。就是他亲手所创建的集美学校，也已70周年了。

我们怀念陈嘉庚，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早年经历过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段屈辱的历史，不得不飘零海外，却又成了一个出色的实业家；也不只是因为他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人民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主要是指他整个一生，总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正义事业一边。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头，他的这一品质表现得尤其突出。陈嘉庚亲自撰写的《重庆与延安》《所闻与所见》，就是最好的见证。

……

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举办的纪念大会上，项南大声疾呼，要弘扬陈嘉庚精神，把我们厦门经济特区办得又快又好，把“筑巢引凤”这场攻坚战打上去，引来更多凤凰，让招商引资之花遍地开放，以实际行动和丰硕的成果来纪念陈嘉庚先生。

在厦门机场通航后，项南又在谋划与机场相关的另一项方案：与外国公司组建合营的厦门特区航空公司，要把这个“巢”筑大筑优筑好。在项南看来，厦门要建设成自由港，对航空业必然有更新更高的需求，也必将极大地促进航空业的发展；与外国合作经营航空公司的最大好处，是厦门特区避免了自身的种种不足，利用外方的飞机、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不长的时间内开辟国际航线，实现厦门展翅高飞的梦想，进而全面带动特区外向型经济的起飞。

1983年10月下旬，国家主席李先念、总理赵紫阳和副总理方毅先后抵达福建视察，他们参观厦门机场时，对这座中国第一个由地方自筹资金修建的国际机场倍加赞赏，尤其对福建向国外贷款搞大工程的做法予以首肯。

中央领导抵达福建后，立即视察了厦门机场。项南汇报说，耀邦同志去年来视察机场工程进展时，我们提出想与外国合作，建立厦门特区航空公司。现在机场通航了。这个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中央领导听罢，果断地表示了与胡耀邦同志相同的意见：厦门机场应该对外开放，可以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同外国合作建立厦门特区航空公司，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航空交通。

中央领导的首肯，鼓舞着项南“筑巢引凤”的决心，他捏紧组建合营航空公司一事，再次提议委派张遗副省长主抓。张遗经过一番考察和比较，决定选择与夏威夷阿罗哈航空公司合作。1983年11月，阿罗哈航空公司董事长程广和博士飞抵厦门，张遗与他多次会谈，双方对合营厦门航空公司均有极大兴趣。经过双方谈判和研究，提出了项目建议报告，随即又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双方确认，厦门航空公司是中外合营的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区域性航空公司，公司遵守中国民航的建制，是独立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具有法人地位。公司借鉴吸收国际上航空管理的先进经验，建立自己的管理体系。

一通百通，步步顺利。厦门特区航空公司的合作方式，对中外双方都有利，也符合国际惯例，项南认为应该迅速决断。他立即将这个合作方案报到中国民航总局，得到沈图局长的支持，民航总局计划司也表示同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对此方案也很赞同。

1984年4月，张遗率领由福建省和中国民航总局组成的代表团（团员包括厦门市副市长向真、民航总局计划司副司长王道和民航上海管理局一位副局长）飞赴夏威夷，与阿罗哈航空公司董事长程广和博士进行实质性谈判，代表团一行人路过香港，张遗拜会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张遗兴奋地谈了此行的目的，许家屯听罢表示怀疑：“怎么没看到报道？你们暗中干，中国民航会同意中外合营航空公司吗？”张遗的答复是肯定的，显得很有信心。他说，我们多干实事，少做宣传，扎扎实实把“筑巢引凤”推向前进。

在夏威夷，张遗一行与对方经过一个星期的磋商后，终于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由夏威夷阿罗哈航空公司出十架飞机组建厦门（中外合营）航空公司，最初阶段主要飞厦门至广州、桂林、上海、杭州等城市，大陆以外航线首飞香港，然后是飞往新加坡、马尼拉和夏威夷等地。

合作协议签订后，新闻界发消息予以披露。张遗一行返回时又路过香港，许家屯设宴为他们接风，祝贺“中外合营航空公司”达成协议。他与张遗都认为，这是新中国民航史上的突破性改革，打破了独家经营的局面。同年4月19日，张遗返回福州后，向项南汇报了夏威夷之行的成果以及许家屯的祝贺。

但是，许家屯先前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摸着石头过河”时，一定会遭遇计划经济和“左”的思潮的惊涛骇浪。果然，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呼之欲出的中外合营厦门航空公司的方案，最后却卡在民航总局计划司，他们推出如下理由予以否决：航空公司不同于一般企业，它涉及国家领空主权问题，地方政府不能随便与外国签订协议，而应该由中国民航统一对外谈判。

消息传来，张遗大失所望。项南也难以平静，他痛彻地感到，福建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上，又一次遇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按说，国际航线都是采取平等互利、对等交换原则确定航线而通航的，你让人家飞进来，人家也让你飞进去。更何况厦门航空公司是中外合营的，并不是外国航空公司；这个中外合作方案，事先也是经过国务院有关领导以及主管部门同意的。

有人不理解“冠豸之子”的性格，只要铁定主意，就难以动摇。项南紧紧抓住邓小平关于“自由港”的论述，抓住中央授权的“特”“灵”，打了一场紧张的不动声色的官司。项南认为，创办经济特区，航空没有自主权，就谈不上真正的对外开放，厦门也就难以建成“自由港”。他鼓励张遗：我们要沉住气，想方设法突破这个体制禁区！

当谷牧副总理又一次来厦门特区视察时，项南和张遗向他汇报了厦门航空公司遇到的困境。项南说：我们这是利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做的一点探索，不能就此完结。张遗说：我们与夏威夷阿罗哈航空公司签订了协议，不能随便毁约啊。谷牧表示，支持他们与中国民航总局交涉。

福建省为此做了最后的努力。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但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厦门特区与夏威夷合营航空公司的方案终于“胎死腹中”。中国民航总局作了自我批评，说是当初对此事考虑不够周到、不够慎重，似乎承担了不履行协议的责任。至此，一切努力都告结束。在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面前，厦门中外合营航空公司的计划终告流产。

项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没有怨天尤人。他退而求其次，鼓励厦门特区政府筹集资金组建厦门航空公司。福建省政府和中国民航总局对此也给予支持。民航同意调两架波音737客机给厦航。这个方案与中外合营的方案相比，在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上都有更大的难度，但是特区有自己的航空公司总比没有强。

经福建省政府和中国民航总局于1984年3月2日批准，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民航总局出资50%，厦门市两家企业各出资25%）。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的问世，可谓迈开了民航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在“摸着石头过河”后，终于长成参天巨树。

张遗副省长此时却遭人暗算，因莫须有的“以权谋私”嫌疑被中纪委调查，但始终查无实据。项南信任张遗这个“苦官”，他始终认为：干事的人，永远比不干事而捣乱的人强。他明确表示，既然查无实据，就应该允许别人工作。在他的坚持下，张遗兼任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

对于厦门航空公司，项南倾注了颇多心血，他以六字相赠：“安全，服务，灵活。”1985年6月2日，项南到厦门视察时，与张遗一同接见了厦门航空公司及航站公司及航站有关负责人。他说，厦航一成立，就要给国内外树立一个新形象，否则就不要搞厦航了。你们是船小好调头，改革要先行一步。

项南对厦门航空公司提出，你们的目标是在近两三年内要飞出去，首先是飞香港、菲律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曼谷，再深入一步到夏威夷、印尼等地。项南强调说，厦航要搞飞机修理、旅店、食品等，可以让外资来独自经营，不行就合资经营，再不行才贷款。要找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子。对外商要让点利，有吸引力。光靠国内贷款是我们一家冒风险，独资是他一家冒风险，合资是两家共担风险。他充满信心地预言：从长远来说，厦门航空公司像经济特区一样，经过努力，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历经时间老人的考验，厦门经济特区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成为全省的楷模，推动着“筑巢引凤”这场攻坚战，越打越漂亮，越打越引来更多的“凤”，引领着八闽大地冲出亚洲，飞向世界。项南这时刚毅而凝重的脸颊上，才露出一丝人们不易觉察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