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追随王明，博古以24岁之龄主政中央；又因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他交权后毫无怨言，并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分裂与王明的右倾错误。当博古以加倍的努力弥补过去错误的时候，一场意外的空难却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博古档案：
姓名字号：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
籍 贯：江苏省无锡县
生卒年月：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 卒年39岁
毕业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学
最高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
博古简历：
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1年——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
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
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
193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同年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
1933年——迁往中央苏区，苏区的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成“中共中央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最高“三人团”，负责政治。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
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同年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1941年——负责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5年——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1946年——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工作。4月8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卒年39岁。
一、“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1931年1月7日，中共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留苏归来不到两年、身份仅为中宣部普通秘书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步登天，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跃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而另一位留苏学生的命运也由此改变，这个人就是博古。
博古本名秦邦宪，于1926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按照校方规定，需要起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的名字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秦邦宪索性以“博古”为化名，并以此名传世。
博古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9岁时父亲病故，从此家境衰落。艰难的生活令博古在学业上更加勤奋刻苦，他14岁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开始接触进步刊物。1924年8月，博古加入锡社，成为苏州支部负责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17岁的博古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1925年7月，博古负责编辑《无锡评论》，9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这所有着大批共产党员执教的学校里，博古结识了很多著名共产党人，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等，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博古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博古突然遭到淞沪警察厅的逮捕。在敌人面前，他坚守革命秘密，经受住了考验，敌人在查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在第二天将他释放。博古被释放后，听说中共中央要选送一批共产党员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立即向党组织写了申请书。经过考试考察，博古获得了这次机会。而此次赴苏，他结识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王明。
王明比博古早一期来到中山大学，因得到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毕业后留校工作，一跃而成为中大秘书，并以米夫的翻译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工作，实际控制了中大支部局，成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在王明周围，曾形成一个被讽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组织，博古就是其中一员。在米夫领导下，博古跟随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反托洛茨基派斗争，给中大造成极大混乱。
博古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四年，这期间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5月，博古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编辑《劳动报》等工人报纸。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李立三是实际负责人。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的决议案，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这时，比博古早一年回国的王明从全国总工会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7月初，王明将同是中山大学同学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找到一起，商议一起反对《决议》的执行问题。
“李立三正准备召集中央工作人员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的执行事宜，我们最好有个态度。”王明首先说明召集大家到一起的目的。
“支持还是反对？”何子述问。
“艾伯特反对他的主张，我们该如何表态呢？”
王明欲擒先纵，特地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态度。艾伯特是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远东局代表，很显然，他的意见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意见。博古历来善于思考，长于雄辩，他随即发表个人看法说：
“我认为艾伯特提出反对意见自有他的道理。”
博古说完，又将自己回国后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和未来形势的估计娓娓道来，亦流露出对李立三和向忠发的不满。博古的态度正符合王明的心意，随后，王稼祥、何子述也同意博古的建议。
于是，在7月9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博古首先站起来，对李立三的长篇讲话提出反对意见；接着王稼祥、何子述发言支持博古的观点；王明最后做长篇发言，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慷慨激昂，指责李立三躲在“左”倾词句的掩饰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他的长篇报告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讲理论，李立三与向忠发讲不过这些留苏学生，让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些留苏学生明显有“小组织倾向”。向忠发当场质问：“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究竟要搞什么名堂？”
尽管在讨论会上几个人大出风头，但没料到，向忠发会采取组织手段对他们予以“制裁”。几天后，博古突然接到向忠发的命令，奉命来到中央秘密机关，王明、王稼祥、何子述也已到场。向忠发也不多说，而是直接宣布对留苏学生“小组织”的解决办法：
“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陈绍禹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从即日起，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秦邦宪到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小报；何子述去天津，王稼祥调香港，陈绍禹调江苏省委另行安排。”
这个处分令四人同时目瞪口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给组织提意见竟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最为沮丧的是博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受到处分，而他回国工作刚刚两个月！这个处分让他感到沉重的压力，对李立三与向忠发的家长作风也更加反感。
四人被拆散了，只有博古与王明留在了上海，此后虽往来依旧，但因害怕被开除党籍，两人再也不敢提反对意见，而是开始积极宣传李立三的主张。
然而，6月11日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确实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在随后发动的各地大暴动、大罢工，以及红军向中心城市大举进攻中，并没有出现李立三预计的乐观局面，事实恰恰相反，在敌强我弱、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暴动与罢工纷纷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严重，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被大大削弱。
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瞿秋白与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此时“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被定为政策、组织上的错误。
然而，10月下旬，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何克全、陈昌浩、李竹声回国，他们向王明转达了米夫的旨意，即李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
王明立即将这个“喜讯”告知博古，两人立刻决定再次对中央发起进攻。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尖锐批评“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此后不久，两人又联名写出第二封信，要求中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开始时，中央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错误已升级为路线错误，瞿秋白、向忠发等人对王明、博古的行为极为反感。
但很快，中央便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才明白“立三路线”已被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好承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合主义”错误。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动、小组织活动深恶痛绝，因此并没有很快撤销对四人的处分。
而这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秘密来华，王明的地位立即发生逆转，博古也跟着大为风光起来。
12月16日，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了对他们的处分。博古被撤销处分后，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米夫的运作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迅速召开，王明一跃而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会后不久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对于自己的左膀右臂、共患难的挚友博古，自然要大力提携，博古由此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王明成为中共中央实际掌权人后，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在白区也推行“进攻路线”，致使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群众被捕被杀。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英租界被捕，24日被杀。在此白色恐怖之下，王明等人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王明于10月18日秘密离沪赴苏，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国党的事情”。
王明赴苏前，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在与周恩来商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后，决定由博古、陈云、张闻天、康生、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自此，博古在刚刚回国一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情况下，一跃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这一年，博古24岁，因年纪轻，被同志们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二、24岁的总负责
王明远赴莫斯科后，博古与临时中央的其他同志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但由于王明对博古的信任，似乎从他那里发出的代表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传达到博古这里，才能保障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王明表现出了对博古比对其他临时中央负责人的更加器重。
博古没有让王明失望，以他的精明强干，越来越多地左右和控制了临时中央，王明的“左”倾路线的指示，由博古盲目机械地贯彻执行，随着博古逐步成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一系列“左”倾冒险的做法，使国统区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共临时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1933年初，在项英、周恩来、张闻天先行离开后，博古和陈云也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由于此时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持排斥态度，博古到苏区后，为了统一领导，避免政出多门，决定将苏区的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在一起，并为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博古外，有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陈云、刘少奇，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负总责。
博古考虑到自己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要求，将在远东局工作的李德调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经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请示，博古的请求被批准。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为了保密起见，特地改用中文名李德。为了照顾李德的生活，临时中央特地为他在瑞金城郊的沙洲坝设置了“外宾公寓”，那是一座单独建造的房子，地点选在一片稻田的中央，因此又称为“独立房子”。
几天后，博古便在李德的“独立房子”里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博古、李德外，还有张闻天、项英、刘伯承等。当时周恩来与朱德在前方，王稼祥受伤住院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博古在会上宣布：从此李德直接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
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本来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但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李德一到苏区便给了他主管甚至领导军事工作的权力，博古与李德的私人关系也极为密切，两人经常用俄语说说笑笑，有时还一起打扑克或纵马出游。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此次“围剿”，蒋介石根据对中共力量和红军惯用的战术，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采用“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避免被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牵着鼻子走，避免被红军“诱敌深入”而被围歼。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以达最后歼灭红军的目的。
红军面对构筑绵密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围剿”军，经过近两个月浴血苦战，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遭受很大损失。
正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受到挫败之际，福建事变爆发了。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如果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势必为第五次反“围剿”提供胜利保障。也正因为这样，蒋介石迅速改变计划，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就使得“围剿”前线兵力减弱，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一个绝妙的机会。
但是，博古与李德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不仅不与十九路军配合，侧击向延平推进的“讨逆军”，反而将红军主力西调，撤出闽赣边界。在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苏区红军错过了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天赐良机。
在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之后，将入闽蒋军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组成东路军，迅速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合围之势，而苏区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开始全线转入阵地防御战。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向广昌大举进攻。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方大门，敌军企图突破广昌，进入中央苏区中心，与红军主力在此决战。
为了加强对广昌战斗的指挥，李德、博古决定将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在广昌南三官殿设立北路阵地野战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李德为实际上的总司令，并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指挥部队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式，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抵御敌人的进攻。
红三军团彭德怀认为这种作战方式行不通，他再三强调：
“广昌不能固守，我们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与装备远在我军之上。”
“那只是一个方面。”博古从感情上无法接受放弃广昌，他强调，“我们的野战工事并不比他们的差。”
“是的，我们有坚固的工事，在阵地防御的基础上灵活实施短促突击，可以弥补装备之不足。”李德更不愿听彭德怀的反对意见。
但是彭德怀说：“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敌军有，再坚固的堡垒也难以抵御飞机大炮的轰炸。如果固守广昌，我的第三军团一万二千人，不出三天，将全部被毁灭，广昌自然也守不住。”
但是，李德与博古听不进彭德怀的意见。从4月10日开始，在博古、李德的集中统一指挥下，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国民党军七个师又一个炮兵旅，在每天三四十架飞机的配合下，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进攻，使红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尽管红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最终未能成功抵御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博古、李德被迫下令撤退。28日，红军撤出广昌。
广昌战败之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7月，国民党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为了全面御敌，李德命令“分兵六路”，“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由于兵力分散，进攻时兵力不够，难以消灭敌人，防御时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结果六路把口全部被击溃，节节防御变为了节节败退，以致红军死伤惨重。
10月初，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宣告失败。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中央红军主力与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三、英烈之血满湘江
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有多长。由于红军突围的方向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试图与贺龙的红二军团、肖克的红六军团在湘西会师，因此内部叫作“西征”。
按照李德的安排，这支8.6万人的庞大队伍携带了很多辎重，将苏区各个机关、银行、工厂所有值钱物品都放在了骡、马、驴的背上。也就是说，队伍里有一大批运载物资的牲畜，驮着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机器设备，还有几千名挑夫，用几千副担子挑着苏区的各种“坛坛罐罐”。这哪里是行军打仗，简直就是“大搬家”，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
“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红军成功突破了三道封锁线，面临的下一道难关，便是贯穿湖南全境的湘江。中央红军要与湘西黔东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须渡过湘江。
而此时，蒋介石已洞悉了红军的去向，预料到红军要渡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即调集40万大军，于11月22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已入湘的第六路薛岳部、周浑元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入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洲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而白崇禧因担心中央红军攻取桂林，于24日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红军乘机进入广西。如此一来，全洲、兴安一线出现敌兵力空虚地带。博古、李德看准时机，与中革军委于25日研究决定，从全洲、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应该说，中革军委这个决议抓住了有利时机，倘若整个队伍轻装上阵，迅速渡江，或许会顺利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然而，过多的“坛坛罐罐”造成行军的缓慢，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二、第四师各一部顺利过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后，后续部队却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
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何键的“追剿军”第一路由全洲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二师发起进攻，白崇禧的桂军主力也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在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而何键的“追剿军”第二路在飞机掩护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一时间，炮声隆隆，炸弹在江水中激起冲天水柱，每一声爆炸都会溅起一片鲜血，碧绿的江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江面上浮满身穿灰色军装的战士的尸体。那些挑来、驼来的机器、行李、各种辎重等，被丢弃在渡口道边，连同倒下去的战士、挑夫和骡马，到处一片狼藉。大火在燃烧，渡口江面混乱不堪，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争相渡江，马嘶人叫、枪声炮声、飞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
这样一副惨景，是博古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他和李德骑马来到湘江东岸渡口的一个小丘旁，见周恩来已经来到这里，便翻身下马，几人观看着混乱的渡口和江面，焦急不安，而又一时无语。
就在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跑过来，向周恩来报告说：“刘总参谋长说渡口太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江？”
“都什么时候了，还讲建制、单位？”博古此时已急得乱了方寸，不等周恩来答话，便对孔参谋说，“冲过去一个算一个，冲过去几个算几个！”
“这样怕不行吧？”周恩来临危不乱，他说：“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越是非常时期越是要讲求秩序。”
“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利通过，可现在上上下下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
“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好，乱了秩序。整理好秩序，强调纪律，会提高速度，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
“好”。博古觉得周恩来说的有理，便将手一挥，对孔参谋说，“你赶快回复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
经过整顿秩序，红军渡江加快了速度。在渡江部队与“追剿”军展开生死搏斗的时候，在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处，各部红军与数十倍于己的优势之敌展开激烈战斗。在各军团的掩护下，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终于渡过湘江，进到西延山区。
然而，担负掩护任务和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在掩护红军所有部队过江之后，于12月2日赶到湘江东岸准备过江之时，江岸已被敌军严密封锁，而退路随即被切断。敌人集中所有兵力猛扑过来，他们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搏杀，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被俘，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最后只剩下97人，在一名团长的带领下躲进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之中。
中央红军终于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渡江之后，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多人；而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一战，红军死亡人数竟有30500多人！
看着溃不成军的红军队伍，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渡江后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使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正朝这个方向走过来，聂荣臻一眼看到博古对准脑袋的手枪，立刻喊道：
“你要干什么？”在博古的惊愕之中，聂荣臻已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博古面前。聂荣臻毕竟比博古经历的事情要多，他语重心长的对博古说，“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博古看着聂荣臻，慢慢放下举枪的手。
红军渡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但蒋介石并没有死心，仍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贵州一带。他重新调兵遣将，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迅速布置好埋伏圈，只等着红军进入埋伏圈，收紧口袋聚而歼之。
12月12日，在湘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外一个村庄里，中共中央借用一户农民的厢房召开短暂的“飞行集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李德仍然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初衷，他说：
“我们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处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这仍然是战略转移之初的想法，如今国民党军队四面围追堵截，关键是怎样最后突围并甩掉敌人的追击。对此，李德的主张却极为简单，那便是让敌人超过我们，红军躲在敌人后边转向北方。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主意，也只有这样办了。”博古无可奈何地表示，“现在看来，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但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怎么突破敌人的重围会合，李德的方案显然不具说服力。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生死关头，毛泽东表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钻进蒋介石“请君入瓮”的圈套，只有向敌人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进攻，才能摆脱困境。毛泽东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现状，认为贵州敌人力量最弱，进军贵州可以争取主动，同时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首先表示赞同，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挽救红军命运的可行性方案。平时不大发表意见的王稼祥也随即做出赞同的表态。
在此前，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的领导，项英等人认为毛泽东在苏区经营已久，有专擅的作风，因此在长征初期，毛泽东的观点未受到中央重视，毛泽东甚至自叹已成为可有可无之人。
但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被朱德和周恩来认可，朱德觉得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主张谨慎行事。周恩来的观点举足轻重，他最后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见大家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气愤地离开了会场。博古的心情十分复杂，惨重的失败使他痛心疾首，血的教训使他清醒了许多，他平心静气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从大家的分析中，感到李德死打硬拼的战略太过冒险。如今红军队伍已太过疲惫，进军贵州，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
“放弃原计划，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博古最后表态。
以博古总负责的特殊身份，他这一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次会议为长征战略思想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根据中革军委的重新部署，12月13日，红军大举进军贵州，1935年1月3日，红军一举突破乌江天险。1月6日夜，红军炸开了遵义城门，并于次日凌晨占领了这座贵州省第二大城。由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将来临。
四、遵义会议
进入遵义后，博古将周恩来找来商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认为：“现在大家思想比较混乱，有必要统一一下思想，研究一下下一段的战略部署。”
“这样很好。”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大家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高级将领中不少人有牢骚，如果大家思想不统一，下一步的工作很难开展。”
于是，两人研究决定，由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军事方面的报告。
此时，毛泽东与张闻天也在研究开会的事情。张闻天与博古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回国后两人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同时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两人开始产生意见分歧。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被调到中央政府工作，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有了比较多的接触。长征路上，张闻天与毛泽东谈及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问题，感到毛泽东的分析很有道理。
由于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希望他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系统发言，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上的一幢两层花园洋房内举行，会议先由博古做总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认为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随后周恩来所做军事方面的报告中，客观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问题，认为这次战争的失败既有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也有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的报告令博古深感不安，担心周恩来过分强调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会降低“三人团”的领导威信。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周恩来发言结束后，仅仅沉默了片刻，毛泽东开始发言，矛头直指博古，对博古的报告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紧接着张闻天站出来，也明确提出发对意见，会场气氛骤然紧张。
更令博古出乎意外的是，张闻天有备而来，他在表示反对意见之后，胸有成竹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而这份提纲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写成的，基本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他条理清晰，有理有据，痛批了博古，严厉批评了李德。
而接下来毛泽东的长篇发言，给了博古与李德更加激烈、尖锐的批判，并且提到路线的高度，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三人团”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
第二个阶段，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
第三个阶段，犯了撤退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刘伯承、陈云等的赞同与支持，唯一不同意毛、张、王意见的，只有何克全（又名凯丰）。就连一向谦逊的朱德，也在这次会上心情沉痛地指出：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这句话戳在博古心上，令博古感到无比心痛。其实，在广昌战役之后，博古就已感到了不堪重负、力不从心。关乎几万人命运的一副担子，放在一个留学归来没有什么实践经验的二十七八岁青年身上，博古确实感到这副担子太沉重了。但若是让他在一片批评声中下台，对他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在当时的氛围下，博古表现出了身为领袖的良好民主作风，耐心、平静地听完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但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坐在桌边的靠背椅上，这才感到了压抑、沮丧和愤怒。毛泽东的批评尖刻是在意料之中的，张闻天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却令他大感意外，而王稼祥作为他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在反对“立三路线”中曾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则令他无法接受。
对于聂荣臻、刘伯承等人的指责，主要还是因为军事上打了败仗，但那是李德指挥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当时很多人承认他在军事方面的指挥才能。如今打了败仗，便将这个责任一股脑地全部推到了博古身上，博古为此感到委屈、不公。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也是最实际的，打了败仗的指挥员无疑要对战败负责。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做出决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高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负责，其中李德和博古应负最高责任。
会议做出决定：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在中常委的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与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权，但博古总负责的职务并没有被撤销。然而，他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地位已经动摇，1935年2月5日，红军到达了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由于这里地处三省交界处，天亮公鸡打鸣，三个省的人家都可以听到，因此这个村子又叫“鸡鸣三省”。
红军进村住下后，张闻天找到毛泽东说：
“博古在遵义会议中受到大家批判，思想上并没有想通，还有抵触情绪，恐怕再领导下去会有很多困难，大家也会不服气。”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但考虑到要与周恩来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换意见再做决定，于是当天找到周恩来，说明张闻天的意见。周恩来没有提出异议，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的领导工作已明显遇到困难，因此周恩来提议，博古下去以后由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
毛泽东的考虑是周全的，由于共产国际更信任留苏学生，由张闻天出任最高领导一来对莫斯科好交代，二来可以团结一大批留苏归来的干部。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来到博古的住所，想先与博古沟通一下。虽然以往周恩来与博古常来常往，但周恩来此次登门，令博古十分敏感，他首先问：
“找我有什么事？”
周恩来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因为他担心直接说明来意博古会接受不了，便用眼睛看了一下窗户下边的两只铁皮公文箱。博古既然对周恩来登门极为敏感，见周恩来注意到铁皮公文箱，自然立刻明白了其中含义。尽管这样下去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希望有个机会改正错误，但事已至此他反倒心情坦然了，他说：
“恩来同志，你今天的来意我已经想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领导下去了，他们已经不再听我的了。谁来接替我？”
“决定让洛甫接替。”周恩来回答。
“好，明天让小康把公文箱送过去。”博古干脆地说。“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去干。”
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克全听到消息，劝博古不要交权。博古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听从何克全的劝阻。
随后，政治局五位常委开会重新做了分工，一致同意由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2月6日，代表着中共中央总负责权力与身份的两只铁皮公文箱，送到了张闻天的驻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之职，并在2月至7月间代理总政治部主任，8月出任主任之职。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觊觎中央领导权，曾企图拉拢“遭受过遵义会议贬斥”的博古。1935年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正因为这样，当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时，发表决议宣布：
“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一切职务并开出党籍。”
这足以说明，博古已坚定地站到毛泽东的一边。
五、为赎罪将功补过
10月19日，博古随中央抵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博古心中的负罪感也有所减轻，他曾内疚地说，在他的领导下，“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幸亏“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结束后，博古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发展陕北经济以及为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等，做了大量具体的政府工作和组织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当日本侵略者加快侵华步伐之时，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抗日，将其扣留在西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便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13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会议，商议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与方式，随后回复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四日后，周恩来抵达西安。紧接着，博古和叶剑英也赶赴西安。途中，博古不无忧虑地对叶剑英说：“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而此时除了蒋介石，谁有能力来领导这场对日战争呢？因此，虽然我也痛恨蒋介石，但我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了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先后赴上海、庐山，与国民党要员蒋鼎文、宋子文等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具体磋商，然后在庐山与蒋介石举行了公开谈判。
此后，博古等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直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博古出席了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加强党对南方各地抗日活动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当选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任书记。
就在博古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时，11月29日，博古当年的“密友”和“上司”王明携妻子与康生等人，乘坐苏联飞机抵达延安。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博古根据中央指示，自南京赶往延安参加会议。
王明在会上做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全国抗日部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
博古深感王明强调的“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后反复强调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有分歧。此时的博古与六年前相比，显然已经成熟很多，虽然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身份博取了许多人的信任与赞同，但王明仿佛钦差大臣一般的气势令博古很快明白了王明的意图所在，他不得不选择与王明保持距离。
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党的工作。
12月18日，博古与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孟庆树等人一同抵达武汉，入住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这里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机关都秘密设置在89号第四层的大石洋行内。
为了工作方便，几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由王明任书记，博古任委员，兼任组织部部长。在此间的工作中，博古始终没有与王明有任何亲密的表现，尤其是王明想要在武汉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让博古更加敬而远之。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新设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何克全、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任中央南方局常委，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在任组织部长的同时，负责社会部和国际问题研究室。
南方局正式成立后，博古等人陆续到达重庆，开始时住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机房街，后来机房街的房子在日机轰炸重庆时被炸毁，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便搬到地处重庆郊区的红岩，驻扎在大地主饶国模的庄园里。饶国模虽然是地主，但本人开明进步，他的儿女都参加了共产党，因此很支持共产党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的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在领导整个南方白区党的工作中，始终处于秘密状态。红岩办事处的周围设有竹篱笆，当时叫它“竹城”。竹城外边驻扎着国民党宪兵三团的一个连，专门负责对中共的监视。南方局的工作人员都穿军装，戴臂章（十八G）。为避免发生意外，外出必须两三人以上同行，而且男性穿西装，女性穿旗袍。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一些统战工作大多在重庆城内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完成。
这一时期，博古主要忙于党的建设工作，对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调整、配备和教育干部，整顿、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建立健全党的地下交通，领导地下党贯彻执行隐蔽方针等，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
博古向来“善于鼓动”，他声音洪亮，演讲时总能很好地调动听众的情绪，使听者随之热血沸腾。尤其博古一笔在手，能著能译，又通晓马列主义理论，是办报的最佳人选，因此毛泽东亲自点名由博古筹办《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同时，博古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六、“秦邦宪死于秦”
全面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和平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根据双十协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2月初，博古受命担任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到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工作。宪草审议委员会是根据政协会议决议而设立的，其最高职责是根据政协会议拟定的修改原则及汇总整理各方意见，制订《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各方面推出的各党派代表25人组成，其中中共代表有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何思敬五人。
博古万万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工作、战斗岗位。在过去的五年中，他在新闻战线工作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从艰苦创业开始，如今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已形成一套强有力的战斗机构，他已经成为解放区新闻战线最有权威的指挥官之一，但是，历史又将他推向新的岗位，他依旧无条件服从。
2月13日，博古与董必武等人飞抵重庆。在见到参加政协会议的陆定一时，这位老战友笑着对他说：“政协会议开完了，现在看你的戏了，看你们起草宪草了。”
毫无疑问，尽管政协会议已经做出决议，宪草的起草工作并不会一帆风顺。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绝不会轻易接受政协会议所做出的各项决议，一场维护政协决议与反对政协决议的斗争，从政协会议闭幕便已开始，宪草审议工作便成为了这场斗争的重要环节。
事实正是如此，在连续召开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上，国民党代表用种种借口企图修改政协决议，博古等中共代表为维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急需向中央报告和请示，4月8日，博古与王若飞由重庆飞往延安。
博古乘坐的是一架美制C47式运输机，由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兰奇上尉等四人负责飞行任务。与博古同机的还有12人，包括王若飞，王若飞的舅舅、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及其孙子黄晓庄，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囚禁、经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交涉被释放的叶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11岁女儿叶扬眉、三岁儿子阿九，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人。
博古起飞前一日，即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发电：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同志于4月8日上午，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
4月8日上午，美制C47式运输机自重庆准时起飞，首先飞往西安加油和休息。途中，天空下起小雨。飞机抵达西安后，博古等人又一次向延安发电，称飞机将准时到达延安。
当天延安上空阴云密布，云雾缭绕。下午2时，天空还下起了蒙蒙细雨。直到下午4点，飞机也没有出现，在机场等待的人们纷纷离去，毛泽东和朱德心中十分不安，立即指示向西安发电，询问原因。5点，西安回电称：该机未曾返航。
正如西安回电所称，飞机从西安起飞后并没有返航，而是在途中迷了路，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的方向，但飞机却朝着东北方向的晋绥边区飞去，误入了山区。在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里，因能见度太差，当飞行员看到面前的大山时，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
4月8日下午2时左右，博古所乘坐的美制C47式运输机轰然撞毁于黑茶山，全机17人全部罹难。
飞机撞毁的巨响声惊动了黑茶山下村庄里的村民，由于天气不好，村民们没有立即上山查看。9日上午，有村民上山打柴，发现了撞毁坠落的飞机。上前查看，发现了遇难人员的尸体以及遗物，立即到区委报告。区委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从未烧毁的遗物中，搜索到博古和黄齐生的印章以及一些文件、报纸。尤其重要的是，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一张名单，上面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13人的名字，这些人身份非同一般，区委立即派人将此事报告给中共晋绥分局。
晋绥分局得到消息，一面报告中共中央，一面派公安局长周怀瑾带领警卫连一个班的战士赶赴黑茶山。11日拂晓，周怀瑾带领战士们到达黑茶山下，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当天中午到达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的残骸斜躺在距离山顶约四里远的山坡上，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周围布满飞机机体的碎片。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已经被烧光，到处散落着燃烧过的木炭，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汽油味。在距飞机残骸约20米的地方，有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覆盖着树木燃烧后的黑灰。
战士们在飞机四周找到烈士遗体，只有脸部依稀可见。战士们和村干部将烈士遗体抬到山下，停放在村里的打麦场上。在现场，战士们还收集了未烧毁的文件材料，以及之前村民发现的博古和黄齐生的印章，两枚被烈火烧坏的圆形证章，上面蓝底白字写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当天，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锄奸部的科长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经过大家分析，最终排除了人为原因，认为是一起由气候引发的意外事故。由于当天气候恶劣，能见度极差，飞机迷航飞越黑茶山时，撞山爆炸起火而坠毁。
当晚10点，中共中央得到飞机失事的报告，并将此消息告知烈士家属。博古的妻子张越霞虽然早已猜测博古可能遇难，但当她得到确切消息后，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失声痛哭，几欲昏厥。
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博古等人遇难的消息，沉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隆重公祭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四八”烈士们的
遗像，会场四周挂满孝幛和挽联，花圈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挽词。横梁上挂着中共中央书记处所题送的大匾，上面写着“变悲痛为力量”。前来参加公祭大会的各机关、工厂、学校的干部、群众、工人、学生及各界的人士、周围数十里的群众，共有三万多人。
同一天，在陪都重庆，由孙科、张澜、吴铁城、邵力子等119人发起3000人参加的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由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做主祭 ，郭沫若宣读祭文：
秦公博古，南方之强，
守正不阿，寡默深藏，
为民请命，锐不可当，
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
随着颤抖的朗读声，郭沫若双颊淌满了热泪。
周恩来在大会中报告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他声音低沉地说：
“邦宪同志来渝从事宪草起草工作，为民主宪法的产生而努力，此次因宪草问题回延安报告，竟以身殉。……他们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事业走到最后一口气，流了最后一滴血，以致粉身碎骨。……我们要把悲痛的心收起来，化成团结的力量，冲破黑暗，迎接光明。”
七、博古的婚姻之路
博古的命运中充满了很多偶然：偶然得知中山大学招生，得以赴苏留学；偶然结识王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而在王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他这个刚刚回国工作一年的毛头小伙子，偶然得以进入临时中央担当大任。而他与妻子刘群先的相遇相识，更是充满了偶然。
这段偶然成就的美好姻缘，发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底，中国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劳工大会，由于代表们大都不会俄语、英语，便请来中山大学几位俄语水平较高的中国学生到大会担任翻译，博古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自然在参会之列。在这次大会上，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国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
姑娘叫刘群先，说她与众不同，倒不是因为她有倾国倾城之貌，而是因为她特有的气质：朴实、干练、亲切、柔和，谈吐大方，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刘群先》中描述她：“身材短小结实，样子很精干”，“说话的声调不高，悦耳动听，往往闪动睫毛，睁大了眼睛，带着几分稚气望着你。”
加上她原本容貌靓丽，虽个头不高，却秀美端庄，皮肤光滑有光泽，头发黑亮，很快在工人代表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博古的目光。令博古感到兴奋的是，刘群先与他一样，也是来自中国无锡。
“你好！”博古首先与刘群先打招呼，“在异国他乡听到无锡乡音，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你也是无锡人？”
“是的，我在中山大学读书。”
“我出身纺织工人，10月份刚到东方大学学习的。”
博古知道，能参加这种盛会的工人代表，一般都是工运领导，对刘群先不由得肃然起敬。
刘群先出生于无锡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出生18天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患有严重哮喘病，一家人生活十分艰辛。刘群先九岁时便和姐姐一起编结发网出卖，春天则到山上拾蚕，待结茧出卖，一家人拼命赚钱，才得以维持生计。刘群先11岁时，母亲为了给哥哥成家，将刘群先卖给美孚火油公司一个技师的继子当童养媳。从此，刘群先开始了每天早上向技师夫妇叩头请安、伺候技师全家人的苦难日子。
长期的食不果腹和过度劳累，影响了刘群先的成长发育，她个头矮小，身体日益消瘦，母亲最终将她接回家中。但母亲很快离世，刘群先面临的仍然是三餐不继的生活。她与哥哥四处借债，才凑够20元钱将母亲安葬。但这20元的债务兄妹俩怎么也无法偿还，每逢年关债主上门，都要遭受一顿辱骂。
为了维持生计，1924年起，刘群先先后在无锡庆丰纺织厂、申新三厂、德兴丝厂做工。小时候的经历，使她比同龄人早熟，同时她为人耿直，喜欢打抱不平，敢为工人争权益，深受工友们的喜爱与尊敬。
1926年5月，刘群先积极参加无锡丝厂女工总同盟罢工，并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北伐军抵达无锡后，刘群先出任无锡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负责丝厂工会工作。6月又被调到上海工作，并在不久后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10月，刘群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世界劳工大会。
“我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以后多向你学习。”得知了刘群先的经历，博古真诚地说。
“你理论水平比我高，我应该向你学习。”刘群先的话同样发自肺腑。
两个同龄人很快热络起来，两个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很快走到一起，1928年5月，两人在莫斯科结婚。不久，刘群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秦钢。
1930年5月，刘群先与博古一同回国，先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后来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并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但就在长征之前，刘群先被国民党飞机投下的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导致流产，身体未康复便参加了长征，并担任红一方面军妇女队队长、干部休养连工作组长，行军中吃住在休养连里，身体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长征途中又再次染病，致使身体每况愈下。
长征结束后，刘群先出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此后，刘群先的病情加重，身体更加虚弱。经组织研究决定，刘群先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一同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
刘群先赴苏前已怀有身孕，到莫斯科后生下女儿秦吉玛。然而由于刘群先一直住院治疗，秦吉玛出生后便被送进了保育院。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轰炸莫斯科时刘群先被疏散，此后下落不明，有人猜测，她在德国法西斯的轰炸中牺牲了。
博古与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张越霞相识，是在他1937年赴南京工作之后。
张越霞比博古小四岁，出生于浙江浦江一个中农家庭，自浦江县启文女子小学毕业后，张越霞又考入浦江县高小，并参加了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筹委会发起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张越霞发表演讲，展现了她良好的口才，受到广大学生的推崇，但也因为这次“出风头”，张越霞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7年2月，张越霞出任浦江县妇女协会负责人，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是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在众多党员脱离共产党之时，张越霞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显示了她对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念。投入革命后，根据党的需要，她回到浦江县开展工作。11月，浦江县党组织负责人朱锡吾找到张越霞，通知她去参加党的会议。从此，张越霞与浦江党组织正式取得联系，正式开始了党的组织生活。
1928年7月，浦江县党支部在钟鼓楼上召开会议，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张纪恩参加了这次会议。朱锡吾向张纪恩说明了在浦江开展工作的困难，并特地谈到张越霞失业在家的情况，张纪恩决定在上海为张越霞找一份工作。
随后，在张纪恩的介绍下，张越霞来到上海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油印处工作。文书科油印处共有四名党员，由张纪恩负责。张越霞负责文印、内部交通、警报等机密工作。她工作热情高，不畏艰险，加上机智聪颖，总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得到张纪恩的认可。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逐渐产生爱情，不久便结为夫妻。
1931年6月22日晚，张越霞与张纪恩在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党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地，正准备休息，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张越霞意识到有情况发生，赶紧将窗台上作为警报信号的洗米篮子打掉。这时候张纪恩前去开门，门一打开，便冲进一群军警，将张纪恩和张越霞等人逮捕，押到英租界巡捕房。后来张越霞才知道，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
随后，张越霞夫妇被转到国民党侦缉队拘留所，张越霞先后被提审两次，始终坚称自己是一名家庭妇女，刚来到上海，什么都不知道。张越霞在侦缉队被关了半个月后，转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在这里，张越霞又经历了两次审讯，审讯中，法官拿出向忠发的照片给他看，问：
“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从没见过这个人。”张越霞看过照片，坚决地摇头说。
由于敌人在张越霞口中得不到有用信息，也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共产党员，审讯三次后将其释放。可张越霞出狱后才知道，年幼的女儿已死在了巡捕房孤儿院中。
后因种种原因，张越霞与张纪恩脱离夫妻关系。后来，张越霞在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中，于1934年11月23日在法租界再次被捕，并很快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又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由于叛徒出卖，张越霞身份暴露，但她仍守口如瓶，不透露有关党的任何信息。1936年夏末和1937年夏，张越霞先后两次被送进南京首都反省院，任凭敌人威逼利诱，始终不为所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根据国共协定，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代表熊天荆与反省院交涉，1937年9月，张越霞被释放出狱。获释后，张越霞被安排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就是在这里，博古与张越霞相识了。
当时博古正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他早就听说了张越霞在狱中坚贞不屈，心中暗生佩服，见到张越霞本人，朴素、秀丽，更是对她多了几分关注。
此后，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张越霞一直在博古的领导下，先后任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和南方局组织部干事。在长期的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后经组织同意，由董必武做证婚人，博古与张越霞于1940年秋季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直到1946年4月8日博古不幸罹难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