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张宪文：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誉资深教授
步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荣维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
话题缘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一系列重要讲话，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更广的层面拓展。今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阐明了抗日战争研究和宣传的方向。那么，近些年来，我国抗日战争研究取得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领域亟须深入？如何拓宽视野深入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怎样提高我国抗战研究与书写的话语权呢？本刊特邀请专家进行深入探讨，以飨读者。
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能使抗战的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这也相应地要求加强抗战史研究，取得在二战史研究中应有的话语权
主持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是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刚刚过去的12月13日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第二个国家公祭日，国家纪念日和公祭日的设立有何意义，对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有何作用？
荣维木：为什么选择这两天作为国家纪念日？是因为这两个日子最大程度地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经历和光荣经历。而这两种经历都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应该永远铭记的。确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以这样的方式缅怀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其他战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烈，铭记由那些英烈事迹集合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光荣经历，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步平：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可以使我们把来自个人的、村庄的历史记忆汇总、提炼，升华为集体、国家和民族的记忆，更能使这份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避免遗忘与麻木。而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我们还需要把国家、民族的记忆进一步升华，使之成为世界性的人类共同历史记忆。
张海鹏：关于抗战史书写的话语权，过去基本只是在学术界进行，在国家层面讲得不够。今天中国经济强大，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因此，国家应该发声。像今年纪念抗战胜利的大阅兵，既提高了话语权，也彰显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促使国际社会各界思考我们为何这样做，中国在二战中究竟做了什么，有利于他们去认识和认可中国在其中的作用，这也为提高我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史研究中民族战争的视角得到更多的关注
主持人：怎样看待近些年来抗战史研究的进展？
汪朝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抗战史研究，多半建基于“人民战争”的概念，以敌后战场为中心。于历史事实而言，这确实是当年抗战中的敌后游击战所走过的路。抗日战争的“人民战争”论，是强调抗日战争的革命意义，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随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具有一气呵成的连贯性，由中共革命建政的视角观察，其间有机的逻辑联系，一目了然。
以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发端的抗战史研究大潮的来临，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着眼点开始大幅度扩展，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以及与正面战场相关的诸多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诸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国民政府的战时因应、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战的意义、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等等，得到了学界的重新审视，出现了众多研究成果。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史研究，民族战争的视角得到更多的关注，在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这是非常顺理成章之事。例如，抗战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意义，已然被学界所关注。日本的入侵，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国破家亡”，从而自然而然地焕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中国不会亡”的高昂呼声，如同法国《人道报》当年的评论所言：“许多年以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矗立了起来。”由此出发，抗战时期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才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张海鹏：近10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又取得了新进展。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史》着眼于14年抗战，叙述6年局部抗战和8年全面抗战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反映了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壮丽史诗，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这本书的贡献是提出了14年抗战的概念，强调了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强调14年抗战是有重要意义的，有利于把日本对华侵略联系起来考察，说明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中国的抗战就开始了，局部抗战也是抗战。当然也应认识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抗战的形势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就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是在国共两党取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识后在国家层面形成的抗战，是中华民族动员起来的全民族的抗战，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做战略配合的抗战。
日本侵华的罪行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史料匮乏，还需深入发掘和研究
主持人：近些年来，您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以及抗战史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工作，如您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大屠杀全史》等，被认为是世界上关于南京大屠杀最翔实的史料集。在抗战史史料方面，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张宪文：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十分猖獗，不断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否认侵华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在这种形势下，加强日本侵华罪行历史的研究，揭露其真实面貌，显得日益紧迫。然而，我们的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其中有些罪行史的研究，史料匮乏，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有关部门应该引起关注。
多年来，我们十分重视抗日军事史的研究，但是，对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后果关注不够。事实上，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严重挫折，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譬如：日本侵华造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的巨大变化。其一是大规模战争、遍及各地的自然灾害和不断爆发的各种严重瘟疫，造成中国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其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人口的自然流动是正常现象，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却造成中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常的被动迁徙。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广大沿海地区各省人口向内地尤其是西南地区大规模流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大量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和文化财产，使中国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和破坏。人民的生活无法安居乐业，各种灾难不断降临，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极度的不安和恐慌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日本侵华导致中国人民思想分化、人格变形，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形形色色的思想，侵蚀着中国人民，不断地改变着优秀的中华文明。
日本侵华带来的中国社会大变动，虽然也促进了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大量收集这方面的史料，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危害。
就宏观而论，未来的抗战史研究至少在现代化和国际化两个方面亟待深入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时指出，要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确定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那么，您认为从宏观来看，抗战史还有哪些重要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汪朝光：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抗战史研究有待发展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研究空白及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仍然很多。如果就宏观而论，未来的抗战史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亟待深入。一是现代化视角的战争观察。中国的抗战，确实打得非常艰难，甚至于在八年的全面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然没能守住一个想守住的大中城市（上海坚守了三个月，衡阳坚守四十七天，长沙四次会战最终仍然失守），与苏军在苏德战场坚守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成功范例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上海以德式装备的最精锐的一个集团军（三个师）的压倒性数量优势主动发起进攻，仍然不能歼灭为数远少于己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其间反映出的，其实是中日两国当时巨大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水准差异。须知，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建基于此，中国也无法形成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更不必说，现代化是综合性水准的考量，以抗战时期最为后方民众所诟病的被强迫“抓壮丁”式的征兵制为例，也不过是现代化程度低下的某种反映而已。很难想象，一个连正常的人口普查和户籍制度都没能建立的国家，能够建立现代的征兵制度。因此，有关这场战争研究的现代化视角便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对此有透彻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多重面相。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战争观察角度，是国际化的视角。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便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而与远东国际关系及相关各大国的博弈有千丝万缕的纠葛，战争的进程既受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强烈影响，又以自身的力量影响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战争，蒋介石认为，“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极点”。然而，美国的参战固然使蒋介石从此不再担心单独对日抗战的种种艰辛，但也使蒋介石在对美关系中因美国的强势而不时处在被动地位，直至发展到美苏协调订立“雅尔塔密约”，严重伤害到中国的主权。如果我们对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没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能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得失有充分的评判。再者，对于中国在战争中的对手——日本，现有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仅从现有研究中较少引用日文资料的现状，我们便可知在这方面能做的事其实还有很多。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拓宽中日历史学术研究的对话空间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讲话中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日战争史时的惯用套路。在中国抗战史的学术研究中，怎样认识史料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
荣维木：如何处理史料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我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我参加过中日两国政府主导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共同研究中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那就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历史定性，日本学者倾向于史实考证。这就有了如何处理史实与真实的关系问题。举个例子，在讨论中，日本学者提出，在史料中根本找不出日本战时实行“三光政策”的命令文件，倒是有纠正“三光”的命令文件。我发表意见说，这种看法是史实，却不是真实。真实情况是，正是由于日军普遍地实施了“三光”，于是才有了“纠正”的命令。类似的情况，在讨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时候也出现过。由此可见，从史实中看到真实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强调真实的时候，却特别要严谨地描述史实，这是因为，你说了100件史实，其中99件是确凿的，只有一件不确凿，那么确凿的史实也会受到怀疑。
步平：历史学者重视的是历史史料与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学的学术原则使然。但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由于学术环境不同，学术经历各异，学术背景也有相当差别，首先是对历史资料的掌握与把握方面存在差异，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史料，是否需要辨误，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析，表现在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别。所以，学术研究层面存在差异和分歧是绝对的，一致性则是相对的。中日两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对话和进行共同研究，前提是能够就谴责导致两国间对立和造成民众灾难的侵略战争达成一致认识。学术认识的差异，应当在共同研究和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过程中逐步缩小，所以应当提倡历史认识的跨越国境。
中国的抗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大视野，应走出历史悲情，扩展视野，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视角
主持人：近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怎样看待这一情况？
步平：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长期未纳入美、英、苏等大国的视野。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以及中国自身的一些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评价仍有弱化和矮化的倾向。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抗日战争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话题开始活跃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历史学者关注中国抗战的重大历史贡献，向国际社会客观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面貌，呼吁正确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究其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可见，把抗战放在战后大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思考，特别是结合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才能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与国际贡献有更深刻的理解。
张海鹏：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和中国的抗战史，转向东方主战场。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写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正视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弗兰克也组织欧洲有关学者写了一部二战的历史书，主张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这说明，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西方学者正在转变他们的观点，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开始承认中国战场作为二战的东方主战场的地位。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在加强抗战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步平：习近平总书记事实上是提出了让中国的抗战历史认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话语的命题。这一命题与近年来中国提倡的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外交新战略，“命运共同体”意味着相关国家与人民建立休戚与共的意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对话与协调，解决认识的差异和增强凝聚力。而作为历史认识，则要考虑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利益日益多元的国际背景下，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让中国的抗战历史认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话语，既对错误的历史认识加以批判，也要调整我们自身的历史认识，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视角，以此构建国际公平公正的新秩序。
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空前增强的背景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需要注意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问题。近代中国在抗击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斗争中产生的民族悲情意识是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动力，但也是导致“弱国心态”产生的原因。抗战胜利前后的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办理外交的时候，往往有一些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的举动，那是缺乏大国自信的表现。今天的中国完全摆脱了近代以来的被动局面，昔日的弱国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正在形成。因此，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走出历史悲情，扩展视野，关注作为大国和建设强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何进行深入系统的抗战研究，您有什么建议？
张海鹏：一是加强领导，协调全国科研系统、高校、党史部门和民间力量，协调海峡两岸的力量，制定抗日战争研究科研规划，提出工作目标，给予经费支持，分工合作、扎扎实实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一系列体现科学历史观的学术著作。
二是广泛、深入、全面搜集抗日战争史料，包括从相关国家公私档案馆、图书馆搜集涉及中国抗战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的档案、日记、书信、公私文书、照片以及影视作品和各种专门著作，分门别类编辑相关专题的文献史料，切实打好研究基础，尊重历史，用历史事实说话，使研究著作建立在可靠可信的史料基础上，成为科学的历史学著作。
三是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努力为抗日战争研究者搜集史料提供最大方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抗战史料文献中心，建立互联网数据库，方便学者研究。
四是在涉及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开展深入研究，如：日本侵华史、日本战争策源地研究；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作用研究；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空前大觉醒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人心向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战线及文化思想的转变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特别是与同盟国的关系研究；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项目都应建立在大量利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史学著作应经得起质疑，具有长久生命力。
五是积极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国际网络，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国际学术研讨，努力扩大中国学者研究抗日战争的国际话语权，争取产生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的大部头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著作。
（主持人：黄月平）
阅读延伸
多元视角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
《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
张海鹏主编，王建朗、曾景忠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代通史》是近年大陆出版的最具权威性的近代通史著作之一，吸取了此前海内外抗日战争史研究有关著述之所长，论述清楚，持论公允，行文流畅，在军事史和外交史方面，尤有独见。
《抗战与战后中国》
杨天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阐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该书以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为重点，考察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奋力抵抗与不幸失败和国民党人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作者曾遍访海内外各相关档案馆，仔细收集和研读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方面解密档案，澄清疑点，将这些隐秘难知的史实揭示于世，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的内心动机也从而显现。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日]堀幸雄著，熊达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战争之前的日本，从大正民主转入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登顶而国家跌入深渊。一个国家如何从民主转为军国？温水是如何煮青蛙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有着较为全面的梳理。
《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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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东磐联手晏欢等多位中美民间学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对所有中国远征军及在华盟军的影像资料进行整理，从数万张影像资料中，精选最具震撼力和代表意义的500张历史图片，汇集成书，其中95%以上都是首次公开。其中附带的光盘刻录了珍贵的战争录像。该书通过一件件珍贵档案，向人们讲述了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带领人们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找寻真实、客观的抗战记忆。
《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
樊建川编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大陆地区著名的抗战文物史料个人收藏、研究专家。该书选取的400多张照片，几乎都是来自侵华日军内部发行的画报。作者以图片为主，配以文字说明，力图再现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领土侵略、文化侵略、烧杀抢掠和资源掠夺的真实片段。
《中国不会亡——抗日特工绝杀行动纪实》
萨苏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此书多从日本史料，从“敌人的眼睛”里，发掘中国抗日特工鲜为人知的史实，以生动细节展现了抗战时期敌后谍战，包括十几起追杀日伪行动的过程。全书文笔生动、流畅，作为非专业历史工作者，不随意编造故事，颇值一读。刘云 郭扬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