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雷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章汉夫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共17年。在这17年中，章汉夫作为两任外交部长，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主要助手，他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各项政策方针，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
章汉夫
解放前从事的涉外工作和主编报刊的经历
章汉夫通晓英文和俄文，为其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语言和文化基础。1935年至1937年，章汉夫在上海地下“文委”工作期间，曾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特别引人注意的有《中国与美国》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两篇文章，文章用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论证了美国的政策中心就是维护自己的侵略利益和进一步侵略的可能。1945年，章汉夫还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会上出任翻译，编写了用英文写成的小册子《中国解放区实录》。章汉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现曾给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章汉夫于1949年1 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写成了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财产这一复杂的涉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章汉夫在解放前所从事的这些工作，为后来在上海侨务处工作和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开展对外交涉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为解放后的外交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章汉夫先后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工委书记、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等，他还参与和主编《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在这两份报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他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重要开端。1939年至1945 年，章汉夫曾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社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章汉夫负责在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被派至香港负责主编《群众》周刊香港版。章汉夫在主编两份刊物期间，经常在栏目设置中增设“国内外通讯”和“国际时评”等栏目，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宣传和介绍国内外大事，这些栏目既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充了报刊的内容，也培育了他的大局观和国际视野，为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8年9月，章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在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到天津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情况的工作后，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处长。
担任上海外侨处处长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外事的机构外侨事务处宣布成立，章汉夫任外侨处处长。5月30日，市军管会派出以梁于藩为首的接管小组，接管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和前上海市政府外事室的全部财产和文书、档案。同日，章汉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外侨政策的讲话，同时宣布外侨处自即日起对外办公，统一处理上海的涉外事务。上任伊始，章汉夫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有关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外事纪律，还认真搞好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要求处室同志逐字逐句学习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通过学习，明确了工作要求和任务，也坚定了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决心。章汉夫还努力抓形势调研和基础研究，认真研究课题，比如，他要处里的同志研究国际法，研究联合国组织机构。此外，他特别强调遵守外事纪律的重要性。他多次亲自给参加接管的同志们作报告，进行纪律教育，强调对外遇事，不要擅作主张，要多请示汇报。章汉夫还多次向同事们讲述如何接待外国人，怎样写外事活动谈话记录，讲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应注意的礼仪。章汉夫还要求大家尽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在他的帮助下，大家的英语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章汉夫不仅对别人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在写工作总结时，他总是先征求别人的意见，然后自己动手写并进行修改，最后才交付打印。对有缺点的同志，他不是一味批评，而是耐心帮助，以理服人，这使得处里的同志们都感受到了他的民主作风。
应当说，章汉夫在上海任内的这些做法是很有开拓性和远见卓识的。当时上海市军管委外侨处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一、处理解放后原有的外国机构及有关事务；二、管理日常的外侨事务，亦即对外国人从事的各种活动，把属于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特权的，同外国侨民正当合法的活动加以区别，并对后者加以保护，对前者则坚决予以制裁和肃清。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任命。12月13日章汉夫移交工作完毕，启程赴京，正式在外交部上班。
开拓和发展同印度等亚洲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外交部，章汉夫亲自参与和主持了同一系列国家的建交谈判，逐个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与印尼、越南等谈判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参加万隆会议和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日开展以民促官活动，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
从1949年到1958年，在亚洲，除朝鲜、蒙古、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同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还有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章汉夫当时分管亚洲司，他在这项工作中既能准确贯彻中央的方针，又能注意体现中国的风度和形象。
章汉夫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雁谒森先生，前后谈了6次，谈得比较顺利。章汉夫在谈判中向印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印度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表决苏联代表要求开除国民党代表的议案时，印度代表为何投弃权票。1950年3月1日，印度给出答复：印度不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得到答复后，章汉夫表示满意。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很快派原驻南京大使潘尼迦为驻华大使。
1950年4月，缅甸政府代表吴辟到北京开始谈判。章汉夫在第一次谈判时只向缅方提出了国民党政府在缅甸的各种机构和财产问题。对章汉夫提出的问题，缅甸给予了明确答复。一是缅甸政府撤销对国民党大使馆之承认；二是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双方于6月9日发表了建交公报。
我国与尼泊尔和锡兰的建交过程历时较长。章汉夫在主持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时，既坚持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又能按照耐心等待、水到渠成的精神，体谅和照顾对方的处境和具体困难，效果较好。在章汉夫的主持下，中国和尼泊尔的建交公报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写入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写入了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区机构保持现状，有关问题将在谈判友好条约时提出讨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章汉夫担负了外交部重要责任，当时许多重要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转达的。与印度驻华大使的谈话稿就是章汉夫亲自主持并起草的，这份谈话稿集中对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唯一未决的战俘处理问题做了充分说理的论述。在印度表达了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关切之后，章汉夫亲自组织亚洲司的主管同志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份材料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使美国在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彻底暴露了其与中朝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
章汉夫还非常善于处理其他涉朝事务。1953年11月，中朝两国外长周恩来与南日关于抚养朝鲜战时难童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并换文实施。后经了解，换文中难童和工作人员数字失实，换文中的数字只是东北民政局同志口头所述数字。章汉夫马上采取行动，通知朝方，要求修正换文，并向朝方做了检讨，后来他还批示：“以后注意：口头提供的材料，只能参考作用，办外交要有根据和证明文件。”这些批示和意见是十分精辟和中肯的。章汉夫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是每一位外事工作人员的榜样。
中印之间关于我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的谈判是两国关系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谈判。章汉夫在谈判中坚定地贯彻中央的谈判方针。在章汉夫的主持下，这次谈判只谈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谈边界问题，以便使谈判容易达成协议。印度在西藏沿袭的各种特权应当取消，便利于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损及我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与印度谈判时间长达4个月，最终达成了协议。
致力于解决错综复杂的边界问题和确定领海宽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亟待解决，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领土边界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多年主管外事工作的章汉夫深知边界划定与否、边界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我国与毗邻国家能否和平共处，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也不无影响。
早在1954年，中缅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确定要在适当时候解决边界问题。在这之后，章汉夫感到，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也可为进一步处理我国与东南亚邻国边界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章汉夫翻阅了很多文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斟酌，与外交部有关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形成了上呈中央的报告文件，这是建国初期我国第一份比较全面而完整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协商、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方针，我国又于1961年10月同尼泊尔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并落实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及有关换文、纪要与规定。在起草报告、条约的过程中，章汉夫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获得了周总理的肯定和赞扬。领海是一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家主权。关于如何确定领海宽度，耿飚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夫同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他熟悉国际法，亲自研阅了有关领海问题的大量英文、俄文资料，经过仔细研究比较后，向中央提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英国、日本、美国等规定领海3海里的宽度有利于其炮舰政策。丹麦、瑞典等规定领海为4海里对中国来说尚为不足，萨尔瓦多规定200海里则太宽而难以划线，而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委内瑞拉、印尼等多数国家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和利益。他的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
国际会议展风采
新中国成立后，章汉夫参加了不少重要国际会议。1955年后章汉夫相继参加了万隆会议、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等重大会议。1961年5月，章汉夫作为副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为会议的成功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关于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情况，黄华曾这样说：“汉夫在工作中非常细心认真，非常严谨周密，他除了写很多材料之外，还和大家一起排练如何发言以及如何应对记者，汉夫实际上是总指导、总导演。”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是一场十分艰苦的国际斗争。在整个会议期间，章汉夫和中国代表团始终盯着美国，美国一切干扰破坏会议大方向的花招，往往尚未出笼，便被我揭穿而陷入被动。章汉夫曾强调：对于美国，我们绝不能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如果美国使会议陷入僵局，把会议拖下去，“我们也可以陪着他拖下去，但绝不能被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由于美国干扰，会议谈谈停停拖延了14个月，斗争尖锐复杂。焦点是如何维护1954年日内瓦会议协议，维护老挝的独立、主权和中立。陈毅于1961年7月回国，到1962年7月两次赴日内瓦参加最后签字仪式，在这段长时间内，章汉夫独当一面，任代表团代理团长。他牢牢记住周恩来总理在代表团赴会前一再叮嘱的“同美国斗争，需要费脑子”这一指示，正是费尽脑筋，粉碎了美国企图在老挝实行“国际共管”和“国际监督”的阴谋。章汉夫精通英俄两种语言，这次被派上用场。有时在会上由于情况紧急，他不等翻译就直接用英语进行反驳和辩论，取得良好效果。事后陈毅慨叹地表扬说：“目前在国际会议上能当场用英语与对方辩论应对，得心应手，恐怕还只有汉夫同志了。”他还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国家如果颁发奖章的话，一定要发给汉夫同志。”
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章汉夫因为对人诚恳、谈话坦率、思路开阔，又通晓外语，在日内瓦结交了不少朋友，是个广受欢迎的人物。他同老挝代表团的教育部长努义阿贝谈得很投机，努义阿贝感到与章汉夫交谈颇有收益，认为老挝需要中国帮助，缅甸外长感到消息闭塞，愿意经常同章汉夫互通情况。越南外长阮基石同章汉夫关系也不错，很喜欢听章汉夫发表见解。
应对美国的能手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我国采取不承认政策。但世界上这两个大国的存在是个客观事实，两国间总会有很多事情，包括冲突和争端，需要处理解决。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美之间长期没有外交关系，但对美事务一直是我国外交部一项十分重要也很敏感的工作。特别体现在章汉夫主管中美事务期间亲自起草或主持拟就的不少文件之中。其内容大部分是驳斥杜勒斯之流对新中国的种种污蔑攻击，在台湾问题上陈述我国的正义立场，抗议美国的公然侵略和干预。这一期间，章汉夫也曾多次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或谈话，如，针对杜勒斯诬我对朝鲜、印支、东南亚以至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和西藏“进行侵略”的谬论，他曾在国际国内很多场合，列举大量的事实，逐条分析批驳杜勒斯，指出朝鲜、印支、东南亚以及中国领土台湾和西藏，恰恰是美国在制造战争、阴谋颠覆分裂他国。这个发言分析鞭辟入里，在国内外都曾引起良好的反响。章汉夫在担任中美谈判指导小组负责人期间，主管旷日持久的中美谈判问题，为打破美国封锁，也为了最终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和世界各国“平等待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了准备谈判，章汉夫等外交官们经常研究，起草了大量文件。这些文件政策性强，数量大，而且文字水平要求高，因而加班加点成为家常便饭。为了顺利推进谈判，章汉夫灵活运用策略，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中美会谈一开始面临的是我方交还美国俘虏和美国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为新中国工作的实际问题，相对来说，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那时我们手里有些解放初期在我国领土俘获的美国人，中美会谈前，章汉夫及时将这些情况通报给了美方，为会谈开了一个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章汉夫突遭飞来横祸。他因曾在苏州反省院关押过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在外交部大礼堂上，造反派批斗章汉夫的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章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限”。每当龚普生说话称呼“汉夫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同志！”但龚普生则仍继续这样称呼。章汉夫最后于1968年3月被关到北京昌平秦城监狱，直到1972年1月含冤病逝。这桩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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