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学者梁衡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中评价瞿秋白时说：“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只要你翻阅一下有关瞿秋白的资料，你就会发现这话没错。因为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就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
瞿秋白的母亲姓金,名璇,字衡玉。金家是世代相继的官宦望族，瞿秋白的母亲从小就聪明伶俐，又爱读书，文史诗赋都有修养，未出嫁时，已会做诗填词，并能写得一手工整隽秀的小楷。瞿秋白在襁褓里时，母亲就口授他背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等诗词名篇。后来，瞿秋白又在外祖金心芗的教导下学习古诗词。
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开家乡常州赴湖北的武汉，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1917年9月，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经过专门的外语培训，瞿秋白掌握了英语、俄语，能写能译，并因此对语言及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为了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决定向英、美等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瞿秋白精通俄语，还翻译过不少俄文作品，被选中成为十月革命后赴苏采访的第一批记者之一。
当时的苏联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文盲运动，苏联政府在列宁的“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思想指引下，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制订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而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工农在用汉字进行扫盲时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便准备创制符合中国汉语拉丁化的新文字。而对语言学有着深刻研究的瞿秋白在去莫斯科前就已经受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字运动的影响，此时便开始思考如何创制拉丁字母的中国拼音文字。
1928年4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再次前往莫斯科主持即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此时正是苏联扫除文盲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而在中国国内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于1928年9月正式公布了“数人会”拟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些再次激起了瞿秋白改革中国文字的热情，他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认为这是语言学家们坐在书斋里制订的脱离实际的方案，决心创造出一套更适合广大民众、有实用价值的拼音方案来。
瞿秋白首先提出自己的一套初步计划，然后找到也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与他们一起共同讨论，后来还得到了苏联语言学者郭质生等人的帮助。1929年2月，瞿秋白最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同年10月，瞿秋白又对这一方案进行了修改并定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1930年春，《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维托先在莫斯科的《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单行本，单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的对照读物，最后还有两个附表：一个是《瞿式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瞿式新拉丁新文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包含有若干个汉字的特别拼写法。瞿秋白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苏联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以及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的关注。
1930年8月，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但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在政治上陷于苦闷的瞿秋白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新文字改革。1931年2月7日，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苏联语言学者郭质生，他在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信中的“病”一语双关。瞿秋白在信中还谈了他对于汉字拉丁化的一些看法，并请求郭质生寄“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
瞿秋白还对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瞿秋白曾化装去上海城隍庙观听在那里演出的民间艺人的说唱。他还特别调查了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情况，写文章批评五四以后白话文的发展发生了偏向，已经成为“非驴非马”的文体，主张中国需要再开展一次俗语文学革命运动。
当时，瞿秋白还提出了现代普通话的概念，并科学地界定普通话的含义和发展方向。瞿秋白指出：“普通话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话。……当然，更不是北京土话。”其主要指词汇基本上是采用北方话中比较通行的。他还断言：中国现代普通话已经是有词头词尾的、多音节的“可以用拼音方法写的言语”。为了更好地记写现代普通话，瞿秋白提出“中国要改用拼音字母，就应当采用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而且决不能采用“和世界先进国家通用的罗马字母不一致”的、像注音字母那样有“很大的缺点”的汉字笔画式字母。他还较为系统地编排了新中国文字的声、韵母表，当时他主张的把名词的字尾“子”写作“z”，“儿”写作“r”，形容词字尾“的”写作“d”等，一直沿用到今天。此外，瞿秋白还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为字母标调的办法。
1931年9月，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联的海参崴召开，大会以瞿秋白在莫斯科写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并制订出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方案。同年12月28日，瞿秋白经过深入研究后，又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修订为《新中国文字草案》。
当年为了写好《新中国文字草案》这部书，瞿秋白先邀约可靠的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又请来中国的南方人、北方人，让这些人用他们的地方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认真做记录，然后给每个汉字定音。休息时，瞿秋白常对与他一起工作的朋友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过一番苦乐的呢。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
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实际效果，瞿秋白还在日常生活中用它做记录、写信等。著名戏剧家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一文中记述道：瞿秋白“有了空，往往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有一次，协助瞿秋白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他的来信，打开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几天后二人见面时，瞿秋白就问彭玲为什么不给他写回信，并笑着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
1949年6月18日，吴玉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纪念瞿秋白同志》的文章，文中评价瞿秋白“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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