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立左
福建是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从1928年起，福建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后，各地群众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创建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闽西、闽南、闽北、闽东和闽中等革命根据地。为纠正克服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此后，毛泽东又先后在福建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和思想基础。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在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肯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强调要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在长期的土地革命斗争中，福建各根据地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不惜牺牲生命和损失财产，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长征并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一、福建的长汀、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共86000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近3万名福建儿女踏上了长征路，约占参加长征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宁化、永定、连城、建宁为最多。
关于长汀、宁化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在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已经予以明确肯定：“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明确无误地将福建列为长征所经过的11个省之首。这是对长汀、宁化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最具权威性的记载。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出版后虽又历经多次修订，但注释中关于长汀、宁化和瑞金、于都等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观点一直被沿用下来。1991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虽将长征出发地的提法简化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但并没有否定长汀、宁化作为长征出发地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的校订说明中可以看出：“关于长征出发地点问题，说法不一。长征开始前，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驻防在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兴国、石城等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党史专家石仲泉在2015年第1期《苏区研究》上刊发的《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一文中也提出：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一个，而是多元的，红军部队是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也是长征出发地，如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和史实看，长汀和宁化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934年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队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更加困难，红军在根据地内彻底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撤出战场，从中央苏区突围。1934年10月7日，朱德首先向在前线作战的红三、九、一军团下达将防御阵地移交给中央苏区各地方部队，撤离战场的命令，实际上便是中央决定开始长征的命令。
根据2012年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红色历史》一书可知，红九军团于1934年9月28日从龙岩松毛岭保卫战中撤出后，集结在长汀钟屋村，30日上午在钟屋村观寿公祠门前大草坪召开告别群众大会，赤卫模范连、少先队和从塘背至连屋岗11个村和涂坊等邻近的群众2000多人，以及红九军团一部分指战员参加了大会。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明向群众作告别讲话，说明红军马上要转移，去执行新的任务。要乡亲们要做好坚壁清野，表示红军一定会打回来以坚定群众信心。10月3日红九军团到达汀州城，奉命于7日从汀州向古城、瑞金开进，开始长征。此时，红三军团主力第四师（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由江西的小松、经五里亭、石家岭等地退驻宁化西部凤凰山一带休整时也接到命令，奉命在该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补充，加强军政训练，准备粮草等，于10月12日出发长征。与此同时，驻防在宁化淮土一带的中央直属炮营（出发后编入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从石城撤入宁化淮土隘门驻防的少共国际师（后改为第十五师）一个团，驻扎在宁化上曹坊、下曹坊、滑石一带的红九军团后方机关和设在宁化方田沙罗坝的红三军团医院及一部分伤病员，也于10月上旬先后从宁化向西转移，踏上长征之路。
二、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先锋队
在中共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的背景下，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民众，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北上。7月7日，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执行中央关于“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军团应在中国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的北上任务。在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并于8月2日在福建古田的水口正式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这支由6000多名指战员组成、担负着特殊重大战略任务的部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孤军深入，横跨四省几十个县，行程达5000余里，堪称为红军北上抗日的先锋队，是红军长征的一次重要预演，在长征史、抗战史乃至于中国革命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策应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长征前锋，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曲。当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境内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并直逼福建省城福州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围攻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忙乘飞机到福州，并急调国民党第七十八师驰援福州，还电令在湖北的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海运入闽，同时派军舰和飞机前来助战。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一打出，就令国民党军队如临大敌，不得不频繁调动，调整军事部署。在随后的征战中，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了福州、罗源、竹口、分水、谭家桥、怀玉山等30余次战斗，袭取了大田、罗源、庆元、常山、旌德等县城，并曾挺进到距杭州不足百公里、距南京150公里的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先后牵制了十几万的国民党军队，这一切对于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策应和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第一支打出抗日旗号的红军队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就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呼喊，但是蒋介石集团却顽固地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围剿”红军。在此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代表民族利益的先进政党，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当国民党当局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时，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响亮声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对于深深地笼罩于亡国灭种阴影下的中国，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行动则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宣言向抗日行动迈出坚实步伐的转折点，北上抗日先遣队成为红军第一支打出抗日旗号并付诸实施的部队。北上抗日先遣队带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抗日救亡宣传品160万份，执行着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任务，在沿途四省几十个县的广阔区域散发、张贴，刷写抗日标语、漫画，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北上抗日先遣队为新四军北上抗日打下基础。虽然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攻下遭到失败，但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征战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动了沿途地区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促进下，闽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在革命低潮时得到快速发展的唯一一块苏区。同时，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沿途留下了大批的伤病员，在福建就留下1000多名，这些伤病员大多成为当地红军游击队的骨干。他们不仅参加了当地党组织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而且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继续在闽东、闽浙边、皖浙赣游击区内战斗的原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战员都成为新四军的骨干。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帮助下成立的闽东独立师更是全部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六团北上抗日。虽然众多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战员以不能实现直接对日作战为憾，但北上抗日先遣队种下的种子，成为新四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基础和精神力量。
三、福建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以及对红军的各方面的无私援助，为中央红军长征并取得伟大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一是福建作为主力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和大后方，从人财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红军长征，是中央红军顺利实现战略转移的重要保证。从人力看，福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当兵就要当红军”。福建各苏区县积极动员，踊跃支前，在扩红热潮中，不断上演“妻送夫，母送子，兄弟父子双双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特别是长汀、宁化两个县，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成为红军重要的兵源地和给养地，是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中央苏区县。仅在长征前夕，长汀县送到红军补充团的新战士就达到1292名，宁化县也有1300多人在长征前夕参加了红军。据统计，福建有10多万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其中，有近3万人踏上长征之路，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从物力看，当时的福建苏区人民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据史实记载,1934年6月，中央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向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出指示信，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至7月中旬，福建省收集粮食7500多担，闽赣省收集7100多担。被誉为“苏区乌克兰”的宁化县，在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集粮食7480担，超额完成了任务。在8月间，仅半个月的时间又收集粮食3.4万担，并组织运输队抢运粮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腹地，素有苏区“红色小上海”之称，在支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红色中华》报道，至9月初，福建省长汀县完成3.09万担，兆征县完成2.05万担，汀东县1.62万担，上杭县5141担，新泉县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任务，全省共超过原定计划1万多担。从财力看，福建人民除了参军参战和筹集粮食外，还筹备战争经费，保证红军给养。以一例为证，1933年7月21日，中央执委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00万帮助各县合作社，100万供给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100万是红军作战经费。在同年8月21日召开的17个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宁化代表黎盛根、张恩水接受了2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和发展合作社8万元（股金）的任务，会后，宁化各级组织进行经济动员，使推销公债不断落实。1934年2月初，宁化县超额完成原定推销公债任务，而且要求增销3000元的任务。此外，当时福建各苏区人民，一切为了红军长征，在支援红军军服、斗笠、草鞋、布匹和后勤人力等方面，也倾其所有，竭尽全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是福建的红军将士在长征的诸多战役中英勇战斗，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用鲜血换来了长征的胜利。在长征队伍中，福建子弟兵几乎遍布红军各部，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治工作或后勤保障、侦察或救护等特殊而繁重的任务，涌现出不少英雄团队和个人。以刘亚楼为政委的红二师，以杨成武为政委的红四团，以王集成为政委的红六团，以张南生为政委的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等，在冲破湘江封锁线、突破乌江天险、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著名战斗中屡建奇功。郭化若、童小鹏等活跃在红军参谋机要部门，为打击敌人、长征转移出谋划策。傅连暲、江一真等救死扶伤，挽救了众多红军将士的生命，还涌现出吴富莲、邓六金等巾帼英雄。不少福建子弟的热血洒在了长征途中。在最悲壮、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断后任务，他们走在队伍最后，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和大部队渡过湘江，以一师兵力阻击数倍敌人的无数次疯狂进攻，全师6000多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在甘肃高台战役中，福建子弟兵也牺牲了2000多人。到达陕北后，踏上长征路的近3万福建籍红军战士仅剩下2000余人。可以说，长征的胜利，也是包括福建儿女在内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长征之路，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树起了一座值得敬仰的历史丰碑。
三是福建是长征胜利的战略基地，在阻击敌人进攻苏区和调动牵制敌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策应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转移。红军长征前夕，除北上抗日先遣队对红军长征所起到的策应作用外，福建军区的红八团、红九团深入敌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击和延缓了敌人向中央苏区的进攻；1934年9月，在长汀、连城交界的松毛岭保卫战中，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将士及长汀地方武装，以牺牲赴死的决绝，顽强阻击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鏖战七个昼夜，为主力红军抓紧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中央苏区受敌包围的危急关头，福建地方武装独立七团奉命赶赴江西，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在闽西部署8个师兵力，对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烧杀抢掠。留在闽西的几千名红军和游击队将士，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的领导下，誓死保卫家乡，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建立了闽西、闽粤边、闽北、闽东、闽中和闽赣边游击区，占当时南方八省15块游击区的三分之一，牵制了约20万国民党兵力，在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同南方各游击区一起，形成了重要的第二战场，保持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证明，福建游击区同南方其他游击区一起，不仅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战略重地，也为中国革命“红旗不倒”并夺取最终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英雄的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长征已成历史，但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长征精神，既是亲身经历长征的红军将士们用热血和生命所创造，也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将士们和冒着生命危险给予红军以极大支持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共同铸就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正在进行的新长征，仍需要我们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使新的万里长征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本文参加全国首届长征论坛交流，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室务会议召集人、主任）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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