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给军队立规矩，延安军民亲如一家。图为国画《知心话》。
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6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讲规矩，历来是党的优秀传统之一。老一辈共产党人讲规矩的故事于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给军队立规矩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毛泽东要求报告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老大”们做了单独的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制度下达6个月后，林彪一次也没报告。毛泽东于是给林彪发了一封2000字的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并举出邓小平这个好榜样：“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1939年，延安女子大学有个女学员在延河边的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团一个战士边走边踢路上的石头，一块石头正巧打在那位女学员的头上。双方争执开来。毛泽东听了汇报，很不高兴：“今后要立个规矩，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凡是处理内部的团结问题，都要这样做。”这一条不仅为留守兵团立了“规矩”，也为后来的军队正规化和处理好军民关系确立了原则。
周恩来订“十条家规”
1949年4月25日，刚刚解放的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周恩来一听到消息就马上中止正在进行的会议，赶往火灾现场。
周恩来对公安局相关领导说：“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
据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负责整理他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据统计，周恩来的工资是400.8元，邓颖超的工资347.5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元，但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这是因为周恩来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
进入和平年代以来，周恩来给家人和亲戚朋友订了十条规矩。“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等。
邓小平给食堂定标准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解放并接管了西南重镇——重庆。
进城以后，刘伯承邓小平还带着从大别山出来的炊事员老程，每餐一荤一素外加一个咸菜和一个榨菜汤。后来，老程回老家去了，换了新炊事员，菜的花样多了，数量也多了，开始是四个菜，后来是六个菜，最后成了八个菜，鸡鸭鱼全有。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生气了。邓小平问后勤部长：“我和刘司令员是个啥子伙食标准？”后勤部长不明就里，随口说道：“没有标准。按照供给制，实报实销，吃多少报多少，都可以。”
邓小平发火了：“你这个同志有意思。没有标准，地主老财吃饭，都要量入为出，我没有标准，我都把地主老财比下去了！你要知道，我们国家还很穷，好些人在挨饿，我不能没有标准。”
“那就请政委定一个标准吧。”后勤部长红着脸说。“今后，按团级标准吃四菜一汤，一荤三素，不得超支！”
几天后，后勤的同志又来请示邓小平，说考虑到刘司令员的身体状况，这个标准太低了，是不是再提高一下？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说：“就按师一级的标准，不能再提了。”
自1948年1月毛泽东下达《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后，邓小平不仅在大别山区的紧张战斗环境中严格执行这一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一以贯之。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把不定期汇报和定期汇报结合起来，除严格履行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的工作惯例，事关重大、复杂或敏感性问题都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邓小平在西南工作的32个月内，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共计99份，平均每个月至少报送3份。
（摘编自《廉政瞭望》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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