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10日宪法会议议长暨职员合影，前排居中者为吴景濂。
黎元洪
▲民国国会旧址。现为新华社礼堂。
▲曹锟当选总统后发行的银元。
▲民国初期国会开会现场。
▲曹锟
▲吴佩孚
辛亥革命后，中国“走向共和”，实行的是从西方照搬来的政制，选总统、立内阁、开议会……北洋军阀和各方实力派明争暗斗，各谋私利，演出了无数丑闻闹剧。
1923年10月，曹锟当选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这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刚刚创刊，中国新当选的总统曹锟也就成了这本时事杂志最早报道的中国人，报道的内容却很不光彩。
《时代》周刊以《新总统》为题的文章写道：“直隶督军曹锟将军当选为总统……比应当选的最低票数多50票。有报道称，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获赠5000大洋。”
曹锟的名字，跟“贿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记录在中国近代史上。
法统重光
1922年，刚好年满六十的曹锟，被历史推到了最前台。两年前，他刚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如今又在几天之内大败奉系，把张作霖赶到了关外。此时，直系控制了中国10个以上的省份，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不论当时各政治势力愿不愿意承认，“直系即中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北洋一系，皆出自袁世凯门下。自袁死后，北洋派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同时奉系在东北崛起，揭开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北洋各派实力人物把持政局，明争暗斗。在袁世凯一人之下，北洋军阀最著名的是有“龙、虎、狗”之称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的资历比这三人逊色不少，但当时王士珍年老退出政界，笃信黄老之道，冯国璋已死，皖系首领段祺瑞新败于曹锟。一时间，曹锟成了主宰中央大权的最大实力派。
有了这个实力，曹锟就开始惦记与之匹配的位子，他想当大总统了。不光是曹锟，直系各路干将更急着想跟他鸡犬升天。曹锟的四弟曹锐逢人便说：“我三哥都六十一了（虚岁），现在不让他当，什么时候当？”可是，直系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吴佩孚却不同意曹锟直接当大总统。
吴佩孚是曹锟一手提拔起来的后起之秀。清王朝覆灭时，他还仅仅是曹锟手下的一个团长。1913年，在一个典礼上，湖南都督汤芗铭想请曹锟讲几句话。曹锟一介武夫，大字不识一箩筐，正待推辞，一旁的吴佩孚毛遂自荐说：“我能替师长讲几句吗？”曹锟求之不得，赶紧答应。没想到，汤芗铭对吴佩孚的演讲大为赞赏，甚至想从曹锟那里把吴挖走。这时，曹锟才发现自己守着个人才不会用，立即提拔他做了旅长。在此后几年的军阀混战中，吴佩孚屡立战功，直奉战争后更是名声大噪。此时，曹锟虽然名义上是直系的领袖，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已在吴佩孚手中。
吴佩孚忌惮的是当时中国愈演愈烈的南北对立政治形势。
曹锟想当大总统的时候，在南方的广州已经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一些国会议员们选出了“非常大总统”，当选人正是孙中山。北洋政府是法理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但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战端一触即发。
孙中山在南方“另立政府”，实际上是1917年护法运动的延续。
1917年，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因为是否参加一战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结果，黎元洪解了段祺瑞的职。这就是著名的“府院之争”。黎元洪邀请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解。没想到这位“辫帅”逼走黎元洪、解散了国会，上演了一场复辟闹剧。很快，段祺瑞轰走了张勋，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但是他拒绝恢复国会，而是另起炉灶弄了个“安福国会”。旧国会的议员们不甘心就这样下岗，纷纷南下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孙中山要护的“法”，就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出来的旧国会。如果直系军阀能解散安福国会，恢复旧国会，那么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不就不攻自破了吗？旧国会恢复后，再请回当时南下的国会议员，分裂的南北不就可以统一了吗？不费一兵一卒便可实现统一大业，吴佩孚给曹锟提出了“安邦之策”。
这个好主意并不是吴佩孚自己想出来的，向他献策的是曾经的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1917年旧国会被解散后，吴景濂南下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时，他正好在天津丁忧。吴佩孚经人介绍，秘密会见了吴景濂。
吴景濂对吴佩孚说，眼下的总统徐世昌是经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若要恢复“法统”，首先要让徐世昌下台，请回当年被罢免的大总统黎元洪，再找回旧国会的议员们，让他们把中断的任期继续做完。当然，他这个旧国会议长也得继续当。这就是所谓的“法统重光”。
对直系而言，这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其一，可以冠冕堂皇地让徐世昌下台；其二，随着旧国会的恢复，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等到黎元洪把剩下的任期做满，再把曹锟推上来。用吴景濂的话说，到时候“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
吴佩孚把此计向曹锟一说，曹锟甚为满意。虽然得等一年半载才能圆“总统梦”，但那时他将是恢复法统的英雄。于是，一场“法统重光”的戏码上演了。
打头阵的是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直系将领孙传芳。孙传芳通电表示，应该请黄陂（黎元洪）复位，召集旧国会。他还敦促徐世昌早点退位让贤。
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人物、袁世凯最核心的智囊，跟皖系、奉系军阀渊源极深，都非常熟悉。直系得势后，他就知道下台是迟早的事，即使再恋栈，他也得给人家腾地方了。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宣布辞职，当天乘火车回了天津，从此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请黎出山
徐世昌下台了，下一步就是要请回当年被废的大总统黎元洪。自从1917年让张勋赶下台后，黎元洪专心实业，收获颇丰，本不欲再涉政事。然而，天上突然掉下“馅饼”，黎元洪也动了心思。
不过，黎元洪毕竟是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最高舞台上浸淫多年的“老人”了。辛亥革命时，他是武昌首义的督军；民国成立时，他是首任副总统；袁世凯称帝时，他闭门不出，坚辞“封王”；张勋复辟时，他是把辫子军招来北京的大总统……尽管从来不是这个最高舞台上的主角，但总在相关的历史事件中留下印记。黎元洪太清楚直系请自己当总统的目的，他不过是枚棋子，去走个过场。
所以，6月2日，也就是徐世昌下野当天，当吴景濂等人亲赴天津请黎元洪出山时，他干脆地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直系不理会黎元洪的推辞。此后几天，直系军阀代表、旧国会议员……各路人差点把黎宅的门槛儿踩塌了。他们软磨硬泡，把黎元洪捧为众望所归的国民救星。直系将领王承斌甚至在黎宅声泪俱下、长跪不起。讽刺的是，一年多后，正是这位哭着喊着请黎出山的王承斌，又逼着黎交出了总统大印。当然，这是后话。
黎元洪的推辞，却并不是真心实意。即便是走个过场，那也是执掌着中国最高权杖走过场，他无法抗拒这样的诱惑。
不过，面对怎么出山的问题，黎元洪身边的谋士们发生了分歧。当时，黎元洪身边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一派是缓进派。急进派一直在想方设法促黎出山，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兴奋异常，主张黎元洪立刻赴京上任。缓进派认为，直系只是想把黎元洪当作一个傀儡，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发表一个大政方针，试探一下直系的反应，如果直系反对，至少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赚一点儿感情分。
黎元洪采纳了缓进派的意见。6月6日，黎元洪把各方代表们请到府上，发表了一份电稿，也就是著名的“鱼电”。（韵目代日的纪日方法，“鱼”在平水韵列为上平第六韵，故在电文中代称“6日”。）
“鱼电”由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捉刀，洋洋3000言。文中历数了民国建立十年来军阀混战的乱象，痛斥了北洋武夫弄权、干预政治的流弊，并且开出了“废督裁兵”的药方。黎元洪表示，如果各省督军不立即解除兵权，还政国家，自己就不当这个总统。
曹锟本来对“请黎出山”就老大不情愿。如今，听说黎元洪开出条件，要“废督裁兵”，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对属下拍着桌子大骂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的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直系当时已经分为三派，即以曹锟为首驻在保定的“保派”，以曹锐、直隶省长王承斌为首驻在天津的“津派”和以吴佩孚为首驻在洛阳的“洛派”。“津保派”一直撺掇曹锟直接做总统。看到曹锟大发雷霆，他们添油加醋地挑拨说，吴佩孚就是不愿意捧老帅做总统，所以才抬出黎元洪来做挡箭牌。虽然曹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子玉（吴佩孚的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但他也说过：“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登上总统宝座才是关键。
看曹锟日益失去耐心，吴佩孚只得反复向他表忠心：“迎黎”只是为了拆孙中山的台，旧国会恢复了，护法运动就失去了根据，到时候要怎样就怎样。好说歹说，总算让曹锟接受了他的意见。不过，对于黎元洪的做作，吴也窝了一肚子火。本来他正打算亲赴天津请黎，看见这封“鱼电”，他也不去了。
然而，“废督裁兵”乃是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可谓“政治正确”，吴佩孚也不敢公开反对，只得通电声明：“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
台面上虽然这样唱高调，但私下里，吴佩孚对黎元洪的谋士金永炎说： “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
听吴佩孚口气不善，黎元洪也不敢再托大了。6月10日，他连发两电表示，接到曹、吴两巡阅使愿意废督裁兵的函电后，“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
次日，黎元洪在吴景濂和直系各省代表的陪同下，乘专车来到北京。北京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情此景，与他当日仓皇离开北京之际相比真是天渊之别。
谁当总理
黎元洪复位后，选谁当总理成为头等大事。虽然曹锟和吴佩孚一再声明“不干政”，但是每每黎元洪提出一个内阁名单，曹、吴两人都会跳出来反对，以至于黎元洪发牢骚说：“我向他请示内阁，他初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后，却又激烈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如何办才好？”
北洋时期素以更换总理、内阁频繁著称，短短16年间走马灯似的换过29任总理。不过黎元洪复职的一年间，内阁就先后换了五六套人马，也算前无古人了。这些乱象背后，实为津保派和洛派的斗法。
黎元洪提出的第一个总理人选是伍廷芳。伍廷芳是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是辛亥年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也是孙中山的老班底。黎元洪请他出山，怀着促进南北统一、弥合双方裂痕的意思。不过，伍廷芳脾气古怪，在北方人缘很差。黎元洪刚一提出，就遭到许多人反对。另一方面，伍廷芳年事已高，自己也没心气儿重返政坛了，来了一个坚辞不就。几天之后，广东发生了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六一六兵变”。伍廷芳气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忧愤而死了。
伍廷芳之后，黎元洪又想起南方的另一位大佬——唐绍仪。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虽然是北方代表，但一心向着共和，以至于后来清廷立宪派指责唐绍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为了兼顾各方利益，黎元洪在内阁重要岗位上都安排了曹、吴二人的心腹，然而，总理人选提名还是遭到了吴佩孚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唐绍仪一直是北洋的死对头，让他来当总理肯定会对自己不利。
两个内阁都不对路，黎元洪请吴佩孚钦点。吴佩孚老实不客气地点了王宠惠的名。王宠惠是中国近代法律的奠基者，不但学富五车，而且为人也厚道。王宠惠以下，陆军部长由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担任，内务总长孙丹林原来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也是吴佩孚的人，只有农商总长高凌蔚是津保派的。这一结果令曹锟大为光火。他手下曹锐一干人等煽风点火说，吴佩孚拿下了内阁，下一步就要当总统了。曹锟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津保派和洛派的矛盾瞬间公开化了。
在夺取内阁控制权的较量中，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充当了曹锟的急先锋。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回忆，国会想方设法挑政府的毛病，屡次要求王宠惠出席国会接受质询。在一次宴会上，吴景濂借着酒劲对王宠惠说：“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怒形于色说：“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两人翻了脸，吴大骂王“混账”，王则气得发抖。最后吴景濂挥舞着拳头说，我就是要你滚蛋。
不过，骂是骂不走王宠惠的，想要倒阁必须师出有名。不久，吴景濂就抓住了王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的把柄。1914年，由于国库空虚，民国政府曾经向奥地利政府借款，用于订购炮舰。这笔款子是委托奥地利银行团以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筹措的，先后借款七次，共计410万英镑。一战爆发，中国对奥宣战，借款合同遂告停止。
一战结束后，购买债券的英、法、德、意等国的债权人，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外发行新债券，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国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鉴于新增关税对窘迫的民国财政意义重大，身为财政总长的罗文干于1922年11月14日与委托代办此事的华义银行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同意将旧债票换为新债票，照票面九折发行。
罗文干办理此事，没提交国会通过，给吴景濂提供了口实。11月18日，吴景濂向黎元洪举报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合同有纳贿情事”，迫黎元洪拘捕罗文干。后经调查，罗文干办理借款事宜并无不妥之处，罗文干也在吴佩孚的干预下被无罪释放了。但吴景濂的幕后老板曹锟却咬住此事不放。他发电报指责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大有不换内阁誓不罢休的意思。
曹锟毕竟是直系的领袖，吴佩孚的上司。见老帅发火，吴佩孚也软了下来，通电表示“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对罗文干案毫无成见，听从法律处理。”
这一轮较量，曹锟完胜。王宠惠内阁辞职，曹锟阵营的张绍曾组阁。经过这一番明里暗里的角力，吴佩孚此后再也没有过问过总统之事。
驱黎下台
1923年6月，黎元洪复位一年之际，曹锟觉得应该让黎元洪下台，给自己腾地儿了。于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倒黎风潮汹涌而来。
6月6日，洞悉曹锟心思的内阁总理张绍曾撂挑子辞职了。第二天，500多名驻军和警察厅的代表堵了黎元洪的门。军官们说，内阁辞职，没人管事了，他们只好来找总统讨军饷。黎元洪许愿说，十天之内一定发军饷。
刚把军人们劝走，第二天“公民团”又拥到天安门前，开起了“国民大会”。“公民团”上街的戏码，民国二年曾上演过。当时，袁世凯雇佣的“公民团”包围议会，要求选袁氏为大总统。这回曹锟如法炮制，雇了几百名地痞流氓。一个姓叶的登台演讲道：“今日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况，推原祸始，当今总统黎元洪，实施其咎。”要求黎氏即刻退位让贤。
接下来的几天，讨薪的军警和请愿的“公民团”轮番上阵，北京城内外一片乱象。9日，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驻守在新华门和东厂胡同黎宅外的卫戍部队也撤走了。黎元洪去不了国务院，只好枯坐宅邸。门外，“速即退位”“总统不管市民”“市民饿总统肥”的标语、传单满天飞；屋内，电话、自来水都被掐了。
此时的黎元洪没了一丝大总统的威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年之前，直系哭着喊着请他出山，如今又弃他如敝履。黎元洪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11日，他对仍留在身边的政要们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地被人赶走。”
然而，情势逼人。11日中午，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递上辞呈。接着他们以下的中下级军官也宣布集体辞职。大势已无挽救的余地，黎元洪决定前往天津。临走前他向国会和外交团发出通电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意思是说，人虽然走了，但并没有放弃总统的职务。下午1时，黎元洪在陆军总长金永炎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废了这么大周折才把黎元洪赶走，曹锟的亲信、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长张廷谔赶紧到国务院找大总统印信。可是，张并没找到印信。于是，他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请他到火车站堵住黎元洪，追回印信。
王承斌率领军警赶到杨村火车站时，黎元洪的专车刚刚进站。王气势汹汹地来到黎元洪座前，逼他交出印信。黎气愤之极说：“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绝不会交给你们，看你们怎么样！”看黎元洪不肯就范，王承斌命人卸下火车头，把黎关在了车厢里。黎元洪竟然成了阶下囚。他越想越气，拔枪自杀，幸亏他的美籍顾问福开森把枪夺下，才没有打中要害。
当天下午5时，到车站调停的直隶磁县管矿局总办郑廷玺看到，王承斌和手下正在办公室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怎么才能把总统印信夺到手。困在车厢里的黎元洪狼狈不堪，他穿着白西装，天气热，黎胖、血压又高，看样子随时都会晕倒。郑廷玺等人一再劝解，黎元洪才同意让大夫给他注射安神针。
晚上10时，黎元洪熬不住了，终于告诉王承斌，15枚大总统印信都让他的如夫人黎本危带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去了。王承斌立刻给黎本危打电话，让她交出印信。没想到黎本危挺硬气，表示没有黎大总统的电话，印信她谁也不给。黎元洪只好亲自下车给如夫人打电话，这才得以脱身。
交印后，黎元洪在天津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了很多命令，任命这个、任命那个，但再也没能对政局起到实质性的影响。
议员争夺战
清除了黎元洪，津保派们急于尽快大选，把曹锟送上总统宝座。
要操纵选举，首先要搞定国会和议员。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成为关键人物。吴景濂虽然一直跟随孙中山护法，但此时已经彻底倒向曹锟，成为了他的贿选工具。曹锟如何拉拢到的吴景濂？曹的部下王坦在回忆中，把这份“功劳”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王坦与吴景濂私交不错，自告奋勇去吴位于小麻线胡同一号的寓所做说客。王坦对吴景濂夫妻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大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趁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个官给哪个官……”吴氏夫妇听完沉吟半晌道：“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王坦的这段回忆绘声绘色，虽不知道有多少水分，但吴景濂从此上了曹锟的贼船，并成为曹贿选总统的急先锋，却是后来的事实。
只争取到议长，还不足以控制议会。当时，参众两院议员共870人，被媒体戏称为“八百罗汉”。《临时约法》规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即581人）参加投票，才能选举大总统。经过倒阁、逼宫、夺印后，北京政局混乱不堪，许多议员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国会失去了信心，“离京者不绝于途”。6月20日，吴景濂在众议院开茶话会时，到会的议员只有430多名。
与此同时，以章士钊、褚辅成为首的反曹派号召议员们到上海重开国会。他们在议员离京的第一站天津成立了一个接待处。凡是离京议员发给500元去上海的路费。至9月15日，在天津领车船费的议员有503人。不过，很多人领了钱就没影了，真正到上海报到的只有385人。
留京的津保派当然也要争夺议员。在这个问题上，刚刚投靠曹锟的众议长吴景濂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月24日，吴景濂在众议院开会宣布，两院每星期开常会，凡出席者发给出席证，散会时议员们凭证可领到100元津贴。
本届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0月10日就届满了，为了吸引更多议员回京，吴景濂又祭出“延长任期”的招数。他主持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在议员任期三年下面又加了一项云：“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也就是说，只要不选下届议员，本届议员可以永远干下去。吴景濂以此为饵，派人到南方去拉人，还承诺每人发放400元车马费。
就这样争夺了几个月，津保派还是凑不够法定人数。此时，身在保定的曹锟等得不耐烦了。他让人放出话来：老帅双十节要当总统。这下子，津保派们急了。
吴景濂让秘书发出议程，9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预备会议，凡参加的议员发给出席费200元，抱病在身仍坚持出席的，还发医药费。即使如此，来开会的人还是不够法定人数。这么耗下去，黄花菜都凉了。于是，第二天吴景濂命议院的职员们冒充签名，捏报出席人数。没想到，他这套把戏第二天就被议会职员孙曜给捅到报纸上去了。孙撰文写道：“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人，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凑成是日之会。”
新闻一出，举国哗然，吴景濂闹了个灰头土脸。
一手交钱，一手投票
选举预备会告吹。眼看10月5日大选日已经迫近，津保派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9月13日，他们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了秘密会议。好笑的是，名为秘密会议，却很快就被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出来。据9月20日《北京报》报道，一位参加会议的参议员描述：每天晚上，甘石桥114号都有百十来个议员聚会，主事的熊炳琦、王毓芝更是每夕必到。俱乐部不但为议员们提供了二十多套鸦片烟的烟具，麻将、扑克等赌具也应有尽有。议员们在俱乐部里喷云吐雾、呼卢喝雉，据说每天晚上的输赢都在一万金以上。
这样混乱的会场，自然谈不得什么正经事。后来，熊炳琦等人又分期分批地约见可以任事的议员。核心议题是让各位议员凭着自己的省籍、团体和私人关系，尽量拉议员回京参加选举。至于报酬，熊炳琦说：“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话，每人赠送五千元。”其实，5000元只是最低票价，各团体首领或有特别贡献者还会更多。据说吴景濂一人就得了40万元。
这么一大笔贿选经费，曹锟自然不肯掏自己的腰包。于是，他手下分散在各地的督军们赶紧向老帅表忠心。萧耀南、齐燮元各报效50万元，田中玉报效40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30万元……尽管如此，贿选资金仍然有很大缺口。此时，曾立过夺印大功的王承斌再次出马：“所有一切应用款项，皆可向予一人索取。”
王承斌也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利用职权干起了类似敲诈勒索的勾当。身为直隶省长的他，派出20多名密查员分赴大名、顺德、广平等县，逮捕了五百余名制造金丹、白丸（毒品名称）的毒贩子。他把这些人抓回天津，枪毙了几个交不起罚款的“小鱼小虾”。其余的大毒贩子忙不迭献上每人数千至上万元的买命钱，合计500余万元。此外，王还以借军饷为名，在直隶所属的170个县分大、中、小摊派1万至3万元不等，搞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
有了钱，津保派们气势如虹，加快了贿选的脚步。当时，议员每月薪水只有320元，还经常拖欠，因此5000元对他们而言很有吸引力。不少南下议员都回到了北京。
拿了钱就真会去投票吗？不见得。当时，政府财政吃紧，经常欠薪。据统计，至曹锟贿选时，议会已经累计欠议员薪水达400万元之巨。许多被拖欠薪水的议员认为，此5000元乃历年被拖欠的薪水，拿之心中无愧。《北京报》采访的一名议员说，“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要，而猪仔实不可以做……”也就是说，钱不能不要，但票他是不会去投的。这位议员打算拿了钱，就携带家眷去南方。
殊不知津保派的算盘打得更精，他们早就防着这手儿呢！在确定票价5000元的同时，他们设计了一套付款方案，即把钱存到银行，以收款人的图章作为取款凭据。图章保存在办事人员手中，一旦选举成功，办事员会把图章送到银行。各收款人带着盖有自己名字图章的支票去银行，两个图章对上，即可取钱。
对这个方案，有的议员不认可。他们认为，存钱的直隶银行是直系控制的，到时候给不给兑现，还不是直系军阀一句话的事儿？倒不如多存几个银行，最好是存到外国银行里更保险。还有人出主意，选前现付三成，即1500元，选完了，再付余款。
至此，选票真的成了件商品，议员和贿选人实打实地做起了买卖：各种扯皮、讨价还价，不必细表。时间转眼到了10月1日，距大选还有4天。此时，甘石桥俱乐部已经发出支票573张，每张面值为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四种。付款银行分大有银行、盐业银行、麦加利银行三家。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之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据《北京报》报道，有议员拿着支票到大有、盐业等银行鉴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
大选在即，为了最后敲定到底有多少人会给曹锟投票，10月1日津保派在甘石桥俱乐部举行宴会。自下午一时起，甘石桥114号门庭若市，宾客每两个小时一班，流水的宴席一直开到午夜十一时才散。据说，宴前各联络人向议员们强调：这次宴席与往次不同，收钱者务必要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
一天下来，共有400多人来赴宴。《北京报》报道，席间除了几句客套话外，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活动。因此，媒体认为此次宴会的目的就是点名。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10月4日，已流会44次的宪法会议，竟然来了550人。这是黎元洪下台后从未有过的盛况。
在金钱的诱惑下，许多议员表现得毫无节操。有些平日反直色彩极浓者，也想要钱，又不好公开倒戈，他们跟津保派接洽，选举当天到京，投完票就领钱走人，开出的条件是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
不过还是有心存正义者。就在津保派胸有成竹，准备10月5日上演选举大戏时，收了支票的浙江籍众议员邵瑞彭将支票印成正反两面，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京师均在直系控制之下，检举自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邵瑞彭提供的证据是唯一一份将曹锟贿选案坐实的证据。
贿选成功
有道是笑骂由君，贿选由我。10月5日，总统选举如期举行。
大选前夜，注定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据《北京报》报道，4日夜，甘石桥俱乐部热闹非凡，通宵达旦。子夜时分，门前仍停着几百辆汽车。俱乐部中有五个大客厅，由于来宾太多，几无立锥之地。与此同时，直系军阀在京城各主要道口和火车站安插了便衣军警，防止议员微服出京。据说，曾尝试溜出北京的议员均被请了回来。
此前，津保派们已经设计好了选举当天的组织安排。当天中午，各组组长约集本组组员午餐，午餐后一同乘汽车到议院投票。请客吃饭的钱一律报销，不会让各组长破费。
5日清晨，军警们挨家挨户地让北京四九城的商铺挂上五色旗。国会大厦坐落在宣武门外（今新华社大院内），一大早宣武门内外就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上午11时后，象坊桥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准通行。
众议院门前支起了许多供军警休息的帐篷。当天穿制服的军警有五六百人，便衣暗探数不胜数。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亲临现场，指挥监督。就连女旁听席中，都安插了不少女侦探。
8点半，选举会主席吴景濂驱车来到投票现场。沿途军警举手敬礼，吴微点头示意，面有得色。到达现场后，吴景濂先让秘书厅查点有无请假议员，发现有请假者立刻派人去请。
当天来旁听的男女嘉宾共有一百多人。议场东边操场搭起四间席棚，供旁听者休息。地狭人多，不少人都站在院中。会场内，安保极其严格，旁听者必须要跟介绍来的议员当面确认，才能进门。当年袁世凯选总统时，由于票数不够，就不放议员们出去，从早上选到晚上，不少议员饿得够呛。这次议院有备而来，为来宾们预备了面包，看样子也是要打持久战了。此外，议院还在隔壁大中公寓设了4个烟榻、8杆烟枪，有大烟瘾的议员向吴景濂领通行证后，即可到隔壁抽大烟。各种荒唐场面，不能尽数。
11时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当天签到人数达593人，超过法定人数。下午2时投票正式开始，4时结束，随后当众唱票。曹锟得480票，如愿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他100多票中，有人投给孙中山，有人投给护法军总裁唐继尧，有人投给临城火车大劫案的匪首孙美瑶，还有人投给“五千元”的，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
曹锟贿选居然成功，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当选；云南省长唐继尧也宣布否认贿选结果。全国各地反对曹锟当选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
然而，这并不能丝毫干扰曹锟当大总统的雅兴。10月10日，曹锟在吴景濂的陪同下，乘车从保定来京就职。
10月2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生动地报道了曹锟就任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7时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他坐上敞篷汽车，驶过装点一新的大街。精心挑选出来的士兵，站立在凯旋牌楼前，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不同的情绪。有的说，他们热烈欢呼；有的说，没有听到欢呼。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漠然的东方式好奇。
曹锟抵达总统府后，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等候在此。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后，三鞠躬退下。
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
与之前轰轰烈烈的贿选相比，就职场面似乎显得有些冷清。大概曹锟知道，花钱买来的总统，不能太高调。
曹锟在大总统的位子上只坐了一年。他用贿买选票这样赤裸裸的低级手段登上了总统之位，几乎注定也会被简单粗暴地从这个位子上赶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曾为曹锟贿选总统出过不少力的老部下冯玉祥突然倒戈一击，跟张作霖缔结了密约。10月22日夜，冯玉祥率军潜回北京，未发一枪一炮就囚禁了曹锟，解散了“猪仔国会”。刚刚过了一年总统瘾的曹锟，成了阶下囚，他弟弟曹锐也吞鸦片烟自杀了。直到1926年，吴佩孚在湖北东山再起，而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奉军打败，曹锟才被释放。
军阀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到此也即将谢幕。1926年，北伐开始。国共第一次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风起云涌。曹锟这样的军阀再没有机会成为中国政治和历史进程的主角。
北伐战争后，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锟到天津做了寓公。他留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印记，就是一幕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贿选闹剧，成为那个乱世中国的一个活报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