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决心做的一件大事。为办好这件大事，邓小平在谋划思考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还十分关注一些“小细节”。
取消“单位同意”这道隐形报考门槛。当时教育部定的招生原则是“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单位同意”会影响很多人的报考，指出：单位同意这一条我看去掉。比如说考生考得好，生产队却不同意，车间不同意，或哪个领导的脾气不好，考生该如何是好？所以“十六字方针”只取四分之三。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放宽年龄、婚姻限制。1977年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逐客令”。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对于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关心。他指出：我们这些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为大多数人着想。“文革”10年有多少学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所以要特别关注1966、1967、1968年这三届的高中生、初中生，他们的基础最好，有工作的可以带工资上学。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还为特殊群体制定了“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的特殊政策。这条政策为那些已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人解除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完成学业。
为有志青年打破身份枷锁。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招生文件，对政治条件规定得很细，罗列了许多由“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非常不满，对教育部负责人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烦琐。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他还指出，“文革”以来，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点，使我们对人的评价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条条框框，最荒谬的是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们的政治审查就是要给那些被所谓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所牵连和影响的这些有志青年打破枷锁，让他们有个好好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有成长的机会。以后的招工、征兵和提干都应如此。最后招生政审条件得到修改，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打掉了当时困在很多人身上的沉重枷锁，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
历史的细节往往最为动人。邓小平如果不是完全站在考生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谋划政策，就看不到这么细，想不到这么细，也管不到这么细，很多人的命运也将因此受到影响，恢复高考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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