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复龙
20世纪40年代福州地区两次沦陷期间，日军所到之处，见屋就烧，见人就杀，连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弱也无一幸免，其毒辣手段更是骇人听闻。
1941年4月18日，闽江轮船公司的一艘汽油轮船运载着260余名乘客，从福州台江码头开往闽侯县甘蔗乡。船到洪山桥附近的淮安角时，突然飞来一架日本军用轰炸机，向轮船投弹并使用机枪猛烈地向轮船扫射。不少人被迫跳入江中逃生，但不是被日军机枪射死，就是被弹片击中。这次遇难者约达200人。他们中有的是母亲抱着孩子一起被射杀，有的是年轻人牵着老母一起被击杀，有的是夫妻双双遇害，情景惨不忍睹。关于这次日机轰炸，在同年4月27日《中央日报》（永安版）的《敌人在福州的暴行》一文中有记载。
1941年6月10日，长乐县“治安维持会”串通日军，漏夜“包剿”集仙桥，该乡民众“明知卵石非敌，唯有血战，以求生路，合力抵抗，相持数小时，至翌日拂晓，全乡陷于敌手”。日军对集仙桥烧杀淫掠，“计被焚毁大小房屋二百九十余座，屠杀男女老幼三十九人”。日军的这次暴行，在福州档案馆馆藏的《长乐县集仙乡惨遭日伪军烧杀》（1941年10月30日）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福建省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
长乐沙京乡，因“该乡民众平时抗战情绪高涨，闻寇至，无不忠勇抵抗，死伤倭寇十余名”。1941年6月30日，日伪军窜到沙京乡，强行摊派军粮和民夫。沙京民众挺身抗拒，缴夺步枪7支。7月1日，日军100余人向沙京乡反扑“清剿”，沙京各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自卫队”英勇迎战，经一个多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日军十余人，自卫队员也有伤亡。受此打击，日军恼羞成怒，兽性大发，先用迫击炮轰击和重机枪扫射沙京5个自然村，然后窜入村中放火杀人。“是日被害同胞八十余人，被焚毁屋宇二百余座，为长乐亘古未有之浩劫”。驻长乐日军还强迫民众修筑长（乐）营（前）公路，未按时出工者，即以“抗工论处”。岱安乡村民“因农事匆忙，迟延出工，被倭寇用机枪扫射，击死百余人”。日军在长乐的这两次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的《长乐县沦陷经过与敌伪暴行》（1941年）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1941年7月，日军在福清县星桥乡捕捉26名村民，其中11人被诬指为游击队，被眼蒙黑布条用刺刀活活捅死。在松坛、里美等地，日军还以插秧的农民为练习射击的目标，死于日军刺刀和枪弹下的不下数百人。8月28日，日军在福清实行戒严，不分昼夜，见人就杀。日军还窜扰海口，在前川村焚屋数十座，乡民被杀37人、伤12人，并屠杀斗坦、城底等村乡民十余人。
日军占领福州后，在全市大街小巷布满岗哨，手持利刃，架设机枪，任意枪杀民众。1941年6月18日，日军以肃清所谓反动分子和共产党为借口，对福州全市进行连续5天的大搜查，凡发现藏有武装照片、军人用品、机关文件、抗日图表、传单、标语等，都认为有“反日”嫌疑，逮捕后施以酷刑，野蛮虐杀。日军在福州的这些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其杀人方法有活埋、剥皮、电刑、枪毙、砍头、剖腹。还有用烧红的铁条将人活活烙死；用煤油掺水灌入，腹胀后，踢人小腹，将人弄死；用绳索将人捆住，倒悬在梁上，活活吊死；用鞭毒打，抛入河中溺死；甚至将人捆住，让毒蛇缠身咬死。
福州东门外马鞍山、中洲宪兵队、水部涵园、华南道搜索队、馆前街日军司令部等处是日军声名狼藉的屠杀场所。马鞍山中正公园东南隅有片桃林，据当年亲历者村民魏世英证言：“自是每二、三日一次，或杀头，或枪决，计在百余日中，我同胞惨杀于桃丛中者约有二十余车，至少在四百人以上。”在福州“沦陷后一日”，魏世英与族弟“躲大石块后，窃窥有鬼子十余，均背长枪大刀，簇拥二十余同胞，列成一队形，鬼子则分立其后”，鬼子“将所背大刀握在手中，只见手一动，刀光一闪，脚一踢，列队诸人，均一一滚入战壕，只余一身躯特肥者，被鬼子挟立桃树下”。寇兵事先备有木桌，“脱净该肥人衣服，舁（抬）上大桌，十余鬼子合围旁观”，但见“若辈已在肥人胸上一刀剖开，取出心肝，余俩睹状吓得欲逃不能”，场面何等残忍。日军的这次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据当年厦门某报所载，福州第一次沦陷后20天内，“无辜华民，男妇老幼，计被惨杀者，约达五千余名”。这一史料在1941年5月11日《福建日报》（泉州版）的《敌寇暴露强盗行径，掠取物资运厦变卖》一文中也有记载。
1941年7月间，驻福州的一个日本军官追寻“花姑娘”，闯进北门外九彩园8号陈家宅院，强迫时年69岁的中医师陈璇琨去找隔壁家的两个“花姑娘”，遭陈璇琨严词拒绝后，日酋兽性大发，竟拔出指挥刀将陈璇琨劈死。接着，日酋割下宅子里的电线，将陈璇琨8岁的孙子陈亦成和12岁的孙女陈亦惠、10岁的孙女陈亦炊分别捆绑在大厅椅子上，逼迫陈璇琨儿媳吴锦文带路，在各屋翻箱倒柜，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遂将吴锦文捆绑在卧室的床架上。陈璇琨不足2周岁的孙女陈亦安见状号啼不止，日酋就用布堵住她的嘴，残忍地将她塞进炭薪未烬的“老虎灶”灶膛，又返回大厅将被捆绑的陈亦惠、陈亦炊和陈亦成3人用电线逐个勒死。随后，日酋对吴锦文下毒手，遭到反抗，遂将吴锦文拖出卧室，推进菜园中的池塘，又用石头、条凳猛砸，见已昏死才罢手逃遁。吴锦文苏醒后爬到池沿，哭喊救命。幸亏邻里及时营救，吴锦文和年幼的陈亦安才得以幸存。是为震惊八闽的“九彩园命案”。日军的这次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和2015年8月13日《福州晚报》的《九彩园惨案亲历者：往事不该遗忘》一文中均有详细记载。
日军在福州沦陷区采取杀、奸、辱等凶残手段，制造了种种暴行，为祸之烈，罄竹难书。
日军在福州十四桥、十二桥、万寿桥、南台大桥、卧湖桥等设岗哨，过往行人或忘了行礼，或时间稍晚，则被百般凌辱溺杀，葬身流水者不下数百人。一酒店伙计过十二桥不懂日语被辱，伙计挣扎被绑电杆上，日军要过路人用锥扎，见没人动手，兽兵自己动手锥扎，又将伙计头颅砍下挂于电杆示众，抛尸于河。市民畏惧如过阴间“奈何桥”、“断魂桥”。日军强迫民众悬挂太阳旗。福州东门屠宰场猪栏外悉挂纸制太阳旗，被敌兵触见，以为有辱其尊严，将两个工人刺杀。中洲某店主悬旗不合方位，敌兵瞥见大肆咆哮，店主惶恐失措之中敌旗坠地，遭虐杀后被抛尸仓前桥下。日军在福州杨桥路、南门兜、鼓楼前、井直街、大桥头、三叉街、小桥头、水部等交通要道口以及市内外桥梁设置岗哨，盘查行人。每天午后5时至次日晨7时不准通行。行人过往岗哨都须脱帽立正，行90度鞠躬礼，违者则拳脚相加，或罚立于烈日下，或罚跪于烂泥之中，掴其脸、弹其鼻、拔其发、提其耳、击其首。命作虾蟆式（五体伏地）、鳖式（五体伏地翘一足）、犬式（四肢抵地昂首），或令“竖蜻蜓”（两手着地两足朝天）。又常满街撒泼，入宅滥施淫威，恣意凌辱，骇人听闻。日军在福州的这些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
据当年报载，1941年7月某日，日军骑兵队数人，闯入云步山民宅，欲奸蔡永宽之妻，遭抵抗。寇兵用电线勒死蔡妻及蔡母；蔡夺门出逃被追杀毙命；寇返蔡宅再杀死蔡子女及邻居蔡氏以灭口，演成“六命惨案”。一日，日寇汽车在中亭街撞辗一人力车夫，致其肝脑涂地，登时毙命。敌司机反大怒下车，殴打伪岗警，责其何不赶逐人力车夫。尔后，又开车上路，用长竹竿一根沿途乱打人力车夫，致其头破血流。一饥民常往酒保乞讨度日，一日商假装仁慈，声言施舍。待饥民齐集，以一锅沸水当众洒泼，饥民被烫，焦头烂额，倒地打滚。一日，日寇数人带一狼犬行经东大路。东门外吴姓农民见狼犬狰狞，畏慑而逃，犬狂奔追之，寇兵不加喝阻，反纵犬啮之，农民股肉被咬落一大片，血肉模糊，寇兵大笑而去。汤井巷外，日兵将刺刀刀柄插于土中，刀尖朝上，逼迫几个市民脱衣俯地，胸脯对着刀尖，又以枪托击背。被辱市民始则号叫，继见血溅如赤练。日兵嘻笑取乐，见者骇莫能言。峡兜南北渡口均设敌岗哨，遇妇女过渡则迫令上岸检查，多被强奸。一村妇经峡北，兽兵迫其脱裤检查，该妇羞涩动作稍缓，竟被强令裸体跪于船头自打屁股，并要高声报数，群寇则拍掌取乐。日军的这些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
日军在侵占福建期间，每到一处，除疯狂杀人、放火、抢劫外，还到处追逐“花姑娘”。日军规定每周三、周五为“行乐日”。每到行乐日，日军糜集醉饮，游荡于市，每遇妇女百般调谑，抚其颊，弄其乳，假搜身命宽腰带窥其隐，更有当街强迫去装戏谑。一挑菜农妇在井直街被迫脱去衣裤，遭种种戏弄后放行。一孕妇偕其夫过达明路，站岗寇兵借搜查令其解腰带，抚其肚皮戏弄，就其腹用墨画乌龟，寇兵群集观看取乐。日军的这些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
日军还以查户口为名，经常三五成群在大街闹市强拉妇女，任意奸污，就连幼女和老妇也不放过，甚至于夫前奸其妻，父前奸其女，翁前辱其媳，子前辱其母。一支日军过境福州期间，强奸了数十名妇女，并强掳妇女随军，随时奸淫。在白琳，多人受辱，其中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少女竟惨遭十余名日兵轮奸。更令人发指的是，驻长乐的一群日军强拉一少年，迫他奸其生母，并加以拍照，致使母子二人均投河自尽。长乐沙岭陈某娶亲之日，寇兵冲进洞房掳去新郎，进而强暴新娘；城内某夫妇同床共眠，遭遇寇兵破门而入，寇将其夫杀死，将其妻夺回兵营，供群寇奸淫。日军的这些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
福州东门东山乡驻扎日军50多名，一日间附近各乡妇女被强奸者达65人。据1941年5月20日《中央日报》（永安版）的《福州敌寇暴行》一文记载，仅福州沦陷4个星期内，“惨遭蹂躏劫掳之妇女不下二三千”，城内南街利来药房店东某二女，年方及笄，敌捕入其司令部3日后释出，皆因摧残而致癫痫。黄巷口某女店主被围9日，遭轮奸数十次，该妇自尽未遂，隔日胀腹而死。福州城北古岭尼姑庵，日寇兵3人夜半逾垣而入，轮奸一尼姑，尼姑羞愤自杀。此外被奸致死抛弃江中之无名女尸不计其数。
福州两次沦陷期间，仅大根区被日军强奸致死者竟达30人。另据1941年5月5日报载，“四月廿七至廿九日，敌将所搜掠物资及青年妇女千余人，用大小驳船自台江汛开至闽江口敌舰，中途跃水自杀之妇女甚多”，这些被掳良家妇女“系驶往台湾及海南岛，供兽军蹂躏”。日军的这些暴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中有详细记载。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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