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颖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和外国记者合影。前排左起武道（美）、普金科（美）、爱泼斯坦（美）、富尔曼（美）；后排左起夏南汉（美）、斯坦因（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37年7月8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是8年抗战中毛泽东新闻活动的开始。在以后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毛泽东充分运用新闻宣传的武器，以高超的策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抗击日寇侵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自己办报与借助外媒“两条腿走路”
新闻宣传是抗日动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全面抗战的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所占有的新闻资源十分有限。当时，只有少量的报刊在陕甘宁边区发行，受众面很小。新华社的文字广播虽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出去，但必须靠收报设备才能接收，一般部门和普通群众收不到。唯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只有1938年1月创刊的《新华日报》，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和刁难，许多重要的评论、消息和文章很难刊登出去。
为了改变这种新闻资源薄弱又遭外界封锁的局面，毛泽东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立足自身，创办、改进党的报刊、通讯社；另一方面，借助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介向国统区乃至国外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的主要新闻活动就是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批党的重要报刊，如《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毛泽东为这些报刊或题写刊名，或题词，或撰写发刊词，显示了对新闻工作高度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些报刊在抗战中的意义和作用。1939年1月，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出版这个刊物的意义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1939年2月，《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1941年5月，他在《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在办好中央一级报刊的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在各敌后解放区创办报刊。各敌后解放区出版了一批抗日报刊，如晋察冀解放区的《抗敌报》、太行解放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晋绥解放区的《抗战日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豫皖苏解放区的《拂晓报》等。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利用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广播发射机开始广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毛泽东十分关注。1941年夏天，当他听说延安台只有唱机，而没有唱片时，就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张唱片送给延安台使用，并且当面嘱咐延安台的工作人员要认真把广播办好。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下，抗战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空前发展。到抗战结束时，报刊由土地革命时期的三四十种发展到七八百种，新华社由原来规模很小的通讯社发展成面向全国的大型通讯社，并且形成了一支富有经验、高素质的新闻宣传队伍。与此同时，毛泽东认识到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开展新闻宣传，还难以打破敌伪及国民党制造的新闻封锁。于是，他把眼光投向了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介。
首先，他十分注意做好国统区新闻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全面抗战以前，毛泽东就与一些进步的新闻界人士建立了联系，如《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等在国统区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界人士的统战工作。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后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成立，就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一精神的贯彻。“青记”由周恩来倡议，夏衍、范长江等发起，先后在广州、桂林、香港等地成立分会，为中国新闻界团结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也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正确主张，有时还直接寄去重要稿件，请他们帮助发表。1938年2月，毛泽东在给范长江的信中说：“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我们已在开始作，并望新闻界及全国各界大家都作。”1944年11月，毛泽东为邹韬奋逝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一挽词，是对邹韬奋一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国进步新闻界人士的鼓舞和激励。
其次，毛泽东对来到解放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中外记者持欢迎态度。七七事变后，八路军陆续开赴华北前线，《大公报》提出派记者随军采访，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在回电中说：“欢迎大公派随军记者，尤欢迎范长江先生。”1944年，蒋介石批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采访，4月30日毛泽东特地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记者团到延安后，毛泽东又专门设宴欢迎他们，畅谈国内外形势并认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指示有关部门对他们的采访提供便利。后来，大部分记者写出了详尽而公正的报道，如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武道的《我从陕北来》、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记》、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在国内国外产生良好影响。
毛泽东多次在延安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如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英国记者斯坦因等。毛泽东用精练而生动的语言向记者们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他的谈话很快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产生巨大影响。斯诺以毛泽东1936年的谈话为主要内容写成《西行漫记》一书，1937年和1938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后，立即轰动了世界，成为当时的国际畅销书。1939年9月，斯诺再度来访，毛泽东与之进行了长谈。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
借助中立或进步媒介，不仅冲破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听到了中共的声音、了解了中共的情况，而且因“借他人之口为我说话”比“自己人说话”更有说服力，为中共和人民军队的抗日斗争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从1941年开始，解放区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对各敌后解放区发动了极残酷的“扫荡”；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用大量兵力包围、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皖南事变后，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受到国民党当局越来越严密的监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在解放区，由于“左”的思想有所抬头，加之各根据地处于分散隔离状态，在有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中，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政策和中央指示的言论。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全党宣传口径，更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创办一张大型日报。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版。此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通知中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寄予很大期望，但他很快发现报纸存在一些明显问题。例如，用最大的篇幅报道国际新闻，而把本应突出报道的有关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新闻，放到了很次要的地位；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够；一些社论、文章表现出很浓的不切实际、空泛议论、贫乏无味的八股文风等。对此，毛泽东提出尖锐的批评，称“不是党报，而是社报”，是在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指出：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治、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全党整风开始后，报纸未作应有的报道，反而连载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毛泽东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改版座谈会，征求各方面代表人士对《解放日报》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深刻阐述了关于整风和利用党报的问题，他说：“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由博古执笔、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致读者》，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个方面检查了报纸的缺点，提出报纸“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发生明显变化：解放区的新闻报道被放在了首位，整风运动的宣传成了当时的一个宣传中心，像农民创造变工队的事迹也上了头版头条。
继《解放日报》改版后，党领导下的其他报纸也纷纷在整风检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版，面貌焕然一新，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了增强新闻宣传的党性问题。1942年9月，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强调：“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同年10月，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要求：“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对新闻工作指导的同时，利用新闻改进各项工作，提出“全党办报”的号召。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率先垂范，亲自动笔写消息、述评、社论、编者按等，直接参与办报。为了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他还亲自起草《征稿办法》，邀请各届知名人士帮助征稿。
1942年9月，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解放日报》（同时是西北中央局机关报）工作问题的决定，明文规定西北中央局每月讨论一次报纸关于边区问题的宣传方针，报社编辑部派人经常参加西北中央局的会议，西北中央局派人出席报社编辑部会议。毛泽东肯定了西北中央局的这个决定，并要求各地仿此办理。
为落实“全党办报”的方针，各地党委普遍加强了对报纸的领导。这使党的工作与新闻工作呼吸相通，不仅增强了新闻宣传的党性，而且大大促进了党的工作。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宣传动员不力的症结——“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认为应当“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进行经常的政治动员。在以后的新闻实践中，毛泽东与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大力倡导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新闻宣传不能照搬国外的一套，要符合中国老百姓的需要。1938年10月14日，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对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形成的新闻作品大为赞赏。1941年8月26日，他为《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写按语，称赞“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表示“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三八妇女节特刊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新闻观点。
毛泽东认为相对于中央一级报纸，地方报纸更要贴近群众，体现群众性。他在给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中说：“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当时党的新闻工作者走出报社、通迅社，来到群众中间。有的记者和农民吃一锅饭，睡一孔窑，帮助干农活，与农民如同一家人；还有的记者深入基层承担一定的实际工作，获得很多过去坐在屋子里不了解的情况。由于熟悉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思想和感情，他们的报道深受群众欢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些做法，以《解放日报》为例说：“《解放日报》自去年4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
在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群众办报”的方针。他说：“一个报纸既已经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为了调动群众参与办报刊的积极性，党的报刊在群众中广泛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员网络。据1944年11月间统计，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发展到2000多人，其中工农通讯员达1100多人。
针对当时工农兵群众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实际，党中央、边区政府及各个报社，在发展通讯员的同时，也在各个村庄组织读报小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读报活动同有系统的通讯员网络的建立，最终解决了“大家办报，大家看报”的问题。
战斗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抗战时期，毛泽东把新闻看作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武器。面对严峻而复杂的斗争形势，他十分注意新闻宣传战斗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首先，毛泽东讲究新闻的时效性，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指导新闻媒体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令全世界感到震惊。6月26日《解放日报》即发表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世界政治的新时期》，指出：“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新的转折点。”28日，毛泽东又要求有关同志为《解放日报》起草一篇社论，题目是《苏必胜、德必败》。根据他讲的文章要点，有关同志很快赶出稿子，在29日发表。1942年10月9日，被围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军防线，毛泽东断定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已近在眼前，他接连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历史的教训》《评柏林声明》3篇社论，在《解放日报》10月12日、14日、16日发表。
其次，毛泽东注意把握一个时期新闻宣传重点，使宣传内容切中要害。1938年10月，随着大城市相继失守，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日寇、汉奸、亲日派又大放和平妥协空气，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着重讲了“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问题，要求“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在最黑暗的时候，使新闻宣传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有些新闻宣传过分夸大原子弹的威力，毛泽东及时纠正这种偏向，提出扫除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
第三，毛泽东主张在必要时，调动一切力量，对敌人形成新闻舆论攻势。
1943年7月初，蒋介石、胡宗南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肆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在陕北撤退黄河河防大军，转而包围八路军。同时，在重庆发生了扣发《新华日报》“七七”宣言的事件。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7月8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地“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7月9日，毛泽东分别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在西安的周子健，要他们马上将“七七”宣言，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胡宗南电，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向报馆、外国使馆、中间党派等传播，形成舆论攻势。蒋介石没有想到中共会采取“闪击宣传”策略，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电告胡宗南改变计划，撤退部分军队。
“闪击宣传”初见成效后，毛泽东又亲自撰写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消息《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先后在7月12日、1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揭露事实，态度鲜明，语言犀利，引起国际国内舆论界的广泛重视。随后，毛泽东又组织力量集中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7月21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正是由于新闻宣传上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的这次反共阴谋破产了。
第四，毛泽东强调“宣传应随情况变化而改变”，在必要时以退为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1943年9月，蒋介石等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上诬蔑共产党有“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10月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列举大量客观事实予以坚决驳斥和回击。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的电报，一方面要求广泛刊登、散发这篇社论，“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另一方面要求：“《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应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由于中共采取以退为进的新闻宣传策略，国民党顽固派找不到制造反共磨擦的借口，不得不有所收敛。
第五，毛泽东要求新闻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提倡富有战斗性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风。毛泽东不仅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提出这个要求，还亲自做出表率。他撰写的新闻作品既简洁明了，又生动犀利，用事实说话，直揭敌人痛处，不乏辛辣讽刺，给人酣畅淋漓的感觉。比如1939年9月同斯诺谈话：“至于蒋介石先生说了什么共产党不存在的话，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因为第一蒋先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但有政治常识，而且懂得更多的东西。第二蒋先生是抗战领袖。第三，他如果说这样的话，岂不是与他从前的话相矛盾吗？”正话反说，无比犀利，一针见血，让读者心领神会，又让顽固派无可辩驳。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的新闻宣传策略指导下，党的新闻工作在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解放区的整风和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报纸成为“抗战的一支生力军”。毛泽东新闻宣传策略既为中华民族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党的新闻宣传思想宝库留下了精彩篇章，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