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文婷
1931年春，任弼时离沪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他在中央苏区领导的干部工作扎实有效，体现出高度的组织才能和鲜明的个人特点，赢得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家”美誉。
未到中央苏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苏区后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
任弼时到苏区前不久即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但该会并未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反对立三路线的同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仍然在结论中强调“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右倾”，为王明、博古等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奠定了基础。任弼时后来评价说，“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依然保存了立三路线时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左’的根子并没有去掉”，“土地问题、劳动政策等”“都表现得很‘左’”。在军事路线上，强攻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未得到彻底清算，为后来王明、博古“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的“决战论”埋下伏笔。
当时如毛泽东一般反对冒险行动的主张大多被斥责为“保守”“退却”，甚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由于情况掌握得有限，加之曾在莫斯科留学，任弼时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是尊重的。但他并没有局限于对毛泽东已有的印象，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任弼时到苏区不久，第二次反“围剿”即拉开序幕。面对四倍于己的敌人，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内部就如何克敌制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意见认为，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若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可以考虑转移，甚至可以到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有的认为，可以“分兵退敌”，向粤北、湖南、闽西等地出击，分散吸引敌人兵力。毛泽东详细分析了敌军的成分、特点，结合苏区的地理、经济、未来发展状况等认为，要在根据地内打，而且要集中兵力打，并提出了明确的作战思路。经过充分讨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认可和贯彻。任弼时对此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一，在争论陷入僵局时，他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意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各军军政负责人参加，再作讨论。其二，在4月30日的东固敖上村的会议中，他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就此谈到：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错误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甚至是相当困难的。
任弼时之所以“赞助”毛泽东，源于他在干部认知方面不拘泥于主观看法，而是尊重事实，从实情需要出发。随着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节节胜利，他对毛泽东在军事指挥和事务领导方面的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新的评价。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善察敌情临危不乱处事果断指挥若定，使他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对苏区建设的重要性。“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
难能可贵的是，任弼时不仅主观上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还落实到行动上“推毛为书记”。在他积极努力下，1931年5月24日，中央局作出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的决定。不久，又向中央报告“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在具体政策方面，他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尽管这一路线被讥讽“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被以正统自居的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富农路线”，但在8月21日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和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回复临时中央的电报中都认可了这一点，“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随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
任弼时从实际出发举荐毛泽东，使得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主张得以贯彻，保证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苏区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党内“左”倾错误严重时能顶住压力尊重实情认可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是很不容易的。任弼时固此被博古等认为“执行中央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将他调离中央局，派到湘赣省委工作。薄一波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弼时同志刚到苏区，许多情况不了解，甚至有些误解。不过弼时同志有一个长处，注重实事求是。这使他很快从实践中认识了这种错误。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一直强调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的过程中，党的高层包括弼时同志在内的一部分觉悟较早的同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来找根据
1930年底，赣西南苏区因“AB”团肃反扩大化发生了“富田事变”。本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是带着实地调查的任务到苏区的，但在他们赴苏区途中的1931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意见作出《关于富田事变决议案》，将事变错误定性为“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要求“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他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在中央“左”的指导方针下，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一度愈演愈烈。
在肃反过程中，任弼时没有听信教条主义者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保护了一批同志。在江西万泰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因为“AB团”分子的口供被认为是“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主持此事的同志轻信了口供，决定将他逮捕。但任弼时在了解情况时发现，张有在上海做秘密工作连续被捕入狱却没有叛变的革命经历，以后又在红军中工作，负伤后才被调出做青年工作。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加上谨慎的研究，任弼时认为“他不会是AB团的”并指出：“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来找根据。”时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他从少共本身下层组织到上层的工作和少先队工作儿童团工作及党政各方面都作了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任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任弼时对干部的保护不仅体现在肃反中，对日常工作中动辄“上纲上线”批评干部、随意给干部下结论的情况也很关注。在中央苏区担任报务员的曾三回忆，曾有位领导他的科长错误地以宗派主义的眼光批评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引起了争论。他把这事报告了任弼时。任弼时立即仔细问清了情况，并向各方面作了调查，恰当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可见，无论是肃反运动还是对干部的不当批评，他都是在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审慎地下结论。这样的工作作风为不少被错打、错划和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洗刷了冤屈。
为了保护干部，任弼时还明确提出：绝不要单独相信口供，要反对肃反工作中的唯心论。这些原则后来也被写入《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成为苏区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冤案错案的发生。
任弼时虽未能从根本上纠正肃反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在“左”倾路线已占统治地位时，他还是根据调查研究的实际结果尽可能地进行抵制，使受冤屈的同志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正如曾在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同样得益于任弼时保护的王首道评价的那样：“任弼时同志不只听一面之词，他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王震等许多忠实同志的意见，采取慎重的态度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在王明‘左’倾路线猖獗时他能基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较客观地处理问题，就这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已是很不容易了。”
任弼时保护的这些同志，后来大多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爱萍后来成长为杰出的军队将领，不仅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做出过重要贡献，还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我国国防科技工作，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和战略核力量的建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曾三则实现了中央红军和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和其战友一起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等。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于湖南澧县合影。站立 者右起：任弼时、关向应、李达、贺龙。前坐者为王震。
时常给以个别的特殊教育
任弼时非常注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并把坚决提拔干部训练干部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1931年冬，他为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制订学习计划，不仅安排毛泽东、朱德等人讲课，还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被代表评价为有“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1932年春，他亲自创办了苏区中央局党校并兼任校长。在他努力下，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还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办政治教导队，培养训练干部。
任弼时的干部培养工作，具有方法务实眼光长远的特点。他明确反对“消极的形式主义”和“拉夫式的介绍党员”，而强调干部工作的实效。为达此目的，他提出，在进行集体培训的基础上要“时常给以个别的特殊教育，并率先垂范发挥榜样作用。
任弼时对干部的“个别的特殊教育”有不少是在谈话中完成的。和他谈过话的人都有一个明显体会，“就是他会耐心地听取你的话，让你讲完你所要说的话”。不少同志开始以为是自己提出的材料很深刻新鲜才引起他的注意，等到自己谈完他逐条分析以后才明白：他知道的比你更多。他如此倾听，并不是因为你所谈的材料真的新鲜和深刻，而是为着不愿打断下面同志提意见的热忱。假如他不愿意，满可说一声“我早知道了”来打断你的谈话。这就在无形中给人以尊重和信赖的感觉，使你又敬重又敢大胆地向他陈述你想要说的一切话。如此一来他就能更清楚彻底地了解干部所思所想，从而找到问题所在，对症下药。他很擅长用提问题的方式提高干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当有的同志提出问题后他会反问其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办法，然后再答复解释，诚恳和蔼地向干部说明问题。这种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让不少干部觉得在谈话中有收获提高。
任弼时也会对干部进行恰当的批评指导。他的批评从来都是为从各方面讲清道理，指出错误的所在和改正的方法。正因如此，不少干部感到进步快。总前委秘书处的江文曾不小心把少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的文件错送到同在一个村子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任弼时知道后，没对他严辞厉色，更没一棍子打死，而是耐心说理，并且亲自制定了收发登记保管文件的制度，使得文件管理条理化，便于查询。他还将在上海时的地下工作经验带到苏区，亲手教会江文隐秘文件的处理方法和化学药水的配制。这是站在解决问题、避免问题再次发生的角度真正帮助干部成长。这件事给江文的记忆是深刻的，他后来把任弼时敬为良师。正是在这位良师的指导和教育下，他才很快熟悉掌握了这些原本生疏的工作，并避免了差错。
正如师哲评价的那样：“他善于使人讲话，善于使人讲出他内心的话。他能循循善诱地启发人，说服人，他也善于批评人，善于纠正人的错误。同弼时同志谈过话的人，总会觉得他善于说明问题，解释问题，甚至是他批评了你，指责了你，你也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批评和指责。”正是在任弼时这样的培养方式之下，干部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干部工作才会收到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