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晚清手绘明信片：新春婴戏图
《新年风俗志》封面图
春节，也寓意“辞旧迎新”、“万象更新”，但这个中国人一年一度最隆重、最重要的节日，又特别讲究个“旧”字，旧风俗、老规矩得一例照旧，这个年才过得像模像样、有滋有味。
1935年春节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年风俗志》，这是中国民俗学节庆研究的重要著作。
1932年9月，《中国新年风俗志》于浙江绍兴新河弄的绍兴印刷局里印制完毕，在绍兴汤浦的民间出版部悄然面市，不久，上海、北平、杭州各地也陆续有此书发售。这本封面印有民间舞龙灯迎新年图案的小书，一时风靡于街头巷尾，大有人人争睹的意思。
这本由中国民俗学会编审的专业书籍，为何会得到民众如此追捧呢？
“中国民俗学运动”
《中国新年风俗志》是在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而“中国民俗学运动”与蔡元培、鲁迅等的提倡密切相关。
蔡元培1917年至192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科学与民主，广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进步学者，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之后，他虽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仍继续倡导他在大学教育方面的进步主张，对中国民俗学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蒙、指导与推动作用。
1916年，蔡元培就提出“味理之人，于事理之较为复杂者，辄不能了然。十其因果之相关，则妄归其同于不可知之神，而一切依赖之……是迷信也。”强调必须以科学的“理信”破之（《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蔡元培对现代启蒙理念的推崇，也推动学术研究向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路径前行。
1913年，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明确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紧接着，1918年，刘半农等向全国征集歌谣，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这也意味着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正式开始。
1923年5月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风俗调查会”筹备会，通过了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5月24日正式宣布“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成立。1924年正月，《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印发。
所有这些关于民俗学研究的相关学术活动表明，中国民俗学研究开始全面走向民间，已经在学术方法上极为重视田野考察与实地调研了。
“恰逢其时”的编者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年风俗志》的编者娄子匡正值年富力强，其浓厚的民俗学兴趣与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恰逢其时。之所以说“恰逢其时”，是因为他恰好处于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黄金时代。在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娄子匡的学术研究进展神速，学术成果也日益累积。
娄子匡是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即醉心于民间文艺，在浙江绍兴中学肄业时，就已搜录《绍兴歌谣》《绍兴故事》二册，后辑入国立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于1927年7月在广州出版。青年时代，娄子匡又为国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海文学研究会《文学周刊》等刊物，编撰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
1932年夏，他与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等人在杭州创办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了《民俗周刊》《民间月刊》《孟姜女月刊》《民俗学集镌》等多种关涉民俗学、民间文学类型的学术刊物。后又南北奔走，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分会10处，吸纳民俗学爱好者500余人入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娄子匡迁离至重庆，在中国民俗学会重庆分会所在地编行了《风物志》周刊与集刊。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坚持不懈地从事着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中国新年风俗志》一书，正是娄子匡在杭州创办中国民俗学会期间，学会所筹划的丛书之一种。3年后，1935年1月，该书更名《新年风俗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影响力更为扩大。这一版本成为后世读者经常能看到的版本，其封面重新设计印制，更为精致醒目，透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年味”，无怪乎当时代读者大有将其认作“贺岁书”之意（1935年除夕为2月3日）。
新颖可观的内容结构
书的封面主图，为两个小孩在给一对老夫妇拜年，老者手拿红包，面容慈祥；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春节过年时的场景，很是生动形象。
冠于该书的正文之前，除中国文学家所作的序言外，还有一位外国学者“爱堡哈特”的序言，也特别引人注目。
爱堡哈特是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即柏林民族博物院艾伯华教授。他也是娄子匡主编《民间月刊》的忠实读者，对中国文化及民俗研究有着浓厚兴趣。在初步接触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之后，爱堡哈特曾于1933年2月致信娄子匡说：“在我们这里，流行了一种见解———以为在中国是没有神话和传说的。现在，从你们的杂志里，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杭州民俗学会的出版物中，我们才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这边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你们如果见到，一定会要发笑，因为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老早便可以被你们的饱学所解答了，所证实了。”
爱堡哈特为这新版的《新年风俗志》慨然撰序，不但说明了他个人对这部著作的认可与肯定，更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民俗文化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积淀之深厚，本土本源的中国学者理应比西方学者更有发言权，理应比所谓“汉学家”更有研究深度。
书中对中国新年风俗的“横向”采辑，在当时也堪称“空前”，它记述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13个省份共27个地区的新年风俗。娄子匡的这“一铲子”可不一般，是倾尽全力，尽最大可能地存留了这百年间的“年味”的“原味”。他在自序中，不无动容地说道：“新年的风俗委实是耐人兴趣去探采，更是我们伟大的国土中所流传的各地不同的多量的风情。从它（新年）底行事提出某一个仪式和惯例，那就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此书正文内容开始之前，印有“引歌”一首，这是一支“川滇蛮子新年歌”；而在所有正文结束的末尾处，还印有“余音”一曲，一支“广州元旦盲妹叫化歌”与之相应和：
唱首新年歌,当着新年到。大家赶唱罢!火节也一样,节到唱节歌,新婚也一样,喜到唱喜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