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史文汇》发表文章《胡乔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记述了，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胡乔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任务。1982年4月离任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指导该室和全国的党史研究。他认为党史要写得脉络清楚，生动感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现对原文摘编如下：
胡乔木常为一些党史著作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苦恼。他很重视党史的表达方式，要求党史工作者要研究解决。他指出：我们写的书，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使人能够读下去。他说：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首先要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他认为，一些党史著作的缺点在于抽象议论多，过于逻辑化；不是从生动丰富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会议、文件出发，有时简直成了文山会海。他主张，编写党史，要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在论证有关党史上的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征引经典的历史观点；尤其要广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尽可能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外国人的、国内中间人士的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与我们一起来判断历史，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乃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
胡乔木说：“我们党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得到发展？在写党史的时候，不能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这样抽象的原则来解释，否则就是把历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论化了。”他指出：“事实比理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对于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动具体的描写，不然历史就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历史本来是充满革命斗争的激情、动人的画面的，而我们写的本子常常变成了灰色的、苍白的。”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写人。他说：“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
通过人物关系的研究、分析、评价来认识理解历史，是胡乔木研究和写作党史的一个重要方法。他在1983年5月14日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谈毛泽东、邓小平、“四人帮”三者关系，可以给党史工作者很多教益。他写的许多回忆和评论人物的文章，如《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回忆张闻天同志》《怀念共产主义的老战士陶铸同志》《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深切悼念胡愈之同志》《怀念萧三同志》《我所知道的田家英》《纪念柳亚子先生》《陶行知先生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介绍马一浮先生》《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等都用历史眼光，通过历史事实、个人交往来评价人物，感情与理智得到很好统一，也给史学者作出示范。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叙事。他指出：“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通过叙述事实，表达我们的看法、评价、分析。”他要求：“直接叙述一些生动的史实，而不是通篇都是枯燥的论述”，“不仅逻辑关系要写清楚，而且要尽可能地有血有肉。”“应该从大量的史料中去选择、剪裁。在书中有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直接镜头，让人看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种历史再现的感觉。”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可歌可泣的事，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可歌可泣的文。这样，书一打开，显得比较精彩，能够感动人。要使得历史上动人的事情，在书中也是动人的，不要变得平淡无奇、枯燥无味的。”
胡乔木要求写党史要有感情。他说：“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
胡乔木强调：党史要写清楚历史脉络。他说：“党史书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又说：“党的历史线索要搞清楚，这是修改书稿中最重要的。把历史的脉络写清楚了，书就容易看下去。”他强调：“对党史本身，主要是头绪要清楚，这一点是整个党史书稿的主干。”怎样做到搞清脉络，写得夹叙夹议有条有理？归纳他不同场合的谈话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他在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意见时，结合“蒋介石是怎样变成反革命的”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二是要先讲清政治形势，根据政治形势及其变动来分析历史、评述人物。三是要点出历史发展的关键。“在联接的地方，在转轨的地方，把脉络搞明白，把关键点清楚。”他反复强调，要把握根本的思想线索，不能仅仅把一件事一件事凑起来，却看不出历史的脉络。“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要“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要“用历史的条理，用应有的党的历史的观点，用已经得到的经验教训来写，把它贯穿到书稿里去。”
胡乔木要求历史要写得波澜起伏，要有提神之笔。他说：“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毛主席常常对我说，写文章要善于提笔，要有提神之笔。”胡乔木举马克思写《资本论》为例，指出：“马恩都不愿意他们的文章写得平淡无奇。他们的书也要写得引人入胜，使人读起来眉飞色舞。”
胡乔木还特别注重注释在书稿中的作用。他说：“注释可以成为书中一个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说的，可以在注释中说，注释里可以提出一些见解。看了注释等于看到了索引。”“注释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否则，显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讲不清楚。”
胡乔木不仅提出上述关于如何写好党史的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而且亲自动笔撰写重要的党史论文，如《关于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成文时间的考证》《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以及帮人修改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
帮助别人修改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主要是指老同志的、涉及历史问题的文章。这种并非分内的差使，却是胡乔木乐意做的经常工作。杨尚昆回忆说：“他对文辞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稿，他都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曾经长期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的逄先知说：“有人说，一篇文章，经乔木一改，哪怕是改几句话，加几句话，甚至只是改几个字，就大为改观。我看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大凡在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会有同感。在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说：“乔木同志在写作上的功力，反映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在文学修养方面，在知识容量方面，在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熟悉和理解方面，以及在概括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的非同一般的水平。”
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1981年3月31日邓小平审阅解放军报社关于发表这篇讲话的请示信，批示胡乔木：“这篇东西，我看是讲得好的，请你帮他看一下，争取按时发表。”黄克诚的这篇讲话经胡乔木过目并修改多处后4月10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又如，对逄先知写的书稿《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在北京和上海仔细修改了两遍，还多次通过信件和电传告逄修改意见。他加写的话往往是在关键的地方。经他一改，大为增色，特别是思想性大大提高了。逄先知称胡乔木为他的恩师。他在《永远怀念胡乔木同志》一文中举了一些十分精彩的例子。逄先知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乔木同志加写的这些话，是对建国以来某些历史问题作出的精辟分析和科学概括。对我们写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毛泽东传记都有重要价值。我想，凡是熟悉乔木同志文笔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些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和优美的文字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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