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残疾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高士其23岁留美期间，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因意外感染病毒，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长期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同时，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和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88年12月19日，科普作家高士其去世。高士其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为了纪念高士其对人类科学进步作出的贡献，1999年12月13日，一颗由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高士其星”。今年11月是高士其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作纪念。
“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其，1905年11月1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18年，高士其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的精神——“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并成为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荣获多项学科优秀奖章。
1925年，高士其以全优成绩从清华毕业后转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学。由于成绩优异他插入化学系三年级，一年后即以全优成绩毕业。正当他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攀登时，传来姐姐不幸死于流行性疾病的消息，他痛定思痛，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决心走巴斯德的道路，攻读转向细菌学这一冷门。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细菌学系试验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究竟是怎样危害的，他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病菌菌液。吞食以后，高士其做了认真仔细的记录。老师和同学在为高士其担心的同时，又被他那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第二年暑假过后，高士其回到研究院又开始研究起脑炎病毒。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弄破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无情的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体内。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觉得眼睛不听使唤，他以为是眼病，就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可怎么也查不出病因来。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他便昏昏欲睡。不久，他的左耳也变得有点聋了，脖子也有些发硬，转头都很困难，后来就连手也有点抖了，脚也不大灵便了。他赶紧到校医院作检查。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确认他得了脑炎，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但他考虑到为祖国人民服务的本领还未学到依然带病坚持学习，并加入美国化学学会、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他在经常性的眼球失控、脖颈僵直、手足颤抖等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中，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这年夏天，高士其乘坐轮船回国，归国途中他实地考察了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国，掌握了世界公共卫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归国后，他作为全国五个微生物学家之一，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查科主任。但是科学家正直善良的秉性与腐败罪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断然辞职，居住在上海的阁楼里，贫病交迫、度日维艰。
他成天同毒菌打交道，知道毒菌怎样危害人的生命。现在，他在生活中又遇到那些人形的毒菌。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伪君子、假道学，一要官，二要钱。这些家伙像毒菌一样侵袭劳动人民的肌体，毒害人们的灵魂。就是在医院里也不乏这样的人形毒菌。他渐渐变得愤世嫉俗，落落寡合。他与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在与院长的一次尖锐冲突中，被迫离职，他失业了。
失业后，高士其的病越来越重了，写字都很困难。他在上海的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住了下来。要进行细菌学的研究是不可能了：没有助手，没有实验室。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细菌知识，告诉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吗？就这样，他用颤抖而快要瘫痪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开垦起来。
1934年，他在发表第一篇科普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改为“高士其”。一个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高士其的名字，问他：“你为什么改了名字了呢？” 高士其爽朗地回答：“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这一声明成为他终身恪守不渝的誓言。
面对愚昧、落后的社会现状他一直在深深的思索，怎样把所学的知识贡献给人民，为改变社会而努力。1935年在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先生的建议和启发下，他毅然拿起笔来用颤抖的手从事当时还无人问津的科普创作。他把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融合在一起，用浅显易懂的拟人手法写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作品。
此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上响起了炮声。在这种形势下，他写作更努力了。他的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他巧妙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向两条腿的法西斯毒菌进击。在《我们的抗敌英雄》这篇科学小品中，他写道：“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请看，这不是对抱着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之流的极大的讽刺吗？他的作品越出了科学的藩篱，成了政治的投枪了。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普及科学、启蒙愚昧的主题，而且也充满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呼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准确地预见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他指出人类存在着滥用科学的危险，而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应用于人类和平与发展。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在进行科普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从1935年到1937年，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作品并汇编成册：《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细菌与人》以及长篇连载《菌儿自传》。他的作品在广大的知识阶层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
“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随着高士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就像是一座革命的灯塔，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高士其决心到延安去。他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1937年8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热情满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3个多月的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延安。
高士其刚到延安，毛泽东主席就来到他住的窑洞里看望他，亲切地勉励他“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周恩来副主席来到窑洞里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
陈云在和他交谈后，欣慰地说：“你是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高士其铭记着毛主席、周副主席和陈云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说：“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崇高的理想，鼓舞他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每天起床后，他要做操，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也要做操。他自己站不住，就靠着窑洞的墙壁练，实在站不起来，就坐在椅子上练。他在工作上、治病上都进行韧性的战斗。
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又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在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缺乏医疗条件。他忍受着病痛，积极工作，热心团结和教育周围的爱国青年，启发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他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写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他唱道：
“我虽然不能起来，我虽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但是哟，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4月，高士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近于全身瘫痪。毛泽东提议他去香港治病。12日，高士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
在香港治病期间，高士其依然割舍不下他的科普创作，拖着病体继续写作。
1941年九龙被日军占领，高士其从香港辗转来到桂林。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和特长，让他担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于是，他又开始了科学食品的研究，同时继续进行科学小品创作。从此，他于重庆、香港、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北等地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历尽艰辛和苦难。这时他已不能握笔写字，讲话也很困难，但仍以口述方式进行创作，撰写了大量的民主诗歌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高士其来到广州。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高士其把心中的怒火化为“匕首”“投枪”，用一首又一首旗帜鲜明的诗歌，与反动派进行“肉搏”。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下和平伪装，悍然发动内战。高士其的好朋友李公仆和老同学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参加了公祭大会。
这一时期，高士其写下了《天地进行曲》等光辉诗篇，发表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罪行的战斗檄文，成为科学与诗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科学诗创始人。以后还写了《言论自由》《黑暗与光明》《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等，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当中共地下党得知高士其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后，党组织立即掩护他，把他转移到苏州。由于病情再次加重，他又被转送至台北治疗。其间，高士其还是那样勤奋，病情稍一好转，就又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1949年1月，在党组织的掩护下，高士其悄悄离开台湾来到香港。5月，又乘船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天津。在途中他写道：“我回到老家去了，我要开始新的战斗，为建设新中国而战斗，为人民的健康而战斗。”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1949年，高士其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并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这使他那颗火热的心更加激动。在开国大典的那天，他坐着手推车到天安门前参加观礼。他说，“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他要求党组织不要把他当作病号，他要做一名战士，为人民工作。
此时，高士其已接近于全身瘫痪，党把他安置在北京医院，要他在那里长期养病。他为自己不能为党工作而整夜整夜不能成寐，他请求党组织“不要把我当成病号看待，我还能为祖国出力，给我分配工作越快越好！”
周恩来总理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担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有了工作后，高士其病残的躯体里总奔泻着一股生命的激流，除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坚持搞创作。他要为新中国而写作，为社会主义而写作。本来，他已经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那时他又在学俄语了。他说，“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我的病不能降低学习的要求。”
但作为一个身患残疾的人来说，每写一篇文章都要付出常人难以付出的艰辛，每写一篇文章他都要进行紧张的思考，无论是几千字还是上万字，他都要在大脑里整理成章，这时候他往往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处于紧张的思考状态，手脚剧烈的颤抖眼球上翻，嘴里不由自主地哼哼，这种症状就像他每次犯病时一样，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家人尽量不去打扰他，有时实在看他思考得太苦，就禁不住劝他休息，但这是无济于事的。他不会停止他的思考，直到把文章完全构思好才会安静下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暴风雨结束了，他显得从容和安详。然后他一字字地叙述出来，再由秘书一字字地记录下来。但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用模糊不清的喉音一遍遍地说着，碰到难懂的句子和字，有时要反复说上七八遍才能听懂，实在听不懂时，他就用手哆哆嗦嗦地写出来。有的字别人要好长时间才能辩认清楚。他风趣地说，“我的字是天书。”
高士其创作非常认真，每一篇文章都要从一稿开始一直改到七八稿及至十几稿。送到编辑部去后他还会让秘书打电话，要求记录或修改几句话。有时早晨醒来人还在床上，他就笑眯眯地说：“我已经想好一篇文章。”然后迫不及待地洗漱、吃饭，到办公室把它写出来。他笑称这文章是“梦中所得”。
以后，他还担任中华全国科普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科普事业，成为科普园地中的辛勤园丁。他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还深入实际，到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写下了《炼铁的故事》；到云南个旧锡厂拜访，发表了《锡的贡献》。从1949年到1964年，他发表了800多篇文章和诗歌，出版了近20本科普书籍。
高士其是个多产的作家，创作态度又是严肃认真的。所以，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1954年，高士其的科学诗集《我们的土壤妈妈》获得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发奖大会那天，当他坐着手推车来到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宋庆龄副主席代表评奖委员会亲自给高士其授奖。此时此刻，高士其的心情十分激动，在旧中国，他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依旧是贫病交加，不得不接受宋庆龄为他募集的捐款。而在新社会，党和政府给了他工作，并委以重任，生活有了保障，为孩子们写了些诗，竟受到这么高的奖励。他决心要更加努力地创作。他将所得全部奖金交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托他们转赠给深陷战争之苦的朝鲜小朋友。
获奖后，知道高士其的人越来越多，他更是收到许多青少年的来信，他们中不少人正是在高士其精神力量的鼓舞引导下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北京二十三中的女孩子们读了他的作品，曾经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了九个大字：“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生命啊你是一部写不完的史诗！”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士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同样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这个非常时期，他没有静止观望，在几度病重，几次半夜里被急送医院的情况下，他还不断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写了十几封建议书，要求恢复受摧残的科普事业和科协工作。在此期间，他写了《杀菌的战术》，直到“文革”后才出版。
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科学热潮。
高士其繁忙的工作开始了。各种约稿纷至而来，高士其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紧张的工作使他全身原本僵硬的肌肉更加僵硬，喉部的肌肉也呈现出了一种僵化的状态，食管与气管盖子的开合相互失调，吃饭时气管的盖子往往会打开，大量的饭菜没有进入食管而是通过气管进入了肺部，造成了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为此他大病了一场，经过大夫3个多月的抢救和治疗才转危为安。
这场疾病剥夺了高士其唯一的工作方式——口述。对此高士其感到十分痛苦，因为他认为无所事事是最不幸的，但他不甘心向厄运屈服。早在1939年高士其就丧失了写字的能力，在停笔40年之后，毅然拿起笔来锻炼写字。他用僵化变形的手夹着笔哆哆嗦嗦一笔笔地写着，刚开始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但逐渐增加到一百多字、二三百字，最后达到每天写1500多字的水平。他往往要从早上9点写到夜里11点钟。他经常控制不住疾病所带来的颤抖，在笔记本上留下无数道划痕。
1983年春天，正在开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个星期天，原本也是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他从早到晚写了整整一天，完成了6份提案共1878个字。
面对苦难和折磨，高士其却活得十分乐观。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自己说得也十分费劲，他就笑称自己的话是“高语”。他写的字别人看不清，自己看了也发笑，他就戏称自己的字是“天书”。有一天早上高士其从床上醒来时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病好了，可以走路了，可以自如地活动了。我做了许多我愿意做的事情，可是早上醒来却发现自己还是这个样子！”说完又呵呵地笑了起来。
高士其的病一直在发展着，但他的工作节奏也在有增无减地加快。高士其非常清楚他病情发展的最后结果。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曾对秘书说到：“如果哪一天我吃不下饭了，那就是我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一天正在一点点地逼近。
1984年夏天，北京医院的大夫们终于作出了高士其进食改用鼻饲的决定。鼻饲以后，高士其更加快了工作节奏，他常常一边进行鼻饲，一边题词、作文、写回忆录，好像食物是灌到一个与他完全不相干的身体里去了一样。
高士其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权利和有限的生命，当需要挂点滴治疗时他总是要求挂在左手，尽管左手的静脉扎得已经不能再扎，他也不愿意伸出右手。他说：“右手是要工作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他左手打着点滴，右手还在颤抖着写字。高士其的这种精神，不仅感动了大夫和护士，也感动了病友们，他们每天从高士其病房走过时总看到他在沙发上坐着写啊写，从早上8点一直写到晚上10点、11点。在医院里恐怕再没有这样勤奋的病号了。倪志福（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目睹了此情此景忍不住走进病房劝他注意休息。高士其用笔在纸上写道：“写作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985年1月7日，北京医院进行南楼拆毁的定向爆破，大量尘埃通过门窗涌进房间，造成高士其严重的吸入性肺炎，此后10天10夜高烧不退，只好用冰毯进行表面肢体降温。接着肠胃道大出血、癫病性抽搐。一天夜晚又因堵痰须进行气管切开手术。手术虽成功了，但整整3个月，高士其都处于昏迷状态。3个月后的一天，高士其才突然醒过来。
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与世长辞。在高士其逝世3年后的1991年，安徽少儿出版社决定出版《高士其全集》。1993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高士其全集》第一卷首发式。1995年又举办了《高士其全集》出版发行仪式，该书荣获“国家图书奖”等4项大奖。1995年4月26日高士其“基金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福建省在高士其童年生活的地方建立了“高士其纪念馆”。在北京则保留了“高士其故居”，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幢科学家故居，它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为高士其建造的米黄色二层小楼。
200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忆高士其》的文章，作者杨建写道：“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惊人的毅力而震撼，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高超的笔法所打动。使科学知识脱下庄重的礼服，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他的作品立意深远而文辞浅显，小学生都可以读懂，大量拟人化的比喻、口语化的叙述，开科普创作之一代新风，《菌儿自传》《我们的土壤妈妈》等名篇佳作，成为世界科普文库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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