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云飞渡仍从容——“文化大革命”中的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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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初，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因身体不好，正在家中休养，在党和国家事务中很少起到决策作用。然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权力熏心的人却没有忘记向陈云射来毒箭。在这乱局中，陈云从容应对。

遭受冲击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上海养病，并不在中央一线工作，所以1965年秋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均因病未参加。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时，陈云连同朱德、邓子恢、薄一波等人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后不再通知陈云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实际就是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人一道被靠边站了。1月25日，北京大专院校和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成立了“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标志着对陈云批判的升级。3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召开了批判陈云“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大会。大会宣称“对陈云的大批判、大斗争，是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这一伟大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周恩来3月21日对财贸口造反派说，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拿出批判陈云的材料，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中央常委当然是听毛泽东的。3月，中央办公厅停止向陈云等人发送文件和《参考资料》、《参考消息》等。1970年9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决定审查陈伯达后，江青、张春桥等借机围攻陈云，要他交代1962年西楼会议时陈伯达是如何与他互相配合的，并无端指责他不揭发陈伯达是要为自己推脱罪责。

康生发难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挑头向陈云发难的是康生，此后屡次挑头。1966年8月10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华东组会上到处咬人，称：“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其实陈云从来就没有以经济专家自居，也从来没有说过他的经济学在毛泽东之上。康生这种攻击性言论与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想当大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的调子如出一辙。1967年，康生在给江青的信中将陈云等18人定性为“有错误或历史需要考查的”一类人中。1968年11月25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称“陈云同志又一次包庇了袁血卒，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此件未见毛泽东的任何批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上讲到康生的历史问题时说，“康生是不是被捕过？被捕的表现怎么样？要慎重一些”，“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能轻易定”，要由中央组织部组织人进行审查。在稍后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再次提出要对康生进行审查，全会接受了这一重要的意见。

多次检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表示拥护“十六条”。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反路线时，刘少奇在检查1962年所谓右倾错误时提到他支持陈云报告并推荐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事情。10月30日，陈云就解放前后包括1962年“右倾错误”在内的“严重错误”向会议写出书面检讨。这是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次检讨。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云以“一贯右倾”再次遭到批判。谢富治说：“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一贯反毛泽东，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都要清算。”会上陈云多次被迫就自己解放前后的“路线错误”进行口头及书面检讨。他在讲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他发言而没有发言时说：“因为我不愿在这样大的会议上散布我的右倾观点，因此，没有讲。”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陈云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会上又一次就自己历史上所谓路线错误进行检讨。1970年2月在 “蹲点”单位———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斗私批修会上，陈云先后分四次讲述自己的历史，对所谓路线错误进行检讨。1970年8月26日，他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东组书面发言中就自己历史上所犯历次“路线错误”，特别是1957年反冒进、1962年“夸大”暂时困难和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等进行了检讨。1972年7月2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再次对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要他讲话他不讲，而隔了几个星期却在西楼会议做所谓错误报告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并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获准出来工作后，陈云还在检讨。1973年5月22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再次对自己过去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检讨。

主席保护

尽管陈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冲击与批判，处境困难，但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使得陈云还是可以享受规格较低的政治待遇。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前六次陈云均参加了。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在“九大”酝酿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时，毛泽东提议陈云等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结果陈云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但未能进入政治局。1969年10月，毛泽东在陈云被疏散到江西之前特意交代汪东兴，“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1972年7月22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陈云7月21日的来信，“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不久，陈云就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7月31日，陈云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结束了自1969年10月以来不让参加国务活动的局面。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示，要做到这些，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毛泽东所以作出这一批示，又是建立在陈云反复检讨自己“错误”（据不全统计，至此陈云在党内外做的检讨已经超过十次）的前提之上的，同时也是出于林彪事件后调整干部政策之需要。“十大”陈云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又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些当然是毛泽东同意的。

揭批林彪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认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风头甚健，一时间趋炎附势的大有人在。陈云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林彪敬而远之。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问陈云，这些年你常在苏州、杭州养病，为什么不去看看林彪？陈云答：“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周恩来建议陈云主动找林彪谈谈。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召开新的中央常委第一次会议时，陈云主动约谈林彪，林彪表面答应，但始终未谈。现在看来，陈云不知道林彪住处的说法只是一种推脱之词。一个中央副主席要找另外一个中央副主席，只要中央办公厅协调一下即可。问题是那时陈云不想与林彪谈。1969年10月在林彪发出第一个通令后，陈云被疏散到江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陈云几次揭批林彪。1971年10月8日，他写了《我对林彪的揭发》，揭发林彪在长征时期、延安整风初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反对出兵抗美援朝等一些问题。1972年陈云在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对《五七一工程纪要》进行了逐条批驳，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不是事实。事实是钢产量达到2100万吨、粮食达到4920亿斤，“前进速度和各国相比仍然不慢”，说“干部敢怒不敢言”，也不一定。他就讲过工厂的班组会占时多，“质量不高，作用不大”，还向工厂提过经济核算问题。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而且是在基层提出的，即使如此也没有明确的回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高层提出的意见是1969年9月14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说：规章制度有些必须改革，但安全操作规程是不能废的。似乎没有下文（毛泽东、周恩来的年谱、传记、文集均未查到对此信的批示）。以此揭批林彪有些牵强。1972年5月29日，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期间写了《对于叛党、叛国、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的揭发》，说本来“只觉得此人没有共产党员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想到他竟发展到要杀害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阴谋政变。”6月23日，他再次写出批判林彪的书面发言，并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诬陷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实事求是，反对极“左”

1966年9月，陈云对前来调查时任天津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袁血卒的工学院学生讲，“袁血卒自首叛党、叛国谈不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央怎么能让一个自首叛党、叛国分子去作副书记呢”。1967年7月18日，他在复广东省第一工人疗养院的外调信中坚决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我知道的事，而硬不给他证明，或不知道的事情或记不起的事情，随意加以不合事实的证明，这是不符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我决不这样做的。”1973年9月13日，陈云复信辽宁省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就所询宋黎的所谓托派嫌疑问题答复说：直到1943年春离开中央组织部养病，“中央组织部认为宋黎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从1967年2月到1978年12月，陈云共收到关于干部历史问题的外调信件80多封，均作了认真的实事求是的亲自回复。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仍然坚持辩证法，反对片面性。1970年5月，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车间政治学习会上讲：“大家既谈革命，又谈生产，既讲成绩，又讲缺点，……我百分之百赞成。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只谈革命，不谈生产，我们吃什么？”实际上是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谬论的批判。1974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驳“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1971年，他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座谈会上针对有人反映近年来批判“臭老九”时说：“我多次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没看到里面有这个提法。”临别时有意在与教师握手时把对方的手放到自己鼻子边闻闻，风趣地说：“不臭啊！我看不臭。”后来毛泽东也发现太过分了，说了一句“老九不能走”。1973年6月7日，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等人谈话时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7月14日，他在听取香港华润公司五丰行总经理的汇报时说，对大宗交易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10月中旬，他在听取外贸部关于广州交易会的汇报时指出：工艺品要创造新题材，也可以利用旧题材。外贸部要就出口工艺品的题材问题向中央写个报告，“提出《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书中题材除了反动、丑恶、黄色的以外是否可用的问题，如果中央批了，下面就可以动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评弹艺术大加破坏，连新长篇也不让演，更不要说传统书目了。1973年，周恩来当面问陈云有没有听评弹？陈云说没有。周恩来本来要说的意见也就没有说出来。1975年，陈云到上海养病，在收音机里听到评弹已经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由于被搞的和唱歌、演戏一样，不伦不类，被称之为“评戏、评歌”。1977年6月，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的评弹座谈会上讲，“传统书目里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老书也可以说”，“我们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几千年前的东西还要拿到国外展览，为什么不可以把没有问题的、能起作用的传统书目拿出来演一演呢？”

潜心学习经典著作

1967年底，陈云对儿子陈元说：看来中央不会再让我工作了，我准备集中时间看看书。要定一个五年计划，先看《列宁全集》，从二月革命的那卷开始往后看，然后再看前面的。陈云已经做好了至少五年赋闲读书的思想准备。1969年10月陈云被疏散到江西时，带去了两个铁皮箱、一个木箱的经典著作，11月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后，上午去厂，下午与晚上均在住所看书。1970年12月，他写信给在农村任教的二女儿陈伟华，要她学毛选四卷还要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里，陈云除了到厂“蹲点”与到附近工厂农村调研外，时间基本用于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了，其中《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九卷全部读完。重新出来工作后，他在1973年8月17日写给陈伟华的信中说，想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并吸收家里人一起学习，大家提出疑问和交谈学习心得。1975年3月至1976年10月，陈云再次通读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九卷。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干中是罕见的。毛泽东1975年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但笔者认为陈云是“不多”中的佼佼者。

鲜为人知的两次谈话

1976年1月和7月，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毛泽东病重。8月4日，陈云对前来看望的谷牧副总理谈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四点意见：（一）军队要稳住；（二）坚决拥护华（国锋）；（三）老一辈要延年益寿；（四）主席的旗帜要高举。第三条据谷牧回忆说意思是“投票时要用”。毛泽东逝世后，10月3日，他同再次前来看望的谷牧谈了八点意见：（一）团结；（二）高举主席旗帜；（三）鼓励新手；（四）控制二杆子；（五）守住阵地；（六）先上两个后上四人；（七）要有民主；（八）等待时机，要有事件。谷牧后来回忆说，第四条的意思是要控制好那些不动脑筋、做事莽撞的人，“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动作”。在这之前，王震在9月下旬受叶剑英的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粉碎“四人帮”的问题。陈云起初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方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10月初，他应邀去叶剑英住所面谈时明确赞成将“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并说：“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建议将此事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10月6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赞扬“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认为很好很好。其实在这一重大斗争中，陈云对党也是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