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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牧师董健吾二三事

王  淼

2016年02月24日14:0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董健吾,中共早期党员,曾是中央特科重要成员。他利用基督教牧师的身份,为中国的革命斗争立下汗马功劳。他创办的互济会曾收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地时通过他的联络、护送才得以成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亲切称他为“王牧师”。“文革”时期,董健吾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最终历史给了他公正的评价,被称为“红色牧师”。

以特殊身份从事情报活动

董健吾,1891年出生在江苏青浦(现上海市)一个基督教世家。青年时期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与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系同窗好友。

1926年10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冯玉祥信奉基督教。董健吾与浦化人奉命来到冯的身边传教,并辅佐于他。此时,浦化人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与董健吾是同乡,很快让董健吾的政治信仰发生了变化。1928年,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玉祥息隐泰山后,董健吾回到上海,在一座教堂中任牧师职位。此时,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利用神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供职,并领导董健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之后,董健吾利用牧师的公开身份创办革命互济会,在营救被难者以及成立“自由大同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是在这期间,董健吾被圈内的亲朋友好称为红色牧师。

不久,董健吾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基督教方面的反对和不满,遂借口董健吾的恋爱生活违反了教规,革除了他的牧师职务。这样,董健吾不仅需要承受来自基督教方面的舆论压力,而且也失去了从事特殊工作的依托。他为之十分痛苦。

党的保卫部门为了使董健吾更好地从事情报工作,出经费为他开了一家古玩商店。他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条件,把很多外国人吸引到古玩商店来洽商买卖,巧妙地掩护了党的这个情报据点。同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通过拜时为地下党员(昔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为师,遂成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他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自然,宋庆龄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但是,董健吾终因被革除牧师一事耿耿于怀。党的保卫部门也为失去这样一个“上帝”赐予的依托和据点而遗憾。这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潘汉年接任中央特科二科的负责人。他告诉董健吾:不要心急,一定寻机为他恢复牧师神职。

这样的机会终于等来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宣布恢复被他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冯玉祥党籍,并请孔祥熙做调停人,请冯玉祥到南京来帮助他渡过难关。这样,冯玉祥遂结束泰山读书生活,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要职。就在冯玉祥来上海的时候,潘汉年通过内线关系,有意请冯玉祥为董健吾“拉场子”,帮助董健吾恢复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冯玉祥虽是出了名的基督将军,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传统的。那就是特别重视“仁”和“义”两个字。他和董健吾的关系渊远流长,并认为董健吾是一位忠于职守———并富有民族意识的神职人员,他有难处自应帮忙。另外,他还认为董健吾被革职,和自己兵败中原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基督为了取悦新接受洗礼的蒋介石,而有意给他冯某人点颜色看看。因此,他欣然允诺为董健吾说话。

上海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回到了上海。在一次隆重的欢迎宴会上,他有意把董健吾拉在自己的身旁就座。他乘着酒兴指着董健吾对在座的说了如下这段话:“他是我当年的专职牧师,给我宣讲了多年的教义。这次来上海,听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革除了他的牧师。我知道上帝是最宽容的,而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也应该学着宽容兄弟姐妹们犯错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错向上帝忏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们该不该宽容他啊?”

“该———!”众口一声地答道。

就这样,董健吾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从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师的双重身份,为党从事特殊的情报活动。

协助潘汉年处决叛徒

一天上午,董健吾身着神职服装走进古玩商店经理室,照例先冲好一杯进口的咖啡,然后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翻阅刚刚送来的中外报纸。突然,他被一条消息所吸引:

昨天傍晚,一艘待命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码头,穿戴不一的旅客蜂拥上船。这时,一辆美式轿车戛然停在码头上,先走下两个腰插手枪的便衣刑警,旋即又走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的样子起步登船。随着“啪、啪”两声枪响,他当即倒在了码头上……

恰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董健吾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到了,热情地说:

“请进来!”

屋门打开了,走进一位阔气的中年客商。他随手轻轻关死屋门,把右手握着的那柄入时的手杖往右手腕上一挂,摘下银灰色的礼帽,取下架在鼻梁上的方型墨镜。来者原来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笑着问:

“董老板,在忙些什么?”

董健吾请潘汉年落座,旋即指着报纸上的那条新闻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正看有关你们的‘杰作’的消息。”

潘汉年用眼扫了一下报纸,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一句“我正是为这条消息来求你”,遂又讲起了有关这条消息的来龙去脉。

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进行,需要前方有战争经验的同志来充实上海的秘密工作。然而,其中有一个在江西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刚到上海,就投敌变节,并把他掌握的中央苏区有关的机密报告了敌人。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叛徒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决定派人把他护送到江西南昌,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掌握的所有机密。

潘汉年通过内线,及时地获知了这个叛徒到达上海后的一切活动,并随时向中央保卫机关的负责人陈云做了报告。经和陈云、康生研究,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顺利进行,决定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执行。遂演出了码头狙击叛徒的好戏。

是日深夜,潘汉年又通过内线获知,叛徒被击中一枪,子弹从颈项穿过,竟然没有死去,当即被租界捕房送入仁济医院抢救治疗。潘汉年顿感情势严重,立刻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很快,他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为了确保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下党的机密不被叛徒出卖,趁这个叛徒伤势严重,几度陷入昏迷的情况下,把他击毙在医院中。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院有着良好的医疗秩序,一般看门诊的病人是不准进入住院区的;就是探视住院病人的亲属,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时下,敌人清楚这个叛徒被狙击致重伤的原因,在他的病房门前,设有专门人员看守,想接近这个叛徒是困难的。怎么办?潘汉年和助手们共同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决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又必须找到一位和教会有关系的情报人员,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病房区巡视。这时,潘汉年和他的助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严肃性。他受命之后,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师,在一般的闲谈中,获悉这个叛徒住在隔离病房,专由巡捕房警务处所监守,防范甚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他回到自己的古玩商店以后,通过关系向潘汉年做了汇报。

潘汉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他却无法把我们的保卫人员打入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越过武装巡捕的监守,去处决这个倒在病床上的叛徒。他只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医院中的那位牧师的特殊关系,做好有关医务人员的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处决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访了这位有正义感的牧师,并在他的帮助下,说服了值班的护士,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

是日夜,特科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潘汉年指挥的这次行动,由于是在武装巡捕监守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还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人员———尤其是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产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惶感。

受宋庆龄之托密访陕北

蒋介石入主南京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是“皮肤之患”。由此产生了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华北日渐危急,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国热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当蒋介石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诸国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遂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英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英洛夫进行秘密会商。当他得到苏联外交部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充任“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以后,遂决定通过几条渠道,亲自和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其中一条就是希冀他的郎舅宋子文完成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欧美诸国在华的代言人,因而是个坚定的反日派。他虽说愿意完成这一秘密使命,可他身边并没有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亲信,遂求助于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为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了近十年。在这期间,她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当她听宋子文说:蒋介石希望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她似乎未加思索地就笑着说:

“我看你的同学可担此任。”

“哪个同学?”

“董健吾牧师。”

董健吾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为确保董健吾沿途的人身安全,行前,宋庆龄交董健吾一张委任状,委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通行无阻。

1936年1月,董健吾告别上海乘车西去,十分顺利地到达西安。这时的西北高原恰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季节,一时难以雇到通往陕北苏区的车辆。他急中生智,打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旗号求见张学良将军,希望张学良能派专机送他去陕北苏区。

张学良和宋子文私交甚笃,且又为寻找共产党而着急。他当即约见了董健吾。当他看到由孔祥熙签名委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完全心领神会董健吾陕北苏区之行的真实目的,遂派飞机送董健吾到肤施(即延安),再由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健吾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几经辗转跋涉,董健吾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在瓦窑堡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此时,中央红军已渡河东征,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曾于3月2日致电博古,要他和董健吾等人一起来石楼,讨论和国民党的联络问题。但是董健吾想到自己离开上海已近两月,为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3月4日,在电告上述五项条件的同时,同意董健吾不来石楼,先回上海。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换句话说,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头功,董健吾是有一份的。

帮助张学良寻找共产党

就在汪精卫被刺不久,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骂作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面对华北危局,希望国民党五次大会开成救国抗日的誓师大会。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东北三省是在张学良的手中丢掉的,他唯有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才能洗刷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此,他秘密去监狱中探望了东北政坛名士杜重远。

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受累入狱。他由前来探监的老朋友———秘密共产党员胡愈之的口中获知《八一宣言》,以及蒋介石正在秘密谋求和共产党接触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张学良在东北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道路,并指出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第二,陕西省的实力派杨虎诚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的盛世才原是张学良的部属,他利用有利的地势,可以和苏联搞好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抗日力量。

张学良信服杜重远的见解。他为了尽快地打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想了很多的渠道。其中之一是请求原部属李杜将军帮忙。

东北抗日失败之后,李杜和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退入苏联国境,遂和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不久以前,他辗转回到上海,依然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他为了快些完成张学良的托付,请求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帮忙。

这时,董健吾已经接受宋庆龄的托付,去陕北苏区送信,他答应李杜将军等外出回到上海再帮忙。

诚如前文所说,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的条件和复信回到上海,当面交给了宋庆龄先生,并受到宋的感谢。

也就是在这次相见中,董健吾说起在去年十二月,张学良曾秘密会见李杜将军,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他征询宋庆龄先生:可否从旁相助以及如何相助?

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说到如何相助一事,她想起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她建议董健吾去史沫特莱家去和这位“周先生”谈一谈。

董健吾遵命来到史沫特莱家。他一见这位“周先生”惊得一怔,禁不住地说道:

“怎么是你?”

这位“周先生”淡然一笑,风趣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全是万能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嘛!”

这位“周先生”的真名叫刘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先是陈赓的副手,后是潘汉年的搭档,自然和董健吾是老熟人了。董健吾惊诧地问:“你不是早已撤往中央苏区了吗?”

原来,刘鼎撤往中央苏区途经闽浙赣苏区的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委。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隐藏在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后转送九江俘虏营。他寻机逃离九江,潜回上海。刘鼎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里。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于商谈抗日的事说了,问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健吾说:“到了西安才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寻找我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则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从此,刘鼎身份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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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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