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华 何明圆
“国破丹心壮，碧血军旗扬。隐功七十载，梅花散晚香。”这首诗讲述的是老八路王战胜那坎坷、曲折而又感人的人生故事。
重大义 国破家亡誓从军
1940年，日本铁蹄踏遍了半个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军事和政治以及经济条件，山西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
这年3月的一天深夜，万籁寂静，国民党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某部，少尉副官王习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出军营，准备投奔八路军，不料被流动哨兵发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在身边嗖嗖乱飞。一队士兵举着火把追了出来。王习举拼命地向后山跑，并迅速钻进丛林里。枪声、吆喝声越来越近。王习举抱定了决心，就算是死，也不能被追兵抓到,于是猛地振作起来，奋力向山上跑去……
枪声渐渐稀疏下来。王习举累得连爬都没有力气了。他陷入了绝望。可就在这时,不远处却闪出了一丝光亮。王习举以为自己累花了眼，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是的，下面山谷里有一处光亮。顿时他浑身充满了力气，跌跌撞撞地向有光亮的地方跑去。两个小时后，他跑进了一个小村庄……
1922年4月22日，王习举生于山西省临县山庄头杏林庄一户贫苦人家。他5岁死了父亲，8岁死了母亲，遗下兄妹三人，全靠姐姐抚养，因他喜欢用刀到处刮树皮，村里人都叫他“王刮皮”。由于生活无着，小小年纪便给地主放羊，穿着破衣服，吃着最差的饭菜，饱受欺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羊吃了别人地里的庄稼，还要受到地主责骂，要是羊弄丢了，轻则不准吃饭，重则挨上一顿毒打。
一天清晨，王习举很早就起床放羊，老远就看见羊圈的栅栏塌了。“糟了，羊圈破了。”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羊圈一数：“一只，两只，三只，哎呀……”他发现有两只羊不见了，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王习举整整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这下可闯了大祸。地主婆抓住他就是一顿毒打，整整两天不许他吃饭，并还威胁说如果找不回羊就报官，让他爹坐牢。
“我不干了，你们把我卖了吧？”王习举实在熬不下去了，愤怒地对地主婆嚷道。
1938年，通过一个进步青年的介绍，16岁的王习举秘密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会，该会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群众性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王习举和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一道，积极扩大救亡组织，组织抗日宣传，加紧军事训练，严防间谍汉奸，援助前线抗敌战士。在该会组织的运动会上，他获得一枚椭圆形奖章，长5厘米，宽3.3厘米，正面黄色底，红五星，中间一个奖字，上写“八一运动大会、西北青年救国会赠”，背面书“1938”。
当时，国民党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驻扎在山西境内。庞炳勋在军阀混战中颇出风头，从一名下层军官升至军长，后又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曾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人称“瘸腿将军”。
一心想当兵的王习举找到这支部队，再三央求将他收下，无奈人家嫌他年龄小。王习举软磨硬缠，引起了一位团长的注意。那位团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为啥要当兵？王习举一一作了回答，并哭诉了自己的身世。团长见他人挺机灵，便叫他当了马夫。王习举年龄小，跑不快，行军途中怕掉队，就紧紧抓住马尾巴，因此没少被马踢到沟里去。
两年后，由于他吃苦耐劳，把马喂得膘肥体壮，毛色发亮，王习举受到团长赏识，被提拔为少尉副官。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一枚铜质纪念章，正面为“为国流血”，并有“庞炳勋赠”字样。
“兄弟，你姐夫叫日本鬼子杀害了，你要给他报仇啊！”一封带血的家书，辗转从家乡寄到了兵营，让王习举义愤满胸，怒发丹田。
原来，王习举的姐夫是村里的民兵队长，经常带领民兵站岗放哨,看护伤员,传送情报,掩护干部,维护后方秩序，不幸的是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日军抓住，严刑拷打后杀害。信中，姐姐哭着诉说日军的残暴，并要弟弟为她报仇。王习举义愤填膺，发誓要讨还血债，加之看到庞炳勋的部队军纪败坏，打骂士兵，祸害百姓，遂产生了投奔八路军的念头。
王习举逃回家乡后，先是当了民兵，1940年5月，他与同村的杨万选等10多个后生，毅然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的一名战士。
轻生死 浴血奋战建奇功
一一五师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部队。它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第一师，曾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1941年，教导二旅在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率领下，挺进山东浴血奋战，创建了滨海抗日根据地，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五大战略区之一。
王习举随教导二旅参加过大小战斗无数次，曾在风陵渡与凶恶的敌人作过殊死的战斗，曾在山西平窑阻击过日军冈崎大队，也曾在临沂一带端过鬼子炮楼，先后打死了十多个日军，并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王习举说。在一次战斗中，他左手负了重伤，昏死过去，待他醒来才发现战友们己经撤退。日军大队人马追了上来。他灵机一动，把一具尸体拖过来盖在身上，又抹了一脸血，才逃过了一劫。解放后，他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左手一直无法用力。
还有一次，王习举和三个战友来到了一个据称是肃清了敌人的村庄，但他们进入村庄后，竟然与一股日军遭遇。王习举和战士们一起开火，当即打死了6个鬼子，两个战士中弹牺牲。王习举与另一个战士且战且退。为躲避日军的追杀，他俩藏在老百姓的棺材里，才得以脱险。
“一个人只要不怕死，战场上你就什么也不怕了，敌人就会怕你了。”王习举曾笑谈他的战斗经历。
1941年初，敌人在山东临沂一个要道上建筑了炮楼，威胁着老百姓们的生命安全。王习举奉命带领八路军一个班化装成百姓，提着肉、鱼、鸡和好酒好烟，举止从容地来到炮楼前。
日伪军正在炮楼东侧面向东列队操练。门岗哨兵见几个陌生人，再三盘问。说时迟那时快，王习举掏出手枪，像流星似地冲进炮楼。战友们有的冲上顶端，举枪打死了正开箱拿手榴弹的哨兵。有的到二、三层将枪栓卸下装入布袋，背着枪支弹药下来了。堵截炮楼大门的战友，朝天“叭！叭！”两枪并大喊：“不许动，谁动打死谁！”日伪军吓呆了，只好举起双手投降。王习举用柴禾点燃了炮楼。霎时，火焰滚滚，映红了天空。
1941年3月，王习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5月参加了教导二旅第一次党代会，获纪念奖章一枚。该纪念奖章为铜质，正圆形，直径４厘米，正面上方铸有“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字样，下方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五角星，中间镌刻着一个大“奖”字。纪念章背面上方有别针的位置，下面铸有“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颁”、“1941．5”三行文字。这枚奖章一直陪着王习举走完人生。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1945年，唱着这首《抗大校歌》，王习举和一大批知识青年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校园。
在这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学里，王习举和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并多次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报告。
学习结束后，王习举获得了一枚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证章。毕业时，王习举照了生平笫一张像。照片上的他英姿勃发，穿着八路军军装，系着武装带，别一把驳壳枪，左臂佩戴的臂章为长方形，白布底，用蓝色印制，中间为“八路”二字。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伴着王习举南征北战，成为那段红色历史的见证。
解放战争中，王习举编入贺龙领导的警二旅。警二旅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部队在陕北延河一带驻守。
王习举在六团梅庭栋团长领导下的七连一排任排长。先后参加了延安保卫战、沙家店战役、临汾战役。
“沙家店战斗很激烈，敌人机枪‘嘎嘎嘎’，炮弹‘砰砰砰’，天上飞机‘哒哒哒’扫射后，马上猛冲上来。我全排战士镇定自如。待敌人靠近时，我说了声打！顿时，机抢、步抢、手榴弹同时向敌人开火，我又大吼冲啊！战士们奋勇杀敌，我持长枪前刺后托，瞬间撂倒三个敌人，吓得敌人鬼哭狼嚎败下阵去，全排战士虽只有八人活着，但守住了阵地。战士们的牺牲令我十分悲痛，当时的惨景至今难忘，在团长面前大哭一场。后来，梅团长在全团大会上嘉奖我，与我握手时他风趣地说：“你这个排长很勇敢，打一仗，胜一仗，你叫王习举，我看应改成王战胜才名副其实嘛！”多年后，王战胜回忆起这段经历都颇为自豪。
从此，王战胜的名字在全团叫响，由于他战功卓著，先后从排长升至连长、营长。直到今天人们只晓得他是南下干部，不知道“王战胜”英名的由来，更不知道他是位立下战功的老八路。
据王战胜的大儿子王爱平回忆：父亲生前曾多次立功嘉奖，部队颁发的奖章、纪念章共有几十枚，被他视为传家宝，小心翼翼保存下来，从不轻易示人。2004年，他将一些奖章和使用过的红布手柄马刀、枪套捐赠给了成都市建川博物馆，该馆还提取了他的手印。唯有1955年贺龙元帅颁发的一枚奖章及另外4枚奖章，随身携带保存至今。
淡荣辱 隐功埋名七十年
1949年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向南方节节败退。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党中央作出了从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同年10月，27岁的王战胜与“西北南下工作团”4万余人，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随十八兵团从秦岭一线进入四川。他们有的担任了当地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职务，有的被派到地方工作，履行了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职责。
部队在褒城期间，胡谦被任命为中共昭化县委书记兼县长，并接到组织上交给他的一张去昭化工作的南下干部名单。他们是王继功、王汝伟、林风翔、刘楷、王战胜、白佩珩、杨昆山、白锋、杨千秋等。12月14日，广元宣告解放，军容整齐的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受到广元人民的热烈欢迎。
12月27日，胡谦带领昭化、青川、平武的南下干部以及一些县大队武装人员，约四五十人，从广元乘船顺流而下，下午到达昭化县城。当天，胡谦以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告昭化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王战胜被任命为县治安大队长（相当公安局长）。
1950年12月，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开始。昭化县惩处了一批土匪恶霸。那时处决犯人叫“敲沙罐”，一般是先开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宝轮镇人民广场。先让受苦难的贫雇农上台控诉，接着由县治安大队宣判，公审后一般都由王战胜执行枪决。
据85岁的吕鼎清老人回忆：当时三堆比较乱，土匪多，县委考虑到王战胜在部队干过，派他去三堆，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发动群众成立农会，消灭了土匪头子颜良德。他先后出任龙凤区区委书记、下寺区区长、昭化县专卖公司主任，当时，杨万选曾给他当过文书。
1955年3月，区妇联主任李秀英给王战胜介绍了个农村姑娘，名叫李玉珍，宝轮镇安全村人。李玉珍年方18岁，模样俊俏，多才多艺，加之是独生女儿，读过扫盲班，演过文明戏，上门提亲的人不少，可她一个也没有看上。
“笫一次来家，王战胜穿着军装，腰里别了把手枪，还带了个警卫员，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操着山西口音说，小妹妹，你好辛苦哟？我的脸一下羞红了，赶紧抽回了手。王战胜又说，现在解放了，妇女都翻了身，你咋那么封建呢？”回忆笫一次与王战胜见面的情景，李玉珍至今难以忘记。
起初，李玉珍觉得对方大她15岁，没有同意。李秀英劝她说：“王战胜是个老革命，虽然年龄大了点，但他心眼实，对人好，你嫁给他没错。”母亲也给她做工作：“人家是个大官，你是个乡下姑娘，收入高，能看上你那是你前世修来的缘份。”李玉珍看到王战胜没有一点官架子，来到家里就忙着挑水，劈柴，包饺子，对母亲也很尊敬，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1955年11月，王战胜在昭化县专卖公司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给妻子置了套阴丹布衣服，又买了几斤糖和瓜籽招待同事，李玉珍则给丈夫扎了两双梅花闹春的鞋垫。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后，心直口快的王战胜因给领导提了点意见，便被打成右派，广元县监委给予他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县专卖公司主任职务，工资降两级，下放广元水泥厂的处分。李玉珍也受到牵连，从专卖公司下放到宝轮爱国一队务农。王战胜一怒之下递交了退职报告。
广元市挡案馆保存了一份广元县监委1959年3月13日作出的处理决定：“王战胜同志在工作中不认真执行党委指示决议，革命意志衰退，整风鸣放中思想严重右倾，经监委会议讨论，县委同意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行政给予适当处分。”
1962年，王战胜携妻儿回到山西老家，当上了杏林庄党支部书记，三个月后，因李玉珍过不惯当地生活，举家又迁回了四川。
从此，人们都会看到王战胜拉着板车，瞪大眼睛，拉长颈项，吃力地穿梭在宝轮镇的大街小巷。有人替他不值说：“老王，你是老革命，老八路，咋干起粗活了呢？”王战胜答道：“老革命咋了，老革命就不能拉车了吗？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我算幸运的了，再说，我凭劳力干活，靠本事挣钱，不偷不抢，有啥不对呢？”由于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讲价钱，赢得了工人的尊重和领导的信任，从保管员一直干到支部书记。
十年“文革”中，王战胜再次受到冲击。造反派硬说他是国民党伪军官，右派分子，不但抄了他的家，还将他视为生命的大部分纪念章、奖章、信件拿走了。王战胜痛不欲生，但却无可奈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王战胜先后给广元县委以及省委书记杨万选写了申诉信，在杨万选亲自过问下，1979年5月17日，广元县委发出广委发〔1979〕字笫441号文件，决定撤销1959年3月13日的处分并恢复政治名誉。1984年，杨万选卸任四川省委书记后，就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还专程赴宝轮看望过王习举。
1992年11月20日，广元市委组织部以广组审〔1992〕5号《关于王战胜同志在整风反右斗争中所受错误处分的批复》，对他作离休处理并享受地师级待遇，转入市煤管局管理，老伴李玉珍也解决了生活费。本来组织上准备安排他的子女，被他婉言拒绝。他说“我是党的人，要为党分忧，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他时常教育四个儿女要自求生存，堂堂正正做人。
晚年的王战胜，为人低调，从不居功自傲。1998年，76岁的王战胜被查出了脑膜瘤，赴成都华西医院动了手术。省老干局将他安排到有空调、彩电的高干病房，每晚80元。他坚决不去，说：“我们国家还穷，我住这么贵的病房干啥？还是和其他病人住在一起热闹。”
2011年，王战胜不幸患了食道癌。虽然被病魔折磨的骨瘦如柴，痛苦不堪，但仍经常哼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抗日歌曲：“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2012年11月11日，90岁的老八路王战胜走完了一生，也带走了太行山上那一段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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