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浩
如今的重庆渣滓洞监狱陈列着革命志士肖像
重庆渣滓洞，一所臭名昭著的人间“魔窟”。关押在里面的革命志士，有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被捕的教师、学生、记者，有因发动武装起义而被捕的游击队员、“小民革”成员。事实上，渣滓洞还关押过一批新四军战士。
战斗在华中地区的新四军战士为何被关押到数千公里之外的重庆渣滓洞监狱？他们姓什么？有多少人？他们在渣滓洞监狱这个特殊战场上进行过哪些英勇斗争呢？笔者在查阅大量烈士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脱险志士的回忆，试图解答这些疑问。
掩护部队转移过程中被捕
中原解放区位于武汉、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交界地区，是全国解放区的前沿。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成为国民党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发兵的重要障碍，是当时国共双方都十分看重的战略枢纽。1946年6月2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公开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的10个整编师约30余万兵力，悍然对鄂、豫边境的我军阵地发起进攻，并侵占邓店、虎湾等地。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下，中原解放区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晚间向西突围。北路约1.5万人在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截击合围，到达陕南，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南路约1万余人在王树声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武当山区，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中原解放军英勇突围，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主力。
在突围的过程中，龙光章（小说《红岩》中龙光华的人物原型）所在的新四军江汉独立旅32团担负起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在湖北大洪山完成掩护任务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经过几个昼夜的激战，部队从光化打到湖北的房县。在房县突围战中，新四军伤亡惨重，但仍成功突围。突围部队撤走后，受伤、患病和失散的新四军战士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在地下党同志的护送下，大部分安全转移到安全地区，但仍有少数新四军战士被俘。
从渣滓洞脱险的新四军战士周质纯（又名杨志顺）回忆：“1947年，我所在的部队由兴山县到巴东县坪杨乡东，与巴东县保安团遭遇，激战半天，俘敌500余人。休整一个星期后，到四川省巫山县（今重庆市巫山县）红岩子，碰到巫山县民团宋大香部，发生遭遇战。我左腿负重伤，战友将我抬到群众家养伤，后在国民党军队清乡的过程中被俘。被押往国民党235团3营营部后，碰到被俘的龙光章、夏金儒、易记兴、杨冬生、刘玉华、王小宣以及两个姓吴的新四军战士。1947年2月，国民党将我们送到巫山县地方法院羁押。”
龙光章、夏金儒等新四军战士被俘的原因和时间，因为资料有限，笔者无法一一考证。但笔者认为周质纯的回忆材料是1979年所写，其回忆可能与事实存在偏差。笔者在查阅其他烈士档案的基础上推断出两个结论：一是被送到巫山县地方法院羁押的共有10名新四军战士，其中9名是龙光章、夏金儒、易记兴、杨冬生、刘玉华、王小宣、吴学正、吴正钧以及李泽；二是龙光章、李泽、吴正钧等9名新四军战士先于周质纯被俘。
组织难友成功越狱
龙光章、周质纯、吴正钧等新四军战士被俘后先后关押于巫山、奉节、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等地。在监狱里，他们被戴上脚镣和手铐，经常不给饭吃，受尽折磨和虐待，其中3名同志被活活饿死。
为了尽早逃出监狱，1947年8月，关押在万县监狱不到两个月的龙光章、李泽等新四军战士组成“打监突击队”，组织监狱里的难友越狱，使百余名难友安全逃脱。而负责担任断后任务的吴学正、李泽、龙光章、周质纯、吴正钧、夏金儒6名新四军战士，却不幸被国民党军警抓回。龙光章被打成重伤，此后一直卧床不起。
1948年4月，6名新四军战士被国民党军警用轮船押送到重庆。船刚抵达朝天门码头，国民党军警就将他们装进麻布口袋，搬上早已停靠在岸边的车上。当天晚上，他们被送到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军法处寄押。3天后，又被送到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下第六室。刚开始，由于不熟悉环境，他们不敢与其他难友接触，放风的时候也是几个战友单独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楼下一室（优待室）的李子伯趁放风时主动找他们谈话，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被捕的原因。经过几次接触，彼此之间才取得信任。
龙光章含恨病死狱中
李子伯、肖中鼎等难友了解到龙光章入狱后，身体备受摧残，一直得不到医治，便组织难友把节省下来的食物和通过狱外秘密买来的药品送给他。但难友们所能做的毕竟非常有限。狱中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一日两餐只有霉米饭，简直难以下咽。胃痛很快折磨着龙光章，以致胃溃疡引起便血，肠炎加上痢疾，他瘦得不成人形。
1948年12月15日，眼看龙光章只剩下一口气，难友守着牢门呼叫一宿，也没人前来救治。就在龙光章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异常清醒地把身边的新四军战友和同室难友叫到床前，艰难地说：“我不行了，你们如果有机会出去，告诉部队首长，我没有完成革命任务。另外，安慰安慰我父母，不要怄气，没啥舍不得，只当是我在战场上被打死……”他断断续续地说完，便含恨而逝。战友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清早，“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去世”的消息已经通过各个秘密联络通道传遍全狱，难友们无不痛心疾首。经过商议，难友们决定利用这件事，发动全狱难友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斗争。大家推选龙光章的战友周质纯和难友何雪松、伍时英为代表，与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交涉，并提出4项条件：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二、白布裹尸、备棺盛殓；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老奸巨滑的李磊听到难友提出的这些条件，皱着眉头，故意拖长语调说：“龙光章的死嘛，一则是他原来身体不好，本来有病……”
“难友们提出的4项条件，你同意不同意？”周质纯火冒三丈，打断了李磊的话。李磊马上翻了脸，并叫嚣“不答应任何条件”。谈判陷入僵局。
当晚，难友们故意在狱中又吵又叫，闹得特务一宿不得安宁。第二天，难友们派出代表要求再次谈判。李磊对其他条件都答应了，唯独不许召开追悼会，并说：“没有这个先例。”谈判又陷僵局。后来，难友们通过绝食活动，最终迫使狱方答应了难友提出的全部条件，破天荒地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召开了一场“狱中追悼会”。
追悼会后，龙光章烈士的遗体由战友夏金儒、李泽装殓入棺，周质纯端着灵牌，在特务的押送下，由几位难友抬出去安葬在渣滓洞外的山坡上。“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是渣滓洞难友在追悼会上写的挽辞，也是龙光章一生真实的写照。
鲜血染红的黎明
含泪掩埋龙光章的遗体后，剩下的5位新四军战士继续在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他们各自的生死结局又是如何呢？
1949年7月，新四军江汉军区团部书记吴学正因病去逝；1949年11月初，周质纯和夏金儒被国民党特务带出渣滓洞，途中，两人机智逃走；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溃逃前夕，下令对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实行集体大屠杀。当国民党特务用机枪在牢门口向室内扫射时，曾担任新四军排长的李泽以熟练的身手紧紧抓住伸进来的枪筒，试图夺枪。但因弹匣过长，枪筒卡在门框里未能得手，最后壮烈牺牲。吴正钧也在这次大屠杀中殉难。
牺牲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吴学正、李泽、吴正钧以及曾经关押在这里的杨志顺、夏金儒，虽然没有像其他人民解放军战士一样把热血洒在战场上，但在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他们依然英勇无畏，为革命事业舍身取义。在这里，他们奏响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强音。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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