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元庆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集中空军力量，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初步统计，这期间，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实施轰炸218次，投弹21593枚，炸毁民房17608幢，炸死炸伤重庆市民25989人（重庆大隧道惨案和长江沿岸城市的遇难者尚未包括在内）。其中，尤以1939年5月3日、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史称“5.3”“5.4”大轰炸。
从2000年上半年起，笔者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幸存者、亲历者寻访调查活动。每当提起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重庆的那场人间惨剧，被访的幸存者、亲历者无不泪流满面、悲愤不已。
“5.3”“5.4”大轰炸中，共炸死3991人
施庚培（“5.3”“5.4”大轰炸幸存者）
施庚培，江苏省南京市人。抗战爆发后，施庚培一家由南京辗转入渝，住在市中区中一路。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他的亲人不幸全部遇难。他在1987年7月7日给中共重庆市委的信中写道：
1939年5月4日，敌机轰炸重庆时，数十万居民死于一刹那，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五·四”惨案。我家老小十八口亦不幸全部罹此大难。我在办理亲人善后之中，挖掘出弹片一块，上面血迹斑斑。我保留至今，以思追念亲人。目前，我多病在身，年过古稀，拟将该弹片赠送给市博物馆，以留给子孙后代，留作纪念，铭悉此惨案。
肖建亭（“5.3”“5.4”大轰炸亲历者）
肖建亭是当年从苏州流亡到重庆的难民。1939年，“5.3”大轰炸那天，他和姐姐去上学，这时，枇杷山顶上的红灯笼从一个换成两个，他俩立即躲进防空洞。当他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地面已成了一片火海。当听说肖家所住的两路口一带也燃烧起来，他和姐姐顿时抱头大哭。1986年夏天，肖建亭回到离别几十年的重庆，回到他曾经读书的小学，看到自己当年的作业和成绩。在那时的数学作业中出现了这样的考题：
一个小孩站在枇杷山上数日军的飞机，按3架飞机一组数，余2架；按5架飞机一组数，也余2架；按7架飞机一组数，还是余2架。问：共有多少日军飞机？
现在已成为作家的肖建亭认为，这道题反映了当年空袭下学生的日常状况，老师出题的目的无疑想把学生从恐怖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在“5.3”“5.4”大轰炸中，共炸死3991人，伤2323人，毁坏房屋4761间。
伍占琴（“5.27”大轰炸幸存者）
伍占琴，男，家住沙坪坝土湾建设二村。空袭前他从乡下来到重庆，经亲友介绍进入裕丰纱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重庆纺织业的兴盛时期，能在纺织厂谋得一个机修工的职业，令伍占琴的同乡羡慕不已，伍占琴也以此为荣，梦想有一天能够成家立业、出人头地。然而一颗从天上掉下来的炸弹将伍占琴的青春和梦想化为泡影。1940年5月27日，99架日机分3批轰炸市郊，位于沙坪坝的裕丰纱厂成为日机的攻击目标。现已残废的伍占琴说：
日本轰炸重庆时，我正在厂里上班，当时下午3时左右，几十架轰炸机轰炸二厂老厂部，场面一片混乱。突然从天上丢下一颗炸弹，一片弹片击中了我的右臂，鲜血直流，之后便昏迷不醒，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右臂被炸断了。当时，我真是生不如死，这么多年来不知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至今还不能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
“他们都是被活活憋死的呀！”
高健文（“6.5大隧道惨案”幸存者）
高健文作为防护团队员，也是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他当时16岁，在瓷器街一家杂货店做帮工，也参加了空袭防护队。听到紧急警报后，他随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洞内，有人喊‘要投毒气弹啦’，顿时，洞内秩序大乱，洞口的人想往里面挤，洞里的人又想挤到洞口呼吸新鲜空气。他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被压得不能动弹，后来他急中生智，用双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的石凳上，但另一只脚被卡在人堆里，再也拔不出来。14小时后，高健文被救了出来，但左腿却从此残废。惨案发生后，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边，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5天时间才完成。
程默（重庆大轰炸和“6.5大隧道惨案”目睹者）
程默，江苏丹徒人，现家住北京。1940年他随着流亡难民来到重庆，在七星岗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是制片厂的摄影师，同时兼任国民党卫戌司令部的摄影顾问。这种特殊的身份为他拍摄重庆大轰炸提供了便利条件。《大轰炸老相册》是程默在重庆拍摄大轰炸的照片集，共150张，以日记的方式，逐日拍摄记录了从1941年5月1日到6月15日日机轰炸重庆市街的惨烈场景。程默说：“我在重庆的两年，日本人的飞机基本上天天狂轰滥炸，有时二三十架轰炸机同时投弹，那次，日本人忽然改变了战术，进行疲劳轰炸，不给一点喘息机会。一天一夜，警报始终没有解除，隧道狭长，通风设备又极差。国民党把门锁了，老百姓挤在里面没人管。1941年“六五”大轰炸以后的几天，从防空洞到江边，密密麻麻布满了尸体。人们运尸时，都是成摞成摞的，难以计算具体数字。我看跟南京大屠杀差不多了。重庆的六月，闷热难当，尸体腐烂，臭气熏天。他们都是被活活憋死的呀！我还有一部分底片，比这些更触目惊心，成片成片的人倒在地上。离开重庆之前，我把它们寄放在老摄影家吴印咸家，可惜他已经去世了。”
田泽周（“6.5大隧道惨案”亲历者）：
我铺子里的一个面工急匆匆赶来，说我二哥头天晚上在洞子里闷死了！我起初不相信，我二哥是空袭服务队的，可以自由进出洞子，怎么会闷死？我赶回较场口，一看那个尸体，惊骇得一下跪倒在地。他的头发全部被扯光，衣服撕烂，肚子破裂，身体被抓得稀烂。
二哥那天进的是十八梯洞口，门关死了，出不来。我爸从演武厅洞口进去，他把嘴一直贴在潮湿的石壁上，逃了一命。但是他出来后看见二哥尸体，一下子就气疯了。二哥死时，二嫂同他结婚才3年，女儿1岁多。后来二嫂走了，女儿留给我妈。几年后，她俩去给人干活时，遇到风暴，房子倒下来，双双压死。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较场口周围十几条街阴风惨惨，幸存的人请道士招魂，白天夜晚香烟袅袅。到底死了多少人？不止几千人。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新明报馆当记者的一个表弟告诉我，他们统计的是17300多人！
黑石子调查
在山野苍翠的长江边上，有一个令重庆人闻之胆寒的名字：黑石子。这是一片无名墓地，距主城区10里，当年“6.5隧道大惨案”和大轰炸中无人认领的遇难者，大部分掩埋于此。
申纯祖（原黑石子村保长）：
轰炸重庆的遇难者为什么送黑石子？因为这儿有一个专门从事慈善的浮尸会。江上漂来死尸，浮尸会负责打捞掩埋，另外，山上还有从事慈善的坟地，专门掩埋死后无人认领的外省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6.5”惨案。当时本人任职重庆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第三所管理员，收留的流浪儿童约有一二百人，供衣食住。遭日本飞机轰炸后，重庆市救济院第三所和第四所的人员全部搬迁到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白云山寨子内住下。有一次下午，我回黑石子途中，刚走到江北矛溪桥，听到防空警报响，此时路上不准行人走动，我就在桥上的石梯坎上坐下，看见日机飞临重庆上空，轰炸南岸玄坛庙。警报时间延长了很久，因此在重庆较场口、十八梯防空洞隐蔽的市民，由于人数太多，洞内空气非常稀少，在未解除警报前，洞门不准打开，造成洞内的人大量窒息身亡。死者的尸体全部运到朝天门，由黑石子的木船运到黑石子黄角滩，一共有18条船，每船装尸体20-30个，共运了两次。尸体运上岸，堆放在白沙沱，再由黑石子力行帮派力行工人运至匡家湾、李子林、大石坝等地安埋，大约有五六百具尸体，因力行帮的人员有限，抬运不及，剩余的尸体，安埋在白沙沱沙坝下面。江水一来，冲得尸骨无存。
黄树云（黑石子村运尸人）：
我是当年抬、埋尸体的人。从1939年至1941年，干了近3年。当时，我们6人一组，其中3人是从牢狱里派来的。尸体送到黄桷渡后，我们负责抬上坡挖坑掩埋。有时是背，有时是扛，遇到腐烂的尸体，就遭罪了。通常，我们大坑埋十多个，小坑埋几个人。这周围山坡上到处是死人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埋的死人太多，我们不敢喝附近井里的水，每天跑很远去挑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坡上种红苕，红苕大得很，但好多人都不敢吃。又种甘蔗，甘蔗又粗又大，可见这一片土地肥。我们干活，常常挖到人骨，包括完整的头骨。猪儿拉肚子，我们就去捡人骨头回来烧成灰拌在饲料里，给猪治肚子。
当年也曾有家属来哭，但很少。这几十年根本就没人理会了。不过若要挖人骨头，容易得很，对面桔子林里多的是。
胡志成（原黑石子村村长）：
我在1953年至1955年担任过黑石子村的村长，后来长期担任大石坝队的队长。大石坝在大轰炸之前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当时属于真德堂的帮会会地，是由一个有钱人张利元买建的。张利元有了钱想做善事，特地把这块地买来掩埋重庆城那些无名无姓、没人关照的死人。他还有条船，专门从朝天门送死尸。大轰炸时死人太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死掉。政府把那些尸体一船一船地运来，打算全部埋在真德堂。但有几次尸体太多了，还没抬上坡顶就埋了，甚至丢在了半路。不过，大石坝还是埋得最多，我的屋前屋后都有尸骨，随便几锄头下去，就挖出人骨。
刘吉祥（黑石子村村民）：
重庆大轰炸开始时，我10来岁，看见大量的尸体运到我们这儿。寸滩、黑石子、朝阳河的柏木船都被调到朝天门运死人，死人运到我们下面的黄桷渡码头，然后抬上坡，埋在我们社和大石坝社。“5.3”“5.4”大轰炸和大隧道惨案后，尸体成百上千的运来。高高地堆在河边。一群狗跑去撕咬，肠子扯得到处都是。当时，凡是过路人都被抓来抬死尸。但人手还是不够，天气热，尸体腐烂得快，有些人一路上把尸体丢在沟里，上面洒一层土，一下雨，这些尸体露出来，又被狗咬，惨得很。
我们这块地当时是重庆桐君阁药厂老板的私地，他让出来埋死人。我清楚记得挖了4个大坑，每个坑埋了几十个人。埋死人的那些地方，一直没有种庄稼。大炼钢铁时期，搞“打山填平”运动——铲坟、毁观音、开荒，那几块坟地上才种了粮食。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搞不清楚埋死人的事了。
长江沿岸成“血腥走廊”
日军的野蛮轰炸，不单是对战时首都重庆，对与重庆相邻的城市来说，也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此期间，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嘉陵江沿岸大小县城，如奉节、云阳、忠县、垫江、梁平、长寿、合川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本空军的野蛮轰炸，千里长江变成一条“血腥走廊”。
余存瑞（梁平空袭目击者）：
细菌弹投下后，看见像白雪一样的东西飘下来，人们不知是什么，还用手去接，似棉花一样松软。经卫生院鸣锣通知，日机投放的是细菌，不准再吃生水，家里碗筷要消毒。当年无病症发生，及至第二年春夏之际，从东门大炮台起到西门灵土地一带（细菌弹散发区），挨家挨户的人都发病，个个发热恶心，头昏气短，流鼻血，身现红斑，重症者即死去。后经保甲熬煎中药逐户送药医治，才减少了死亡。
陈芳琼（涪陵空袭目击者）：
小时候，我住在离涪陵县城100里外的龙潭镇。那一天我们听见鹅不停地叫，转眼间，日本飞机出现在头顶上，丢下两个炸弹，一个没爆，一个在药善堂炸了，炸到几个人。那个抓药的肠子被炸出来，我看见那肠子是乌的、花的，不象猪肠子是白色的。乡下人还是有办法，把他肠子洗了放回去，肚子缝好，他居然没死，只是后来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还有一个人受了伤，后脑被削掉了。他还能走，走了一块田，有100多米，他回到家，倒下就死了。我去看过，一路上都是他的血脚印。
乡下人说，是鹅叫引来了日本飞机。其实不，是日本可恶。
刘沛元（涪陵空袭亲历者）：
1940年6月那天，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后返航，途经涪陵，其中一架估计还有一枚炸弹没丢，看见罗家院子大，人多，就俯冲下来，对准院子投弹。那颗炸弹当场炸死9人。我妻子抱着出生才几十天的婴儿，同大家一样，毫无准备，“轰”的一声，房子垮下来，婴儿震掉在地下。她昏头昏脑，拔腿就跑，跑了一阵，才发现婴儿不见了，赶紧回头找，还好，婴儿躺在地上，没受伤。但是，我3岁的大女儿不幸被弹片划中头部。他们把她送到教会医院。第二天，我心急火燎赶去。女儿头上的血已经洗干净，我叫她，她睁开眼，看了我一下，想叫爸爸，没力。我眼泪涌出来，一声声叫她，但我还是没能叫回她的生命。
保姆从女儿的头发里发现了一枚弹片，60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我忘不了，也不能忘，是它夺去了我女儿的生命！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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