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东 王少春
1944年3月初，苏中区党委大本营全部迁入宝应东部的百里湖荡，并在这里组织指挥了全苏中的对日战略反攻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在这期间，陈丕显先后担任了苏中区委副书记、书记。未届而立之年的他领导苏中根据地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工作、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苏中根据地被新四军领导誉为“模范根据地”。在宝应的这段日子里，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如今，在宝应县西安丰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枫园里，一盏陈丕显当年使用过的磁油灯足以见证他在这里渡过的峥嵘岁月。
抓整风不走过场
作为区党委重要负责人的陈丕显一直将党的建设牢牢抓在手中，对全区整风运动倾注了主要精力。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自1941年党中央发出号召起到1945年止，历时4年多时间。开始，因为苏中形势紧张，党内对整风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未能形成高潮。从1943年6月，华中局整风会议，特别是苏中大本营迁入宝应以后，在粟裕、陈丕显等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苏中的整风运动才逐步走上正轨。全苏中范围的整风运动才真正自上而下扎实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丰硕成果，这与陈丕显的精心谋划和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
陈丕显在《苏中解放区十年》中回忆说“当时的苏中，处于三角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各种思想意识都会影响到党和军队中来，尤其是地主、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不可避免的：一大批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涌进革命队伍，带来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农民意识；苏中的部队长期处于分散独立坚持斗争的环境中，存在一些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总之，在苏中的党和军队中，党风、学风、文风不正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这些倾向对于加强党内外的团结，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都是严重的障碍。”陈丕显根据区党委的统一部署明确提出：整风学习是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的任务，党委应以教育党、巩固党为自己的基本工作。随后又进一步提出，要把整风学习摆在第一位。要求“采取多种办法，下最大决心，保证完成整风任务”。以区党委党校、苏中公学、地委整风队、机关轮训队等阵地抽调各级进行轮流学习。专门学习毛泽东、刘少奇《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八股》、《论党内斗争》、《论共产党员修养》等22个整风文件。粟裕、陈丕显、周季方等在苏中党校分别作了《反对主观主义》、《时事教育》、《怎样做党员》等辅导报告。陈丕显在有关报告中指出：整风是我们党员和干部政治思想、工作上的革命，是我们建设、提高和巩固党的组织力、战斗力的唯一武器。整风应以改造思想为主。全苏中有3000多名干部参加了学习，大大提高了对整风的认识。
通过系统学习学风、文风、党风方面的重要文件，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总结经验，提高觉悟，苏中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批干部经过整风，增强了党性，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某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初步改变了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通过整风运动，党的领导机关初步克服了官僚主义，加强了调查研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巩固和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对日全面战略反攻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抓军训不辱使命
1944年夏秋之间，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紧整训部队，把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搞好，为将来发展准备条件。军事整训应当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采用群众运动，学用一致，培养典型，带动全局的方法进行，并注意总结带兵、用兵、养兵的经验。
落实党中央的指示，部队在荡区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练兵场地。为建好师部练兵场，陈丕显派人找到当地农民蔡登泉、蔡登元、蔡登山兄弟三人及邻村石仑庄农民刘士德，请他们每家拿出5亩上等良田（荡区极少的二熟田）计20亩，供部队作为练兵场。这几位农民一听说陈书记为解决子弟兵训练所需，二话没说，当即将自己视作命根子的良田献给新四军一师。
将士们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建起了吉家舍师部练兵场。训练场地上，建起了靶场，设置了天桥、木马、单杠、双杠，战士们争分夺秒，苦练杀敌本领。
粟裕和陈丕显常常彻夜不眠，一起琢磨着如何把毛泽东对华中部队的整训工作所作的“部队应以练兵为主，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把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4大技术练好”针对性指示贯彻到基层，同时注意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挥艺术。天亮时，房屋里的油烟往往熏黑了他们的脸。陈丕显还经常深入部队，检查部队的整训情况，并不失时机地向敌人发起夏季军事攻势。粟裕也经常约陈丕显到主力团去视察军训，视察时他们都不惊动团里的负责干部，直接下到连队训练场地，用抽查的方法，了解更多的基层训练的实际情况。在训练场，他们帮助战士纠正拼刺动作，教育战士训练场也是战场，只有将民族仇恨凝聚在刺刀尖上，刺出去的枪才会更加勇猛有力。这使连队干部战士深受鼓舞。在主力部队开展军事训练的同时，苏中各地利用农闲时间抓紧民兵和自卫队的训练。区委机关分驻的几个村庄的晒谷场上，民兵们用木棍、大刀、红缨枪作武器，用木头做手榴弹进行投掷比赛。训练场上每天杀声阵阵，一批又一批战士在这里受训后走向战场，在夺取全苏中乃至华中抗战最后胜利的斗争中英勇杀敌，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抓经济不遗余力
1943年是苏中敌后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战争的残酷，加上局部地区爆发的蝗灾、旱灾、涝灾，造成根据地财政上的重大困难。为进一步对加强经济斗争的组织领导，区党委决定苏中区及各地委建立财经委员会，陈丕显兼任苏中区财经委书记。他带头做表率，主动削减自己的津贴费、伙食费、办公费和保健费。艰苦奋斗的习惯在根据地蔚然成风。陈丕显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总方针。
1945年初，苏中区财政经济危机，已呈现相当严重的态势，伪币横流，物价高涨，财政支出空前膨胀，人民生活日愈拮据。德国法西斯即将垮台，日寇末日将临，日伪发行的伪币更加泛滥。若不立即展开全面对敌经济斗争，根据地物价必随伪币急剧贬值而飞速高涨，非但抗币购买力无法提高，物价也难以平抑，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则更难掌握。如果不调剂供求，平衡物价，那么财政支出将无力维持，经济建设将更加窘迫，不但人民有破产之虞，而且势必影响整个抗战反攻的物质准备。
苏中区党委、行署清醒地意识到开展全面的对敌经济斗争，不仅刻不容缓，而且有充分的条件，所以决定全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发动全面的对敌经济斗争。这是相当复杂和艰巨的工作，需要将全面的货币斗争、贸易管理与抗币标价等各个斗争环节联系起来，在一定地区内同时进行。必须集中全党的力量，做到每个党员、每个战士、广大群众，都加入到这一斗争中去。要把群众利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把这个斗争变成为自觉的群众运动，斗争才算能有保证，才能收效，否则是不能取得完全胜利的。
1945年，苏中军区各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为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苏中行署早在1944年4月8日就公布了《苏中区1944年生产计划》：拟开荒3万亩，兴修水利，创办农场，生产农具和日用品，制造纺织机，整理组织合作社、联合社，组织农业劳动力开展植树、繁殖耕牛等工作。军区机关率先动手组织，到秋天取得了较大成绩。其中苏中公学第一期培训班种田40亩，收菜1.7万多斤，养猪14头，捕鱼近千斤；在宝应县曹甸、安丰北面的绿草荡里，围堤翻土筑沟，开荒90多亩。有了收成以后，他们要求把个人应得的三分之一奖励金也归公使用，使群众生产情绪高涨。行署保卫大队在1个半月中出产1万斤蔬菜，特别是炊事房5个同志，收菜800斤，生产积极的同志每人可分红800到1000元。一中队产菜7000斤，超过任务1.5 倍。党校及直属各队注意根据学员特长，种田、养猪、磨豆腐、纺纱、卷烟、做竹器，谁会什么就做什么。苏中兵站一分站因为发挥了各人的特长，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根据当时估算，军区机关每月需菜金4.8万元，油盐1.7万多元。通过大生产运动，种植了茄子、辣椒、瓜果、豇豆、扁豆等，每天至少可出蔬菜2.5万斤。豆腐生产，除去成本和2成分红，每天可净赚292元，3个月可得2.6万元，此外还有几十只鸡鸭和3头猪，至少可得几千元，再加上砻稻和捕鱼，从7月份开始菜金有三分之一可以自行解决，到8月份可自给一半，到9月份就可以实现全部自给了。
军区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有好多物资可以自给，甚至自给有余，从而培养了干部战士动脑动手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技术技能，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为夺取苏中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抓教育不拘形式
陈丕显与管文蔚、刘季平等苏中区领导十分重视运用多种形式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在根据地大办教育，以识字班、夜校为主要形式，以唱歌、演戏、读报等俱乐部活动为辅助手段，进行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求各分区动员塾师及能当冬学教师的青年，以苏中文教处长刘季平编写的《万事通》作基本教材。宝应县委又根据冬学的经验，在新收复的车桥、曹甸等地大力举办春学。县文教科长华士林等根据《万事通》的章节和内容写出了“学门道”、“斗争白老虎”、“老政府”、“新政府”、“大家干”、“欢迎新四军”、“奸伪该死”、“打江山”等8篇“明理小唱”。曹甸等地区以“明理小唱”作为“春学”的主要教材，差不多每个自然村都有“春学”， 易教易学，朗朗上口，白天晚上到处都听到明理小唱歌声，并逐步成为宝应宣传工作的一大特色。每逢中心工作，就有人写出小唱。宝应县水荡多，往来要靠船，根据地建立后，军队、政府人员往来频繁，交通不便，县委决定在广洋湖、射阳湖、和平荡、水泗荡、绿草荡上筑五条坝，动员3万多民工、1000条船只到工地，冬学也办到工地上。在冬学春学中，由于坚持“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方针，起到了文化启蒙、政治宣传的作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政治水平，打下了社会教育的初步基础。
宝应冬学春学的经验，得到了时任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的充分肯定，提出一定要全区推广。有些区委、民运工作队员，每到一处都带头教唱明理小唱。因此小唱很快在全宝应和苏中广大地区传开了。
大反攻不失战机
庆祝日军投降的锣鼓声还未停息，一贯消极抗日的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在苏中地区，以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藩、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的名义，分别向侵华日军独立第九十旅团及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等部发出通牒，命令日军缴出全部武装，伪军率队反正。然而，得到国民党政府庇护的日军置若罔闻，仍盘踞在沿江、沿运河一带的县城、集镇和交通要道，拒绝向新四军部队投降；伪军则改头换面为“国军”，继续为非作歹。
针对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野心，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指示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坚决消灭拒绝投降缴械的日伪军。苏中区党委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召开紧急会议。区党委书记陈丕显首先发言：“苏中地区滨江临海，与南京、上海隔江相望。蒋介石政府为确保宁、沪重镇和长江航运的安全与畅通，必将与我们争夺苏中这块要地。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向扬州、泰州进犯，并计划强占苏中战略要地海门、三仓、口岸等。国民党‘接收大员’已进入南通、扬州，各地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骨干更是四处活动。大量情况表明，如果我军不迅速收复各个据点、县城，坚决消灭负隅顽抗的日伪军，抗战胜利的果实就会白白让国民党独吞。”
区党委常委、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接着说道：“根据党中央对华中部队的有关指示，以及华中局转来的陈毅军长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要求，我苏中部队要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彻底拔除敌据点，解放全苏中。”苏中军区副司令员张藩建议：“为了加强反攻力量和野战机动作战能力，建议将17个步兵团组成第一、第二、第三3个旅。”区党委常委、苏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说，“大反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建议区党委成立战时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苏中地方党的战争动员工作。”
会议很快形成了决议，并向各分区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向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发起攻势作战，坚决消灭拒降之敌，扩大解放区。号令一出，在纵横数百里的苏中平原上，广大军民随即向日伪据点发起了凌厉攻势。
率先吹响抗日大反攻号角的第三军分区，接连拔除黄桥至姜堰、泰州至如皋等公路沿线的伪军据点。位于运河沿线的第一军分区和江海平原东南门户的第四军分区，反攻作战同样打得如火如荼。至8月21日，苏中军民连续摧毁三垛、周庄、三余、马塘、新港等30多个敌伪据点，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
广大军民势如破竹的反攻，迫使敌伪纷纷向县城等要点收缩，惶惶不可终日。苏中军区其他分区部队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拒降日伪军发起大反攻。管文蔚、陈丕显、张藩、姬鹏飞等人满怀胜利的喜悦，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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