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
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员从30万锐减到3万人，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形势十分严峻。1937年，陈云奉命从新疆返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按照战时的客观需要，他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和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的错误倾向，创造性地构建了一整套适应当时斗争实际的组织体系。至党的七大召开时，党员数量迅速扩大到121万人，党组织遍布大江南北，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损失惨重，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直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纠正第三次“左”倾错误，为中国革命保存了3万人。其中，有2万党员在部队和陕甘宁边区，而国统区和敌占区只有几千名党员。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抗日战争的激烈进行，中共在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大。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迫切需要大批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于是，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全国工作大开展，领导干部不够分配，请即刻将陈云……等诸同志派回中央工作。”11月29日，陈云奉命从新疆返回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此时，国内的抗战局势由于太原、上海先后失陷变得更加严峻。当日军攻占上海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但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甚至放下抗战的旗帜，建立伪政府。这一时期，党不仅要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还要面对不断同我党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形势十分严峻。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全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解决民族矛盾的历史重担，就自然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不仅讨论了全面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还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重新进行了调整。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和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陈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长达7年之久。
在陈云接手组织部工作时，全国的党员人数只有4万多，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责任明显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的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现在中国党成为了强大的革命的政党，比大革命时代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抗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后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全国的绝大多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组织，或非常狭小。”如此情况下，党的力量明显不足，如何在危险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发展党员数量、壮大党员队伍，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不断调整党的机构设置，完善党的组织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陈云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明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为了解决党员数量与抗战形势不相适应的情况，克服我们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最基本的弱点，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3月，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将发展党员作为抗战初期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下发，明确指出全党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统一战线中忽视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错误倾向，要求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将发展党员作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来抓。
为贯彻中共中央决议精神，中央组织部把指导各地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从1938年春天开始，陈云用相当多的精力对全国组织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他还要求中组部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工作情况，以便制定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针对不同地区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和具体办法。
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以及坚持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陈云要求党的组织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展工作，抓住各种有利的条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适时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员力量，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加强同各界的广泛接触，尽可能吸纳优秀分子进入党内，破除发展党员“关门主义”的壁垒，“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
在陈云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从1937年到1938年，党的组织在一年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就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许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起党组织和领导机构。这支力量，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后来还成为党在各方面工作中的骨干。
“只有健全的巩固的党，才能够领导群众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在严峻的关头，历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一致抗日的伟大使命，但“只有健全的巩固的党，才能够领导群众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员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但由于党员发展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党员较新，再加上经常的战略转移使得组织易于流动等原因，在发展党员时出现了党员素质下降等一些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大发展的良好形势下，陈云及时向党中央提出要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党员质量重于党员数量的建议。
随着全面抗战形势的发展，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抗日根据地承担了抗战的大部分责任，如何巩固党的组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问题，陈云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党组织的巩固工作，陈云首先提出做好群众工作是巩固党的中心，要将整顿党的内部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紧密结合起来。1939年8月25日，陈云领导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9月，他又针对党组织巩固问题，撰写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他反复强调：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我们要建立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必须到群众中去发展，也必须到群众中去巩固，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各级党的支部应该把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开展群众运动列入议事日程，经常抓。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联系群众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一切脱离群众的党支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支部。反过来，群众工作的深入，将使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抗日军队更易补充，抗日政权更能动员民众。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相结合，也正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支持敌后长期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对党的组织工作呕心沥血，他为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建立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也正是因为陈云注重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发展和巩固，才使党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这为在今后的战争中，党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陕甘宁边区、各敌后根据地站稳脚跟，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捷报，最终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围绕巩固党的组织工作这一中心任务，陈云遵循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党员数量的同时，及时巩固党组织，将发展与巩固相结合，在认真分析各地的形势和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针对各地党员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必须采取不同的方针，制定出一系列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方法和方针。在陕甘宁边区，他指出要在经济建设中和巩固政权中发展和巩固党组织；在各个敌后根据地，提出要在建设军队、壮大人民武装和建立政权中发展和巩固党组织。
而在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巩固党组织的工作尤为困难。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组织，避免国民党突然袭击，陈云在总结过去白区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大后方党组织的特点，制定了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方针。他强调要转变工作方式，在隐蔽中巩固党组织，使之成为既短小精干又能适应环境的组织。
1940年，国民党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陈云敏锐地意识到“河南是中央与华中各地联系的桥梁”，必须提前做出部署，于是，他电示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他们要“保证干部安全为第一，电台联络暂时为次，切勿犹豫。”当地党组织按照陈云的指示及时采取紧急处理办法，最终避免了损失。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陈云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建议大后方西南各省委各自独立活动，暂不建立西南工委这样总的秘密领导机关，将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党组织“立刻隐蔽撤退”。
正是因为采取了陈云提出的撤退已暴露干部、提拨培养新干部、清洗内奸、保证领导机关安全、缩小组织、改变组织形式等一系列举措，不仅使各地党组织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还增强了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此外，陈云还提出了党员巩固工作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要及时的进行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素质；二是发展时尽可能地注意发展对象，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三是要对党员进行及时清查，确保党员队伍在思想上可靠、在政治上纯洁。各级党组织在陈云的领导下，依照这些方法，在大发展的时刻`Pw?,淎`靪及时抓巩固，经过不断实践，促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经历了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良性循坏，党最终得以真正的发展壮大。
“党的组织工作开始由延安转到全国”
陈云不仅为党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将党的组织工作推向了全国。
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由于中组部组织制度不完善，中央许多工作部门尚未建立等原因，中组部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延安。在陈云等领导下，延安各系统、各部门“即时调整和充实了各项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和干部管理制度，适应了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为全国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随着中组部工作的不断健全、抗战形势的发展以及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组织工作具备了由延安转向全国的条件。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陈云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经好转了，为统一全党的思想，使党的组织上下有序，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要大胆的管理，不仅要面向延安、陕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的党组织、面向敌占区的党组织。此后，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重点逐渐从面向延安一地转为面向全国。1937年12月，陈云提出了中央组织部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
1939年4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陈云对抗战以来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根据全面抗战形势的变化，对中组部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一要研究全国组织工作，为党的七大做准备；二要研究外省组织问题，包括党的巩固与发展问题、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关系问题、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作方法问题；三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四要把延安的工作经验推广到全国。会议根据陈云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他说：“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仍要注意过去的经验，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的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工作都积累全国性的经验，其方法是找人来，派人去。”特别是派人来是最好的方法，并要用充分的时间去研究经验。
会后，陈云按照“找人来，派人去”的方法，从了解华北的情况着手，一方面向各地派出巡视团巡视工作，另一方面请各省组织报告团到中央来报告工作，使之逐步发展到全国。
在陈云的指导下党把组织建设延伸到战区和前线，党组织的辐射面不断扩大，开始由延安向周边发展，通过各种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式来扩大革命力量，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组织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党终于完成了从面向延安到面向全国党组织的转变，打开了领导全党组织工作的新局面。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经过八年抗战，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员数量实现了4万到121万的飞跃，党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解放中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成为在抗日战争复杂环境下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经过多年的磨练和奋斗，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合法政党开始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经过解放战争，最终成为执政党。可见，陈云在抗战时期积极发展党组织的战略远见和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