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开国元帅刘伯承毕生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学识渊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纯真务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军民的衷心爱戴和钦佩。真可谓“将军爱人民，人民敬将军”。
“关心群众的利益可不是小事情啊！”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刘伯承下部队检查工作。他来到一个旅的司令部，这个旅的领导都下基层了，旅部值班员快步迎上去：“报告师长，我是值班员——作战股长刘鹏旭。”
刘伯承很随便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和刘鹏旭搭起话来：“现在，部队都转到哪几个地方住下啦？”
“三个团都在武乡拐一带：两个团在山上，一个团靠河边。”
“部队是喝哪里的水呀?是饮河水，还是井水？”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刘鹏旭的意料之外，不由得愣了一会儿，便大而概之地回答：“一个团是饮用河水，另外两个团基本上都用老百姓的井水。”
刘伯承认真地询问：“那两个团，到底有几个连是用井水的？不能只是基本上，要搞清楚。”
“嗯……”刘鹏旭有点“卡壳”了。
“回头再了解一下罢。”刘伯承沉思地说，“你知道吗？这一带老百姓喝水很紧张，真是滴水贵似油啊，部队喝水的事情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千军万马，围在人家的小水井旁边喝，老百姓怎么办呀！”
刘鹏旭听了连连点头，脑子里不停地转着：师长赶来这里，就是为了吃水的事，他真是时刻关心着群众的利益啊。
刘伯承继续叮嘱说：“告诉你们旅长，部队不要与民争水。那是人家老祖宗留下的。我们要照顾群众的利益。”略作停顿，刘伯承进一步阐释和建议道：“越是战争环境艰苦，越要注意到这一条。那两个团不要再喝井水了，小伙子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到漳河里去挑，把井水留给老百姓喝。”刘伯承讲完，站起身来，又语重心长地叮咛说：“刘鹏旭同志，要跟部队传达清楚，关心群众的利益可不是小事情啊！”
刘伯承总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保护群众的利益，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整个部队。
每次行军、作战，他总要大家“脚下留情”，不要踩倒老百姓的庄稼苗。当看到行人把麦田踩成小路的时候，他便督促部队把道路修好，保全老百姓的麦田。当知道鬼子拉壮丁的时候，他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当听到日本强盗烧毁房子的恶劣行径后，他马上就提出挖窑洞来帮助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发现有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时，他总要严肃地提出批评和指责。
有一回，骑兵班护送刘伯承去开会，在一个村子里停留期间借了老乡一个箩筐喂牲口。结果，牲口把箩筐啃了一个洞。他看见以后赶紧掏钱给警卫员：“快找老乡赔个礼。照价赔偿。”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年腊月，在河北省邯郸市邱县香城固战斗以前，恰好赶上过大年，为了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刘伯承亲自布置部队搞好警戒，又指挥部队从侧面把敌人“牵引”到偏僻的深山沟，保护老百姓到枣林里包饺子吃。乡亲们都念叨着说：“不是刘师长派队伍站岗，俺们哪能吃上饺子过大年啊！”
刘伯承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永远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他还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1942年，当小女儿诞生的时候，他还依着“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给女儿取名叫“密群”。
“把门板还给老乡”
1945年初秋打响的上党战役中，有一段时间，刘伯承司令员的指挥部设在长治市黄碾镇一家老百姓的房子里。由于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紧迫，战事紧急，此房子的门板便只好应急地被电话员拆卸下来临时作了电话台。刘伯承经常在电话上布置任务、指挥战斗，繁忙得很。再苦再累老首长倒是都扛得住，就是从外边飘进来的秋雨常常把他的衣服淋得湿漉漉的这件事，令警卫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生怕老首长哪一天被连绵不断的秋雨淋病了，这可是万万不行！
眼看几天过去了，警卫员急中生智，连忙找了一位老乡商量好摘下他家的门板，堵到指挥部的门口。
这件事很快就被刘伯承发现了，他问警卫员：“门板从哪里搞来的？”
警卫员如实回答：“从老乡家里借来的。”
刘伯承继续追问：“借来门板堵到门上为了啥？”
“为了堵住从门外飘进来的雨水，看你这几天来的衣服一直是湿的。”
刘伯承一脸严肃地对警卫员说：“为了给我堵风雨，难道就不怕老乡家进风雨？快把门板还给老乡。”
警卫员还是站在那儿迟迟不动。
刘伯承口气有些硬了：“小鬼，我命令你，马上把老乡的门板送回去。”
警卫员最后只好遵命把门板还给了老乡，并诚恳地道了歉。
可是，那个老乡等警卫员走后，又把门板扛到肩上向指挥部走去……
不争功抢名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黄河两岸，陇海铁路南北，执行“大踏步机动，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扩大了解放区，保卫了人民的和平生活。
1946年11月，蒋介石责令王敬久、王仲廉两兵团打通平汉线，叫他们一路从东面经菏泽、郓城、鄄城、濮阳、清丰至大名；一路从西面北上经林县、安阳、临漳至大名，然后直驱邢台，与孙连仲会师，回头再取邯郸。刘伯承亲自指挥了鄄城之战，全歼蒋匪军刘汝明部68师119旅，活捉了旅长刘广信及其官兵5500余人，缴获美制榴炮8门。蒋介石这个“运输队长”帮我们建立了一支炮兵部队。紧接着，11月中旬我军又集中兵力消灭了聚集在滑县上官村之敌41师104旅，邵尔寨的47师125旅及河北保安12纵队等部，俘虏敌104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元，保安纵队长何冠三以下官兵8000余人。经过这两仗，蒋军损失四个半旅，迫使妄图北犯之敌纷纷向南撤退，蒋介石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怎样评价这次战役的胜利呢？刘伯承总结这次战役时反复强调：“我们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国民党想到我们老区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想引我们到老区去作战，我们就在他屁股后头一捅，他就不得不乖乖地退回去。我们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了消灭敌人四个半旅的胜利。”其实，知情人都明白，刘伯承面对当前的敌人总是从容镇定、周密细致地对敌情进行分析，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滑县战役就是个突出的战例。他指挥部队避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于不顾，以猛虎掏心的战术，历时4天5夜，纵横80余里，接连攻克近百个顽固据点。我军所向披靡，战绩辉煌，可是亲自指挥了这场胜仗的刘伯承却就像刚刚做完一件他应该做的普通的事情一样，谦虚、谨慎地又去计划下一仗的打法，从没有摆过自己的功劳。他把这一切都归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人民的积极支援。
1947年元月初三那天，军邮快件送来了一周间的报纸。刘伯承打开报纸，被一篇短小的消息报道吸引住了。记者写道：“我在冀鲁豫的小张庄小学，看到几个小学生都在写‘刘伯承将军’五个字，正楷，写得满好。他们的许老师对我说：‘庄子上自从听到陇海路大捷以后，学生们都自动来问我刘伯承将军这几个字怎么写法，我给他们专门上了两堂写字课，现在都会写了。’接着，许老师又说：‘我校最近开了一个讲演会，两个学生讲得很是好。一个叫李广的小同学说：咱们解放区好像一堆米。蒋军像偷米吃的老鼠。刘司令把一些米放在老鼠笼里，不知死的老鼠还要来偷吃米，结果刘伯承司令把老鼠关在笼里了。现在已经关住了好几万老鼠……另一个叫许德福的小同学说：咱们解放区像一口大油缸。蒋军像偷油吃的老鼠。刘司令的战法是盖油缸。老鼠爬在油缸口上，伸长脖子偷油吃，刘伯承将军突然盖上了油缸，老鼠心一慌就掉到油缸里去了。整三师的赵锡田就是掉进油缸的大老鼠……’”
刘伯承读着这篇报道，哈哈大笑说：“好，好，米笼、油缸……好比喻，好大的笼子和油缸呵！几万老鼠都掉进去啦！哈哈！你们都来看呀！”
参谋、警通人员闻声跑了来，刘伯承把文章给大家看，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司令员趁兴嘱咐秘书和参谋同志说：“要立即带信告诉那位许老师，不要光教学生写‘刘伯承将军’那五个字呵！要写‘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让孩子们知道‘大笼子’‘大油缸’就是人民群众！……”
面对自己领导部队取得的一个接一个的胜仗和成绩，刘伯承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1947年6月3日，中央军委下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接此命令的当天，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大纲》，在全军进行战略进攻的宣传动员。1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万林召开纵队首长会议，部署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就在刘伯承紧张地领导野战军准备战略进攻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把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送给刘伯承同志。
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这块横匾。他谦虚地对代表们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老百姓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仗。我们感谢人民的大力支持，咱们前后方要更加团结一致，把敌人尽快消灭干净！”
以上这一番朴实无华的语言，是刘伯承的世界观的真实反映。他经常教育干部：“我们有的干部认为这个胜仗是他打的，那个胜仗是我打的；这个地区是我开辟的，那个地区是他开辟的。实际上，群众不参军，你哪来的军队？农民不给送粮食，你哪来的饭吃？工人不做衣服、造枪炮，你不穿衣服、没有枪炮怎么打胜仗？群众不组织团体，不选举政权，你那个地区怎么能开辟成功？所以，一切功劳都应归于劳动群众，我们自己不过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其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
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事先要向群众讲清目的
襄垣县解放后，部队为了防止阎军的再次入侵，动员军民1万余人开始拆除城墙和碉堡。群众虽然都踊跃参加了这一拆城墙的工作，却对工作的意义并不是十分了解。
时任襄垣县县长的崔维庭在视察拆墙工作时，遇到了正在和老百姓一同劳动的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等几个领导同志。刘伯承见县长来到现场，便拍了拍了手上的灰土，笑着迎上来与他握手打招呼说：“县长同志从哪道而来？”崔维庭说：“由北城门转到西城门，由西城门再转到南城门，计划转上一圈，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刘伯承说：“我们是从部队那边由西向东转到这里的，情况知道了。你发现了有什么问题吗？”崔维庭说：“部队比地方民工干劲大，进度快。地方上的民兵最快的是拆完垛口，而部队上的同志拆得离地面只有四五尺了。”刘伯承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崔维庭没有回答上来。
刘伯承说：“部队为什么干劲大、进度快呢？一是因为他们搭梯攻城，饱尝了城墙的害处，怕阎军再来固守；二是邓政委把拆墙的重要意义向战士们作了动员。你俩看，东城墙的垛口都还没有拆完，我和政委问了几个老乡，他们都说：‘成物不可毁坏，只能修补不能拆毁。一个城没有城墙，还算什么城。再说日本投降，阎军垮台，咱们八路军住在这里，好守难攻，干嘛要毁坏它呢？’因为大伙对拆掉城墙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干劲不大。我和参谋长给这一片的老乡讲解说：城墙是豪绅贪官、地主恶霸的护身墙，是我们劳苦大众的囚禁所，是套在咱穷人脖子上的铁锁链，我们不毁掉它，阎军再来固守，咱们再打，损失就更大了。再说拆掉城墙对我们将来扩大城市、开展建设都是大有好处的。这样通过解释、发动及向群众说明城墙对他们的害处，大家的认识自然就提高了。你看，这一片的群众干劲有多大。今后你们不论做什么工作，事先都要向群众讲清楚目的与意义，使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提高认识，工作才能干得好，干得快。我们不能逼群众，强迫人干事是不行的。我看你们组织一些同志，分别到各处去进行发动和宣传，或者组织几个代表人物到干劲大、进度快的地方去亲眼看一看，学习点拆除城墙的办法，互相交流交流，会对工作有很大促进的。我的意见不一定对，请你考虑。”
通过这件事情，人们深深领教了刘伯承联系群众、深入调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的工作法宝。
“我们人民的军队是穿军装的人民，可绝不能忘本啊！”
1946年8月，在冀鲁豫战场上。前方的仗打响了，运输任务格外的紧张繁忙。有一天，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因公向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邓首长和李达参谋长亲自逐个检查以后，认为这次公差只需要17辆大车就够了，立即督促直属队退回去8辆，还严肃地批评他们不该多要。
在这么紧张的战斗中，刘伯承同志亲自过问几辆大车的事，这是为什么呢？他在直属队干部会上说：“同志们千万不要小看多要几辆大车的问题，这是有关军民关系、军民团结的大问题，”说到这里，他指着旁边的断壁残垣说：“同志们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人民生活很艰苦。人民为了支援前方，真是舍生忘死地支援我们打胜仗。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们的自卫战争就不能胜利。在这方面，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起带头作用。干部好比是骨干，一定要与群众血肉相连，不然就是骨髅呢。我们人民的军队是穿军装的人民，可绝不能忘本啊！”
刘伯承一席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提醒和教导，让大家终身难忘而受益无穷。
以艰苦朴素为荣，极力反对搞特殊化
1947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部队指战员，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同时，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这时，在多次讨论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的会议上，刘、邓首长一再指出：“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必须坚持反对浮夸、浪费、奢侈、铺张、不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就为党为人民造福万代；否则对党对人民就遗害无穷。”并进一步指出：“华北八年抗战的经验十分宝贵，谁个部队、谁个地区艰苦朴素，谁个部队、谁个地区就与人民有好的联系，谁个部队和地区就能发展、巩固，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就更大。由于人民对我人民解放军有高度的信任，所以部队所到之处，地方及人民都常常以部队的习尚为习尚，随着部队的作风而转移，地方及人民对于部队的每一举动，几乎都要模仿和学习，因此，部队及地方机关同志的一举一动，给予人民的影响，都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必须注意。”
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大家做出榜样。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的艰苦条件下，年近六旬的老将军翻山越岭，浑身大汗，可他从来不坐滑杆。他穿着一身自制的灰布棉衣，同大家一起行军，走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欢迎解放军的广大人民群众，谁也认不出哪个是我们的司令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又正赶上雨水涟涟，大家身上都淋透了，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就光着脚行军。部队在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捋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多少天不见油盐是常事。大家严格遵守纪律，战胜了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我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了广大群众，军民团结，同心协力，终于打开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依旧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优良作风，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
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
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他的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4年8月，刘伯承的青光眼复发，视力大为减退，到了20世纪70年代双目失明。尽管这样，他仍对我军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议，关心军事教育的热情丝毫未减。1966年1月8日，刘伯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对象、战略方针、战役、战术、工事构筑、战时动员、军队编组、军事训练等，都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意见，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深谋远虑的兵法战策，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千千万万个新型指挥员茁壮成长。
1971年1月11日，刘伯承又把自己用津贴买来的、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教材和书籍，赠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让这些宝贵书籍继续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