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魏春波纪念馆。 资料图片

董存瑞烈士墓。 记者 王思达摄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中的一句。

从“不怕牺牲”到“牺牲个人”，从“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到“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纵观95年来不同版本入党誓词的历史变迁，相关内容贯穿始终，反复出现，表述也越来越鲜明准确。

为了党的利益，一位曾长期担任党内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的老党员和妻子一道，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呕心沥血，苦守清贫，用生命守护了党的“一号机密”；

为了党的利益，一位为拉起革命武装不惜卖光自家土地的抗日县长，死兄、死弟、死妻、死侄仍百折不回，直至自己血洒燕山山麓；

为了党的利益，一个不满19岁的普通战士，在冲锋号声中，面向按预定时间发起总攻的战友，高高托起炸药包，以身体为支架，拉开了导火索。

他们，入党时期不同，党内地位不同，面对的艰苦危难不同，但他们却用同样无私无畏的选择和行动，印证了同样的誓言——

为了党的利益，个人的安危富贵，早已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1931年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一位曾长期担任党内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的老党员陈为人，在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不久，悄然“淡出”了同志们的视野：

不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和党外一切社会活动，甚至不再同单线联系的接头人之外的任何人发生交集。

人们不知道，此时他和他的家庭正承担着一项绝密的特殊任务——管理中央文库。

80多年后的今天，在北京中央档案馆，仍保存着一批没有纸边、至今尚未完全解密的特殊文件。

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中央文库”。

上海市静安区党史研究室张鼎告诉记者，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下，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中央文库又曾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

1931年，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相继叛变，中央文库的处境越来越险恶。这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即将离沪赴中央苏区工作的周恩来亲自来到陈为人的住所，向他交待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

这，已经不是陈为人第一次临危受命。

陈为人，湖南江华人，早年追随李大钊，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50多名早期党员之一。建党初期，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参与过山东、东北等地的建党工作，并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

早在1922年底，陈为人就和张昆弟一起，在石家庄正太铁路总机厂秘密组织工人小组，成立了正太铁路第一个工会。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正在武汉出席中共五大的陈为人受命立即赶回北京，从速筹建中共顺直省委（辖今京津冀地区），并担任了顺直省委的第一任秘书长。

也正是在那一年的“八七会议”后，陈为人和1925年入党的河北高邑人韩慧英，从假扮夫妻作掩护开始，最终走到了一起，组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庭。

这个家庭，也是陈为人被委派管理中央文库的重要原因。

“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张鼎告诉记者，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为人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身体留下严重病痛，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期间韩慧英带着孩子多次转移、坚持工作，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先后不幸夭折，韩慧英的革命意志却从未动摇，同样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

按照党的纪律，接受管理中央文库的工作，就意味着从此断绝除单线联系人之外与党的全部联系，甚至，一旦家中发现任何陌生人，哪怕是党内其他同志，也要立即转移。这两位入党多年、在党内曾有相当资历和地位的老党员不会不明白，接受这样的任务，不仅意味着从此时刻与危险同在，也意味着从此远离党在现实斗争中的中心工作。

两人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许下了“定以生命相护”的誓言。

1932年秋，经过一段时间的“静默”和迁移，陈为人和韩慧英正式将“中央文库”迎至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独户的三层小楼房，在第三层的小阁楼上，靠里墙不到一米处做了一堵木板假墙，墙内存放文件。

那是最真实的“潜伏”。

为了掩护身份，陈为人开了一家湘绣店，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白天，陈为人身着款式入时的高档服装，在铺面和客厅谈生意，一到晚上，他便关上店门，上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整理文件。

那也是最真实的“随时准备着”。

陈为人的儿子陈爱仑童年时曾经对一件事很好奇：为什么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常年不熄的火炉？多年后，母亲才告诉他，那是为了“以防万一”：一旦不测，宁愿焚楼烧房，毁家灭迹，也不能让一张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一把随时待燃的大火，曾经代表了一个家庭甘愿为党献出一切的决心；一把敌人点燃的大火，却见证了另一个家庭甘愿为党献出一切的实际行动。

迁西县西庄村，一个被崇山环抱的小村庄。如今，由魏春波故居改建而成的魏春波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

三间正房，简单的大炕，木质衣箱，一桌、一椅。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原本颇有田产、衣食无忧的富裕农村家庭的所有财产。

可即使是这些，也是后来的仿制品——当年日伪军的一把大火，把这里烧成一片瓦砾。

“为了买枪拉起抗日队伍，他早就把家卖空了。”魏春波的邻居、84岁的魏永福老人指着纪念馆墙上的一面镜子告诉记者，这可能是魏春波家当年保留下来的唯一原物。

1933年春，在侵华日军大举入关的背景下，年逾不惑的魏春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为协助冀热边特委组建部队，魏春波开始卖田买枪。

“他把分家得到的地卖掉，全买了枪……自己家再无力买枪了，父亲就三番五次劝说舅舅卖了十几亩地，也买了枪。从此，原本富裕的姥姥家，粮食也不够吃了。”在生前的一份回忆材料中，魏春波的女儿魏淑敏这样写道。

“毁家纾难，这是后人评价魏春波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语。”迁西党史研究室张书明说。

为了党的利益，他们在亲情与大义的天平上，作出了痛苦的抉择

1935年2月的一天，一个自称叫张惠高的“木材行老板”，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数口沉甸甸的箱子，匆匆搬进了位于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一栋二层小楼。

这个“张惠高”，其实就是陈为人的化名。

陈为人夫妇接手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后，按照规定，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单线联系。这，也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联系。

而此时，韩慧英在去往张唯一住处后意外被捕。妻子的失踪使几年没有与党组织直接联系过的陈为人被迫启用备用通道，紧急约见其他地下工作者，这才得知了张唯一等大批地下党被捕的消息。

来不及打听韩慧英的确切下落，几年中已经不知搬过多少次家的陈为人，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和中央文库紧急转移到用高价租下的合兴坊新居。

先后两次在狱中受尽严刑并落下严重腿伤和肺病病根的陈为人当然知道，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妻子一旦被捕将面临什么，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证中央文库的安全。

不得不放下亲情的，同样还有魏春波。

“早在魏春波入党之初，他的家就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张书明说。1938年12月25日，由于汉奸告密，秘密潜回家中存放公款的魏春波被日伪军堵在了村里。在妻子徐桂芝、小女儿魏淑敏和三弟魏长庆的苦苦相劝下，本想与日军拼死一战的魏春波翻墙逃出，徐桂芝和魏长庆却被敌人抓走。

1939年1月8日，在兴城大集上，受尽毒刑却对魏春波来意和去向守口如瓶的徐桂芝被日本鬼子割掉双乳后残忍杀害。魏长庆也在被拧掉牙齿、劈下臂膀之后遇害。

“当父亲回村从老院子中取出了母亲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手枪和公款时，泪流满面。”魏淑敏生前回忆说。

1940年4月，魏春波的大哥、交通员魏长胜为保护文件跳崖牺牲。两周之后，魏长胜的长子、魏春波的侄子魏顺隆回家探母，因汉奸告密，被敌人包围，突围时英勇牺牲。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四位至亲遇害，魏春波却亲自把年仅14岁的女儿魏淑敏送到战地医院，叮嘱她要像妈妈那样为党工作。

搬到合兴坊后，陈为人一度与上级组织接上过关系。然而，一年后，由于党内再次出现叛徒，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为人与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此时，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他不能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却仍严格按照党的秘密条例规定，高价租住单幢房子存放档案。为此，他只好靠典当物品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

“到最后，在二楼他和家人居住的房间里，不仅家具变卖一空，甚至连罐头盒之类的杂物也都卖光了。而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一楼厅堂的摆设仍然维持着一个‘阔老板’应有的排场。”

张鼎告诉记者，当时陈为人全家每天只能以两餐红薯粥充饥。“为了不引起外人怀疑，他常常在粥上盖上一片鱼干，再把粥端到楼上给一家人吃；可快到楼上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鱼干嘴馋吃掉，只得又把它偷偷藏起来。”

就这样，一片鱼干曾经用了一个月。

为保持“家庭化”的掩护方式，万般无奈的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

“我赶到上海，才获悉姐姐已被捕半年。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在姐姐的影响下心向革命，因此在内接替姐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2009年才去世的韩慧如生前回忆。

远离那个时代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们在亲情与大义间做出选择的背后，经历过怎样的煎熬。

1945年9月，一个16岁的怀来小民兵，跟随县大队，参加了解放沙城的战斗，随后加入冀热察军区第九旅，成为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

这，就是董存瑞。

“很多人知道董存瑞在家里行四，但很少人知道他上面是三个姐姐，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是这个贫寒农家的独子。1945年他背着家人参军的时候，他唯一的弟弟才只有一岁。”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管理处原主任吕小山告诉记者，按照家里的现实情况，抗战胜利后，年轻的董存瑞本来完全可以选择留在成为解放区的家中，过安定平静的生活。

参军一个多月后，部队奉命离开家乡。背井离乡，个别战士思想动摇了，董存瑞的一个同乡开了小差，为此，董存瑞和排长回乡去做思想工作。路过自家门口，排长特意叫他回家看看。

“这是董存瑞参军后第一次回家，也是唯一一次回家。”吕小山说。“父母亲情，是他最难以割舍的牵挂。”

当时，董存瑞的父亲正带着四岁的小女儿在村外放羊，母亲一边赶紧托人叫父亲回来，一边抱出个西瓜要给董存瑞吃。可没等瓜切开，归队的时间到了，董存瑞只能惜别家人。

为了党的利益，他们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坚守精神高地，直至献出生命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陈为人的肺病因无钱医治，迅速恶化。忍饥挨饿、不断咳血的他，却仍坚持夜以继日地按照组织规定，制定档案查阅制度，编校文库目录，整理档案材料。

为尽量减小文件存放体积，缩小目标，避开敌人的耳目，同时便于保管和转移，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原始文件与信函一字一句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最终，原本未经分类整理、浩繁冗杂的20余箱原始档案，被系统整理为整整6箱。

是什么支撑这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在妻子身陷囹圄、自己身患重病、生活举步维艰的困境下，呕心沥血守护着这些文件？

也许，1931年，就在陈为人接手中央文库管理工作前夕，受周恩来委托起草中央文库《文件处置办法》的瞿秋白，在草案结尾所加的一则总注，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他们行动的最好注脚：

“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当时像陈为人一样因为党内路线斗争而遭受不公正待遇、同时也像陈为人一样身染严重肺病的瞿秋白，特意在“将来”两字旁边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1935年底，在狱中受尽酷刑的韩慧英，由于咬定自己本来是去亲戚家、认错了门而被捕，得以被敌人释放。

几经辗转，韩慧英好不容易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却带来了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上海特科也一直在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当时的上海特科负责人徐强第一次接头。

“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徐强后来这样回忆。

而从接头小饭店归来的陈为人，却明显轻松了许多，回家后竟欣慰地告诉孩子们：“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当年年底，陈为人带着韩慧如和自己最大的儿子陈爱昆，把中央文库完整、安全地移交给党组织。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大口吐血、昏倒在地，三个月后他溘然长逝，年仅38岁。

此后，被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系统接管的中央文库又由多位地下党员接力保管。期间，为保守机密，又有两位保管人员先后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一位交通员被捕后为保守秘密跳楼自尽。到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代中央文库的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其送至上海市委组织部，人们才发现，这些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完整保存下来的珍贵文件，全部“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

无论是无形的战线，还是有形的战场，他们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坚守精神高地，直至献出生命。

1940年6月8日，时任丰滦迁联合县政府县长的魏春波在转移中与敌遭遇，壮烈殉国，血染青山，终年50岁。此时，距他的兄长和侄子牺牲，仅过了不到两个月。

“为革命牺牲一切，毁家纾难，死兄死弟死妻侄，鲜血洒遍燕山；与倭奴搏斗数年，捐躯殉国，成仁成义成英烈，勋献洋溢滦水滨。”时至今日，这副挽联依然挂在魏春波纪念馆门畔。

1948年5月25日下午3点30分，在解放军隆化攻坚战战场上，我军的第二次总攻开始。

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际，董存瑞选择了什么。

“亲历过那场战斗的董存瑞，深知保障总攻顺利开展的重要性。”吕小山感慨，“从拉开导火索到炸药包爆炸，要7至8秒钟时间，作为赫赫有名的爆破能手，董存瑞比谁都了解炸药的威力。面对粉身碎骨的危险而岿然不动，这需要怎样坚定的理想信念啊！”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党有名姓事迹可查的党员烈士，总数达到170多万。

他们，入党时期不同，党内地位不同，遭遇的艰苦危难不同，面对党旗曾经宣誓的具体词句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用同样无私无畏的选择，印证了这样的誓言：党的利益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