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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青少年记忆

张家康

2016年07月11日07: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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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毛泽东(右一)同父亲毛顺生(左二)、伯父(左三)、弟弟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左五)与文家亲属合影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说:“一个为母亲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毛泽东在其童年就倍受母亲的钟爱,与之恰成对比的是,父亲对他则格外严厉。自幼受父母双方的影响,毛泽东铸就了特殊的个人秉性:一方面,母亲的溺爱使他一身“傲骨”,充满自信;另一方面,父亲的冷酷使他不仅懂得反抗,还学会了自我完善的本领。父母不仅给了毛泽东的生命,而且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

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十五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有二十五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七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从贫农到富农,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民,该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啊!

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原有15亩田地,他又借债添置田地,债是越借越多,田地一点也没增多,反而家里的田地被典当出去。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7岁当家那年,家中仅有六七亩薄田。他起早贪黑地劳作在田间地头,除了耕种农田,还喂养猪牛,上山砍柴,张网捕鱼。每当日落黄昏,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草草地吃罢晚饭,又在欲闪欲灭的油灯下,噼噼啪啪地打起了算盘,撂下算盘,又打起了草鞋。寒来暑往、没日没夜地劳作,即便是累弯了腰,毛家境况也一点没有好转的势头。

湖南自曾国藩创办湘军以来就有从军习武的传统。虽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可是,由韶山冲出去当兵的人,哪一个不都带着让人眼馋的大洋回家?毛顺生动心了。毛顺生究竟哪年从军?当了几年的兵?已无法查证。按照毛泽东所说“当了很多年的兵”,至少也有五六年吧。多年从军,他虽没混个一官半职,可长官发放的饷银,他一文钱也舍不得花,都细心而谨慎地攒着。

毛顺生退伍回家后,偿还了家庭的债务,开始一身轻松地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算计一生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你不会盘算,就是给你金山银山,照样过穷日子。”这个善于盘算的庄稼汉,把节余的稻谷碾成白花花的大米,然后挑到集市去卖。碾剩的米糠,又用来喂养架子猪,等到架子猪长大后,又把架子猪赶到集市去出售。如此这般算计,他的积蓄多了起来,再用这些钱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15亩田地。

毛顺生以经销买卖的手段赚了钱,尝到了甜头。他由贩卖谷米和生猪,又增加了贩卖耕牛。每逢稻谷上市的季节,他便成批地买进稻谷,然后再加工成大米,雇船只由水路运到湘潭出售。田地多了,活计也多了,毛顺生不得不雇起了短工,后来又雇上了长工。即使这样,他也不允许家中的孩子们闲着。据毛泽东回忆,他6岁就开始干农活。

毛顺生虽经商赚了钱,可他清楚地知道,土地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父亲这种朴实的认识,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在他成为共和国领袖后,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还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毛顺生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足了钱后,什么事也不干,就用于买田。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贫苦,毛泽东和母亲都很同情他,常常接济这位穷亲戚。毛菊生靠着7亩水田勉强度日,可毛顺生早就有意这片水田,在毛菊生最困难的时候,他乘机买下了它。母子俩知道后极力反对,毛顺生却理直气壮地说:“我用钱买田,他卖我买,天经地义。这和兄弟不兄弟没有关系。”父亲做的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极不好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接到北京,并批评父亲说:“旧社会那所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毛菊生)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读过两年私塾,双手能左右开弓拨打算盘。毛泽东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手把手教他打算盘、记账,指望作为长子的毛泽东能从他的手中接过家业,并把它越做越大。可是,少年毛泽东的志向不在于此,父子间为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少年立志出乡关

毛顺生最看不惯的是毛泽东一旦读书就入了迷,看到田头垄上、饭前饭后,儿子都手不释卷,他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认为儿子读书误了农活,父子俩常为此争吵不休。毛泽东的朋友肖之升就目睹过这对父子之间的一次争吵,据他描述:

“风波过后,他们回去吃午饭。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一眼就又看到使他上午大动肝火的那幅画面,毛泽东端坐在那里看手中的书,空担搁在一边。父与子又接着上午的茬争吵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你明白得很。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干活的,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我总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你要我干的活我都完成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完成什么了?’父亲追问道。

‘吃过午饭后,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一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父亲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真够辛苦的。如果儿子真的干了这么多的活,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对于这个怪儿子,他感到又困惑,又伤心。他慢慢踱到一家人正在忙活的地里,数了数,真的有十五担。”

从这天开始,父子之间虽然没有明确达成什么“君子协定”,但是,只要毛泽东完成规定的农活,父亲便再也不干涉他去做什么了。

很多毛泽东传记的作者,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推演出很多的理论。其实,和天下很多男孩一样,父子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乃一普遍的现象,少年毛泽东也不可能例外。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有“教”就有不服“教”,父亲当然只有充当“恶人”的角色了。毛顺生所“教”,无非是给毛泽东设计了未来之路,这设计来自毛顺生的生活经验。而毛泽东并不认同父亲的生活经验,矛盾也就随之而来。

毛顺生承担着6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年轻时身材高大强壮,由于劳作之累,他也佝偻起腰,在50多岁就因伤寒病去世。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毛顺生对儿子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们能接过自己手中的家业,经营好田地房产。对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父亲的期待就更为迫切。正是如此,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母作主给他娶了罗氏为妻。父亲的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拴住毛泽东的心。

毛泽东的心根本不在韶山,他要走出山冲,寻找更为宽广而精彩的世界。他后来告诉斯诺:“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泽东少年时的全部乐趣都在书中,并有着走出山冲、读书求学的憧憬。毛顺生则认为这是儿子“不孝和懒惰”的借口,作为长子就应持家创业、光宗耀祖,其他的想法都是农家子弟的幻想。于是,用毛泽东的话说,父子间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毛泽东13岁那年,父亲在一次宴请客人时与他发生口角,父亲当着外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13岁的少年正处于叛逆时期,毛泽东认为父亲使自己太难堪,便当面顶撞父亲,并迈步向门外跑去。母亲竭力相劝,父亲嘴里仍是不停地骂着并喝令回家。毛泽东根本不听,一气跑到池塘边。面对气势汹汹的父亲,毛泽东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自己就跳到池塘里。父亲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并答应以后再不打他。

父亲的严厉对毛泽东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几十年后,毛泽东也说:“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账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尽管父亲在他的记忆中,多是“脾气暴躁”“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等形象,可毛泽东的成长仍是遵循“子肖其父”的规律。父亲将一个破落的家庭操持成有田有地、有房有粮、家有雇工的小康之家,他执着、倔强、坚韧的性格,以及具有担当的精神,其实对毛泽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毛顺生是为一家之兴盛小康,毛泽东是为一国之救亡图存,父子俩的境界和抱负迥异,但是,他们一旦确立了这种信念,那么都能做到“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生我育我。”少年毛泽东当然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道理。16岁那年离家去湘乡求学前,他将一张纸条夹在父亲账簿里,上面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他离开了家,回避了父子间的矛盾,反而格外的思念父母,思念家乡。他常给父亲去信,刚刚工作时,便时常寄钱和药物回家。母亲去世后,他又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父子间原本紧张的关系,早已云消雾散,得以缓解。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湘乡县人。外祖父文芝仪,是个诚实勤劳的农民,外祖母贺氏一生温厚贤惠,他们共生育了3子3女,最小的女儿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文七妹就成了她的正式姓名。文家与韶山冲相距20多里地,文七妹的祖父去世后,安葬在韶山冲龙眼塘。每年的清明、冬至,文家都要例行前去扫墓,来往很不方便,文家有意在韶山冲结一门亲戚。经人说合,文七妹18岁时与毛顺生成亲。在毛泽东之前,文七妹生有两子,都一一夭折。

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分外高兴,可又整日担惊受怕,生怕这个儿子也离她而去,便时常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文家对毛泽东也尤为关注,外祖母贺氏在毛泽东稍大时,还将他接到家中抚养。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文家度过,他与文家的表兄们关系融洽,情同手足。

文家诸表兄中,毛泽东与十六哥文运昌最是相投。文运昌长毛泽东9岁,在毛泽东辍学务农时,正是他劝说表弟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毛泽东本已同意父亲的安排,要去湘潭县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文运昌知道姑父固执,又动员自己的父亲、伯父以及姨表兄弟王季范等前去游说。据毛泽东回忆,一门心思发家致富的父亲,在得到去湘乡读书“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的许诺后,才同意了。

文运昌早已读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并推荐给表弟毛泽东。正是这两本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他后来说:“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毛泽东对表兄们的手足情谊,一直铭记在心,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给文运昌去了一封长信,信中将文家称为“我十分敬爱的外家”。

没几年,文七妹又生了泽民和泽覃。文七妹还生了两个女儿,但都不幸早夭,她便收养了一个干女儿毛泽建。按照中国的家庭伦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文七妹是一位标准的贤内助,从早晨鸡鸣到晚上掌灯时都在操持家务。在韶山冲,没有人不夸奖她聪明贤惠,做事有条理。

受母亲的影响,少年毛泽东曾经也是个虔诚的有神论者。15岁那年,母亲病倒在床,他每日早起必定向神灵菩萨跪拜祈福,还徒步去南岳衡山求神拜佛。正如李锐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中写道:“那还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十五岁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做不到的。”支撑毛泽东“虔诚的信仰”的不是别的什么,是对母亲的至孝至诚的赤子之心。

但少年毛泽东也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都说烧香拜佛可得神佛保佑,可是,父亲并不信这一套,他不也无病无灾,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吗?看着神龛前供着香茶和供果,他纳闷起来,如果真有神灵,这些供品怎么纹丝不动?想着想着,他竟情不自禁地端起神龛前的供茶,朝神像和神位泼去。母亲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毛泽东说:母亲“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

文七妹虔诚信佛,来自她的菩萨般的善良心肠。毛泽东是这样称赞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毛泽东深受母亲的影响,自小就乐于助人。韶山冲的毛乾吉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讲述道:

“有一年夏荒时节,我和弟、嫂清早来到上屋场讨米。当时毛泽东正在坪里劳动——糊泥巴粪墙。他见到我们衣衫破烂,便问我为什么讨米。我说家里穷,劳力少,没有饭吃。毛泽东叫我到阶基上坐一坐。这时,毛泽东准备吃早饭,堂屋里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见这饭菜,就馋得口水直吞,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闻声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脸。我嫂嫂解释说我是肚子饿了。他便朝屋里招呼母亲立即端来一碗饭,送给我,又夹了一些菜。我接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便狼吞虎咽起来,忽然想起弟弟也没有吃早饭,便把一半饭分给他吃。毛泽东见这点饭还不够我们吃,又叫母亲端来一碗饭,直到我们吃饱离开上屋场,他才回到堂屋里吃饭。”

“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和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在毛顺生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七妹多是站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毛泽东说:“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他还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常宝贵、值得珍爱”,“认为自己有一个坚强、富于爱心,给人以自信心的母亲”。

就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都会回家看望,无暇抽身也要家书频传,给父母捎去平安祝福。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肖之升的信中说:“话别之后,滞于雨,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此时,毛泽东虽人在长沙,可心却早已飞到母亲身边。好在第二天,雨歇天晴,他立即动身回韶山,在家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

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两位兄长文玉瑞、文玉钦将妹妹接回娘家。毛泽东知道母亲的病情后,立即动身赶回韶山,可因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又急匆匆地赶回长沙。在得知母亲被七舅、八舅接回家的消息时,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给两位舅舅写信说:“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

在安排好母亲的事情后,毛泽东于8月15日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踏上去北京的路程。此时,母亲已由毛泽民接至长沙就医治疗。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两位舅舅,信中说:“家母久窝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娥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毛泽东是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在母亲身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以尽人子之责。母亲难得来长沙,而且泽民、泽潭均在长沙,于是,他们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病并不见有什么起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调养。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韶山,享年53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弟泽覃赶回家时,母亲已入棺二日。毛泽东在晚年曾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为母亲守灵,并就着幽幽的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祭母文》,追述母亲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品德。毛泽东还为母亲题写了两副挽联,一副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另一副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他还给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在故居,他深情地伫立在父母的遗像前,自言自语道:“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次日拂晓,他踏着湿漉漉的晨露,前往父母的墓地吊唁。他双手给父母献上一束松枝,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吊唁毕,他对同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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