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
2016年07月11日08:1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就是深入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强大的革命队伍，最后赢得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仍然需要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路线，发展群众路线。只有这样，党才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永葆青春活力，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中央在新的实践中对群众路线不断进行新的丰富和新的发展，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图为古田会议会址：福建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
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这是红军区别于其他性质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位红军战士在这个笔记本中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
1945年5月14 日，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依靠群众，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要搞好群众工作，使“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共中央的一个决议案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群众中进行，“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大革命时期，党多次掀起工人运动高潮、农民运动高潮和学生运动高潮。八七会议后，党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历程，中共六大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红四军党内有一些争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打仗之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组织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只管打仗，要求流动游击，走州过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也没能继续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指导地方工作。在此期间，红四军一方面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一方面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听取红四军汇报后，在《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他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红军一切要接受党组织领导，应该仍然由毛泽东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其中还提到：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四军代表回部队传达中央指示后，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意见，并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毛回来后，召开了基层干部座谈会、士兵座谈会和群众座谈会等，把党内各种问题一一梳理清楚。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四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要打仗，还要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从此，群众路线深入人心，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长足的发展，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主张发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不分政党、阶级、阶层、信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共御外侮。这就是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其实质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抗战，这是最彻底的群众路线。党的洛川会议要求党要站在抗日战争的前列，深入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要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会后，八路军三个师挺进华北前线实行战略展开，平型关首战告捷，阳明堡夜袭日军飞机场，产生很大影响。这时毛泽东指出，八路军要把主力部队分散，深入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八路军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等。由南方红军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开创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南，东江纵队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海南岛，琼崖纵队创建了琼崖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香港九龙，活跃着东江纵队香港九龙游击大队（简称港九大队）；在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组织、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血肉相连、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团结抗战，铸成了抗日战争的坚固长城。
1943年6月，毛泽东总结抗战时期群众路线方面的丰富经验而深刻阐述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大生产运动就来自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牢骚。一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上打雷把延川县代理县长劈死了。一些群众借机发牢骚：“天上打雷怎么把县长给劈死了，为啥没把毛主席劈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听到后要抓人。毛泽东说，不要抓人，把情况弄清再说。经了解，当年征收公粮较多，一些群众有意见。中央迅速召开会议，决定减少公粮征收任务，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再次对群众路线作了深刻阐述：“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中共七大闭幕时，毛泽东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并强调：“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因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了最彻底的群众路线，团结了中华民族的各个阶层，抗战胜利时，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发挥、发展和丰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发起一场重大战役时，解放区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奋勇支前。一天，华东野战军某部要经过一条河增援，河边村庄的男性都已支前去了，留在村里的女人扛着门板跳到河里，用肩膀架起了一座人桥。华东野战军骑兵部队发起冲锋前要把战马喂饱。没有马草，就找到一位村长，但村里能够支前的东西都已送上前线了。村长环顾四周，只有几间新盖的草房上的草可以喂马，就号召村民们拆草房，喂战马，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一位基层干部在冲锋时受了重伤，人民群众组织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抬了下来。此时，他已近昏迷，隐约听到旁边一个人说：“这个小青年快不行了，要赶快抢救。”又有人说：“赶快喂小米稀饭”。于是，一位担架队员取出一罐小米稀饭，但风刮日晒，小米稀饭已变成饭团。这位受重伤的干部嘴也张不开，一个女担架队员掀起上衣把乳汁挤到饭罐里，又用树枝把饭团搅了搅，稀释一下，一点一点喂给伤员，然后把他送到医院。这名伤员伤愈后逐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他多次来到沂蒙山区，寻找这位“红嫂”。但当年的解放区到处都有这样的“红嫂”。
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国民党军20多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西北野战军只有两万多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说，别看敌人貌似强大，他们脱离人民；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虽然贫穷，但是人民群众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铁桶江山。敌军虽然貌似强大，最后必然会被我们所战胜。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第一仗青化砭战斗，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旅，活捉旅长和一大批国民党军官兵。西北野战军打扫战场后，立即撤离战场，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很快开了过来。这时，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兼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站在黄土高原上观察，看到国民党军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民群众发信号，指明国民党军走到什么地方了。彭德怀看了，兴奋地说：什么是天罗地网，这就是天罗地网啊！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必然战胜国民党反动派。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战场，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克河南省会开封。硝烟未散，刘伯承、陈毅、陈赓就发出入城布告：保护一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和学校，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人民解放军从开封撤出时，大批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学者和河南大学进步师生投身革命，进入解放区。刚刚安顿下来，这3位司令员就前去看望。这些大学教授、名流学者过去认为将军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现在和他们谈笑风生，简直难以置信。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研究决定，以这批名流学者、进步师生为基础，建立中原大学，为解放区培训干部。陈毅自告奋勇，担任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学典礼上，陈毅畅谈国内外形势，中原大学师生听了很受鼓舞。陈毅做报告后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一位学员说，从中原大学毕业后能不能当个县长啊？陈毅说，你只要有本事，将来整个中国我们都要解放，你何止是一个县长啊！但是，共产党的县长，要靠自己去开辟新的解放区。还有一个学员问，如果想家了怎么办，能不能让回去？陈毅说，来者欢迎，走者欢送，夏天天热，我还要送你一个草帽。陈毅边说边把头上的草帽取下来，做了个送出的动作。中原大学师生听了陈毅的报告，所有疑虑烟消云散。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原大学为解放区培训了大批干部。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1946年7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七七决议》），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以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遵照《七七决议》精神，派出数万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做群众工作和建设东北根据地的工作，通过“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有力地扭转了东北战局。东北野战军由3万多人发展到兵强马壮的100多万人。随着东北野战军的进军，人民群众组成民工团。部队打到哪里，民工团就跟进到哪里，从东北到华北，一直到中原。
由此可见，党的发展要依靠群众路线，建立革命根据地要依靠群众路线，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要依靠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共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图为毛泽东在全会上作报告。
“两个务必”的核心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群众路线的胜利。用3年时间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决策就是坚持群众路线、问计于民的结果。1948年中共中央从陕北迁到西柏坡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胡愈之来到解放区，听说中央预计用5年左右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革命胜利的计划后，就说，国民党现在已经彻底腐朽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期待着人民解放军尽快进军，早日解放被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胡愈之的谈话情况报到中央，毛泽东看后，把胡愈之请到西柏坡，听他讲述国民党政治崩溃、军事崩溃、经济崩溃，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盼望人民解放军尽快解放的详情。然后，毛泽东又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召开中央会议，果断决定，缩短解放战争进程，用3年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就是“两个务必”。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它的核心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全相信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进军西藏、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规模经济建设等等，任何工作和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指出，进军西藏要严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等。十八军坚决贯彻中央“慎重稳进”方针和邓小平的要求，首先了解西藏的民情民风，调查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为进军西藏、服务西藏群众、和平解放西藏、争取西藏群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十八军大力宣传和实践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和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尊重西藏群众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规定未经许可不准进入寺庙，更不准住经堂；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不得到神山砍柴、放牧等。积极帮助西藏群众解决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问题，为西藏群众背水、扫地、打柴、修补房屋、免费治病，发放无息或低息农业贷款，进行社会救济、救灾，修桥、修路、办学校，稳定市场物价，供应部分民需物资等。为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八军指战员遇到缺粮宁可挨饿，绝不拿西藏群众一颗粮食；遇到风雪严寒，坚持搭帐篷宿营，绝不住西藏的喇嘛寺庙。十八军对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赢得了西藏群众的拥护，增进了民族团结，确保了进军西藏的胜利。
群众路线是剿匪平叛的重要法宝。解放初期，甘南部分地区发生国民党特务暗中操纵的叛乱。甘肃军区派出骑兵团剿匪，由于甘南是少数民族区域，骑兵团对地理、民情皆不熟悉，效果不大。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兼西北军区第一政委习仲勋会见了甘南藏族代表人物黄正清。黄正清家族不仅是甘南地区有影响力的家族，而且在四川、青海的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西藏地区都有一定影响。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宣侠父曾到甘南和青年黄正清有过接触，两人一见如故，关系很好。黄正清让宣侠父住到自己家里。宣侠父一面开展工作，一面教黄正清学汉语、写汉字，给他讲述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革命道理，在青年黄正清心中播下了革命种子（抗战时宣侠父在西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统局西北站特务秘密杀害）。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时，黄正清迅速和第一野战军取得联系。彭德怀、习仲勋立即派人把他接到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总部。他宣布起义，加入革命阵营，一切行动听从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指挥。在彭德怀、习仲勋亲切关怀下，他担任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南部分地区发生叛乱后，他向习仲勋表示：愿意到甘南地区平息叛乱。习说：好，我授予你平息甘南地区叛乱的全权，任命你为甘南剿匪副司令员。并把随身佩带的手枪解了下来让他使用。习的高度信任，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到甘南地区后振臂一呼，少数民族群众纷纷骑着快马带着猎枪聚集到他的驻地。他把这些群众编成藏族剿匪骑兵团，配合人民解放军骑兵团布下天罗地网穷追猛打，把叛乱分子一网打尽，活捉叛乱头子，交给了人民政府。国民党从台湾空投的特务电台台长，钻到一个山洞里不出来，被藏族剿匪骑兵团当场打死，甘南地区平叛取得彻底胜利。这时，习仲勋已调到中央工作，捷报传来，他立即把黄正清这一贡献报告中央予以表彰。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黄正清少将军衔。
共产党执政后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总结了中国革命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和党执政后发展群众路线的新鲜经验，对群众路线做了新的阐述：“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展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上了“群众路线”四个字。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的发扬党的群众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他强调，坚持群众路线，要注意建立制度，要加强监督。这是党执政后对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建国十周年之际，刘少奇亲切会见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你做掏粪工人，我做国家主席，咱们都一样，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将两者的地位并列在一起，显示出很高的思想境界和群众观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中央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春天，刘少奇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回到湖南家乡调查研究。他担心到其他地方听不到来自农村的真话。他首先来到一个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去看宣传的“万头猪场”，看到的却只有几头饿得很瘦的小猪。他说，这就是你们宣传的“万头猪场”啊，咱们的调查研究就从这里开始吧。于是，他住在村里走村串户了解真实情况。他对曾为幼时伙伴的一个农民说：你说真话，现在农业减产、农村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农民说，有天灾的因素，但是要让我看呢，不是天灾，主要是人祸。人祸就是由于人们主观上的原因才出现农村经济困难局面。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44天，真正了解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后，胸有成竹，回京后在中央会议上大声疾呼，要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危局，迅速解决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他本来准备了书面报告，又临时做了即席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原因，提出了扭转危局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刘少奇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充分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事求是的崇高精神风貌。
凝聚集体智慧，推动改革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性转折。这次全会本身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在三中全会和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畅所欲言，不论发表怎样尖锐的意见都可以在会议简报上充分反映。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农业问题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陈云则明确提出，首先需要解决61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陶铸等同志平反问题、为彭德怀恢复名誉问题、正确评价“天安门事件”问题、揭露康生问题等。这实际上涉及纠正“文革”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与会同志还提出许多在“文革”中被颠倒了的重大是非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使与会同志敞开思想，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于是，许多老同志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文革”的错误，对一些重大决策提出了积极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认真研究后，对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邓小平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据与会同志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相当于两部《红楼梦》、三部《三国演义》那么厚。中共中央集思广益，吸纳与会同志的集体智慧，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征程。
中国改革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农村改革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农村落后的症结在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频繁变动超越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锅饭”“大呼隆”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在这时，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举行秘密会议，做出“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决定，并起草一个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果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参会者都在契约上摁下手印。就这样，“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的实践中应运而生。邓小平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农民的创造，引发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潮。安徽、四川等省坚持“实践第一”，一马当先，典型示范，取得经验。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自情况和特点，积极赶上，很快形成万马奔腾之势。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农村改革犹如“星火燎原”，由点到面，迅猛展开，率先突破。对此，邓小平多次讲过，农村改革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我的作用只是把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总结出来、推广开来。邓小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是坚持、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的典范。全党全国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指示，推动着农村改革蓬勃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享誉中外的中国经济特区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期间，首先遇到的突出问题是“逃港风”。广东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许多农民离开家乡逃到香港打工，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一种风潮。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拉起铁丝网或派武警部队站岗都制止不了。有些地方甚至一个又一个村子的青壮年都跑光了。于是，习仲勋发扬革命战争年代挨村挨户做群众工作的老传统，带着省委的同志到这些经济落后的农村走村串户，拉家常，开座谈会，了解实际情况。当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个农民一天的劳动价值只有几毛钱，如果逃到香港打工，一天可以挣十几块甚至几十块港币，迅速脱贫。他了解到这些真实情况后，主持广东省委进行认真研究，向中央提出，划出一块地方给予特殊政策，建立特区，迅速把经济搞上去，把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逃港风”问题。他还当面向邓小平阐述这些想法。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完全同意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意见，经济特区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经济特区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历史发展证明，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到中国，首先要到首都北京访问，然后就要南下到中国的经济特区去“取经”。
经济特区建立后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段时间各种议论都有，有的说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的，有的说深圳经济特区除了国旗还是社会主义外其他都已变质。1984年邓小平亲自到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实地考察，深入企业、码头、农村、渔村、机关、公司等，同领导干部、各行各业人员，甚至与住地的服务员广泛接触，面对面交流，从群众中汲取政治智慧。最后得出结论，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回北京后，中央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对外开放问题。根据中央决策，经济特区得到进一步发展，还陆续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实行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开放，使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蓬勃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苏联共产党解散。1992年初，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等地，实地到一些机关、工厂、公司、农村广泛接触各方面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企业家、港澳人士，问计于民。他通过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从中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正确，确立了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立足于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战略方针。在邓小平指引下，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在中国大地上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实力逐步增长，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日益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一系列丰富、发展群众路线的重大举措，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用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表现了来自人民群众、植根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的坚定政治理念和决心。他提议并由中共中央作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决定、关于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等重大决策，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从中共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群众路线确实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共十四大党章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新的表述：“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此，每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对群众路线的表述都被延续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历史就是一部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的历史，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我们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群众路线是中共的独特创造，是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顺利发展的重要法宝之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发展都证明，无论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新时期都需要依靠群众路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依靠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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