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钰：从红军战士到优秀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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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荣安

2016年07月13日08:4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著名外交官丁国钰，1916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29年投身革命后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成为我军高级将领。抗美援朝中担任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后又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4个国家的大使。他是一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由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优秀外交家。

立夏烽火起儿童闹革命

1929年5月6日是农历立夏节。这一天，在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西部原属河南商城县南乡的吴家店、斑竹园、南溪等地，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的震撼全国的立夏节革命武装起义（又称商南起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5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在斑竹园成立。随后，开始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南溪是红三十二师师部和商城县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丁国钰的父亲、哥哥都参加了革命，在乡村苏维埃政府工作。年仅13岁的丁国钰也参加了乡儿童团，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文艺宣传、检查人口等革命工作。

丁国钰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但由于其爷爷和叔伯爷爷、伯父都是塾师，从小受到熏陶，识字不少，口才很好，在儿童团中显得与众不同，是个活跃分子。

这年，在丁家埠二区苏维埃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丁国钰作为儿童团的代表上台发言。

这时的丁国钰个子不高，有些清瘦，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他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干革命好比是在建房子，你们县区乡苏维埃、赤卫队好比是打房基的大石头，我们儿童团好比是小石头。大家都晓得房基只有大石头是不稳固的，大石头之间的缝隙要靠小石头填实才牢固。我们儿童团的作用也很大，是不能缺少的。我们要积极努力地工作，共同为扩大苏区建设苏区奋斗。”

丁国钰声音洪亮，比喻生动，语言流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夸赞，也引起了县区领导的关注。不久，他就被调到区儿童团担任大队长。

由于丁国钰工作积极主动，表现突出，1930年夏，组织上决定将他调到邻近的金家寨担任安徽省六安六区儿童团宣传部部长兼体育部部长。

金家寨是皖西的重镇，也称金寨镇，有千余年的历史，自然形成水陆交通枢纽，是皖西通往湖北、河南的门户，向有“三省通衢”之称。这时的金家寨刚刚召开过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森林办法》等多项规定，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有序进行，成为皖西苏区建设的典范。以金家寨为中心的六区实际上也是个特区，是按县级体制设置单位，儿童团设有团部。

丁国钰从商南的乡下上调到团部机关，确实是属于组织上对他提拔重用，重点培养。

战火多艰险难忘战友情

丁国钰在六区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1931年初，被调到皖西北特委保卫局侦察科工作。中共皖西北道委从金家寨迁驻皖西重镇麻埠不久，丁国钰又调任少共皖西北道委机关任总支部书记、巡视员。

1932年6月，国民党调集30多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9月上旬，在敌人向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下，丁国钰随中共皖西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撤出麻埠，向西南转移。

根据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指示，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宝才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二十七师副师长徐海东率领部分武装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转移。完成任务后，10月1日，机关和部队在英山县金家铺会合。

在这里，郭述申按照中央分局来信指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将汇集在金家铺地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军长吴宝才。全军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一2个师。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王建南。丁国钰调任第七十九师师共青团团委委员。

这是丁国钰正式参加主力红军队伍，也是他在徐海东领导下工作的开始。此后，随着部队改编，他先后担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部文书，跟随徐海东、吴焕先等首长英勇转战，在战火中成长，于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敌人反复进行的残酷“清剿”中，红军战士们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丁国钰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一次战斗中，敌我双方杀红了眼，展开了白刃战。在与敌人拼杀中，丁国钰消灭了好几个敌人。搏斗中，丁国钰的后脑勺被敌军用枪托击中，他顿感天旋地转，晕倒在地。敌人迅速又用刺刀向他捅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一声枪响，敌人摇晃着倒下了。原来是后面的战友冲上来，一枪结果了这个敌人，丁国钰得以拣了一条命。

还有一次战斗，丁国钰和战友们冲到一个镇子里，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混战，丁国钰和一个敌人扭打在一起。丁国钰个子小，几个回合后，他体力不支，被敌人摁倒在地。敌人猛掐丁国钰的脖子，丁国钰拼死挣扎反抗。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战友赶来打死了敌人，救起了他，丁国钰又一次死里逃生。

1933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丁国钰随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在双河山与敌人展开激战。红军奋勇杀敌，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敌人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弹片横飞，丁国钰左手的小手指被弹片削掉了，鲜血淋漓，留下了终身残疾。

丁国钰常对来访者讲述战友救他的情景，说自己是个幸存者，充满着对战友的感激之情。他对自己的老首长徐海东更是难以忘怀，因为徐海东不仅对自己很关心，而且还救过他的命。

那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次转移中，丁国钰生病后，身体很虚弱，在翻越一座大山时走不动。正在这时，徐海东走了过来，询问情况后，他让丁国钰拉着他的青骡子尾巴，翻越了山冈。当时如果掉了队，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4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新的红二十五军。时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的丁国钰正生病住院。不久病愈出院后，刚回部队就遭遇“肃反”，他被打成“AB团”成员，缴了枪，关押起来，其根据竟然是丁国钰有点文化。

丁国钰被关押后，心中既紧张又害怕。但他相信自己和党组织，因为自己确实不是“AB团”分子，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组织的事，相信组织上总会查清楚的。这时红二十五军要出发长征，丁国钰坚决要求和红军走。

长征时，“肃反”对象是手连着手被捆起来行军的。遇到战斗，解开绳子被监督着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后还要抬伤员，运物资，特别艰苦。有个营长因忍受不了，悄悄解开了绳扣，在过河时跳河自杀。而丁国钰信念是坚定的，毫不动摇，忍耐坚持。

不久，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看到了行军中被捆着手的丁国钰。他了解情况后，当即对有关人员说：“丁国钰我是了解的，在南溪葛藤山时我到过他的家，是很穷的，家里人都参加了革命，好几个被国民党杀害了。丁国钰参加红军到现在的表现，我都很清楚，他不可能是‘AB团’。”随后，丁国钰被释放了，到军部交通队当文书。

丁国钰后来常常感叹说：“要不是徐海东军长救了我，如果不死在长征路上，也要到陕北后才能摘掉‘AB团’的帽子。”

长征智克难处事细而实

1934年11月16日，丁国钰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长征途中，丁国钰不怕牺牲，英勇作战，还想方设法，克服千难万险，确保行军不掉队。

长征就是长途跋涉，草鞋非常重要。没有草鞋穿，脚磨破了，跟不上队伍，就只能留在异地，生死难料，凶多吉少。可丁国钰偏偏不会打草鞋，怎么办？他灵机一动，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解决了这个问题。

丁国钰很会做干粮，他将饭放上盐炒干磨成粉，装进袋子带在身上，宿营时抓一把，开水一冲，就能当饭吃，香甜可口，大家都爱吃丁国钰做的干粮。于是，他就和会打草鞋的同志合作，他帮会打草鞋的战友做干粮，战友帮他打草鞋，这样相得益彰，都解决了难题。

长征中生活没有规律，连续行军最怕拉肚子，一拉肚子就容易掉队，有的红军战士就是因此掉队，最终找不到队伍了。丁国钰在途中也拉了几次肚子。怎样保证不掉队呢？他反复思索，终于想出了办法。晚上宿营时，他就打听明天哪个团哪个营哪个连走在最前面，打听清楚了，就搬到那个连去休息，说明原因，请他们出发时喊上他。这样，就算路上拉肚子耽误了时间，仍可跟着后续部队走。等部队休息时，他又赶到先头部队行军。这个“病鸟先飞”的方法，使丁国钰没有因拉肚子掉队。

长征途中常常缺乏粮食，没有饭吃。在这种情况下，丁国钰自想办法，边行军边注意寻找能食用的野菜、野果充饥。

有一次行军，干粮已经不多。边走边搜寻的丁国钰发现一棵野生的枯黄的南瓜叶下有一个小南瓜，于是他将它摘下来，揣在兜里。后来，全军断粮，几天没有饭吃，饥不可支，有的同志饿昏倒地。丁国钰饿急了，就掰一块南瓜放到嘴里细细地嚼嚼，再慢慢地咽下去。就这样，他靠一个小南瓜，坚持了三四天。从此，丁国钰对南瓜怀有特殊的感情，称之为“救命瓜”，直至晚年还经常吃。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开始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丁国钰服从安排，积极参加横扫民团、宣传“五抗”、发动群众、镇压豪绅恶霸、摧毁保甲组织、建立苏维埃基层政权等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在粉碎敌人两次“围剿”的战斗中，他英勇作战，受到表扬。

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主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到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7月15日晚，时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长安沣峪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通观全局地分析斗争形势。根据会议决定，16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准备与陕甘红军会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后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留下的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于9月9日合并为陕南特委（又称鄂豫陕特委），并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为红军第七十四师，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丁国钰开始在红七十四师五连任政治指导员，因在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和反敌人三次围攻的斗争中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37年1月，红七十四师与由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组建的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张村会合，并归红十五军团指挥。随后，红七十四师在长安县大峪口驻防整训。在此期间，丁国钰到第五团处理了一个问题，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当时，第五团的团部驻在大峪口的一户地主家，与房东相处得很融洽。团长孙光是个驼背，很爱面子，有些忌讳别人叫他“驼子”，可房东的年轻俊俏儿媳妇爱开玩笑，居然喊他“孙驼子”。

过了几天，孙光买了块布料，请房东儿媳妇做件上衣。房东儿媳妇开玩笑说：“我这针线活恐怕做不了。你看你身上穿的衣裳，前面衣襟耷拉老长，后面又吊在腰眼以上，就是到镇上的裁缝铺，怕也没哪家肯做这活！你这背锅衣裳，活活气死裁缝咧！”

这几句话伤了孙光的自尊心，他面红耳赤，感到无地自容，怒气冲冲地扭头就走。一气之下，还下令将团部搬走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知情的好事者将团部搬家当作一起风流案件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甚至说是孙光调戏房东儿媳妇，被撵了出来。

师政治部得知后，当即委派丁国钰到五团进行调查。丁国钰认真细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如实地向组织进行了汇报，并进行了澄清，还积极向孙光做工作，让他不要伤了与当地老乡的和气。

与此同时，师供给部从长安县城请来两名裁缝，决定给团以上主官每人做一套制式军服。孙光心里有疙瘩，师部几次派人请他量尺寸，他就是不去。没想到，数日后，师供给部却给他送来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服。他穿上一试，长短肥瘦都合适，前襟后腰一般长短，就连那驼背处也处理得十分得体恰当。孙光不由得称奇叫绝，心中十分高兴。

原来，这是丁国钰出的点子。他见孙光不肯量尺寸，了解他心病所在，于是就找一个和孙光身材差不多的人做替身，并在背上扣个脸盆，让裁缝照准量好尺寸，精心做成。孙光得知后，感动不已。

不久，第五团政委调走，丁国钰调来当政委。孙光高兴地说：“丁国钰，咱俩可以尿到一个壶里。今后的工作，都会是机关枪打鸭子，呱呱叫！”

抗战在延安两次见主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丁国钰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一旅二团政治处主任。

在延安，丁国钰两次到杨家岭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个经历让他终身难忘。

一次是1938年。当时国共合作，在鄜县（现富县），中共领导的鄜县抗日救国会（实为县委、县政府）与国民党领导的县国民政府同驻鄜县城内。丁国钰所在的警备四团驻扎在鄜县交道镇，而国民党马步芳的部队也驻扎在此，双方划地为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丁国钰注意做好统战工作，避免与对方产生摩擦。马步芳的队伍多为西北人，喜欢吃羊肉。为搞好关系，丁国钰特意让部队打了一些黄羊给他们送去。一来二去，双方关系良好，和睦相处。毛泽东对鄜县这个离延安很近、又极为敏感、容易产生矛盾的统战区高度关注，故特地召见警备四团的领导成员，当面听取汇报。

第二次是丁国钰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参谋处处长曹里怀、警备第一团团长贺晋年一起向毛泽东汇报部队调防的事情。

在汇报时，贺晋年抱怨：“最近不对劲啊，现在老百姓有房子住，有粮食有肉吃，可我们就只能吃黑豆，因为征粮困难，现在老百姓都欺负我们了，我看这个事不好。”

没想到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说：“这其实是个好事。自古以来，都是当兵的欺负老百姓，没听说过老百姓敢欺负当兵的。如果你们说现在被老百姓欺负了，这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老百姓不怕当兵的，说明部队有严明的纪律，让老百姓放心。你们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茅塞顿开，没有怨气了，无不感慨地说：“还是主席站得高，看得透彻。”

毛泽东又说：“如果让部队的战士没地方住、吃不好也不行，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让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萧劲光一起发了一个文件，提出要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丁国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感受很深，很受教育。他常感叹：“毛主席看问题准确，分析问题精辟，高瞻远瞩，非常人能及，比不了。”

实际上，毛泽东对相貌堂堂的丁国钰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几年后，丁国钰担任了新中国的驻外大使，一次在外交部参加使节会议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和陈毅的接见。丁国钰是倒数第三个进去的，毛泽东见到他就问：“丁国钰，你现在在哪里呀？”丁国钰和毛泽东握手后，赶紧简单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毛泽东笑着连连点头。

散会后，其他大使将丁国钰围住了，纷纷问：“你怎么和主席这么熟，主席一见到就能叫出你的名字啊？”

其实，丁国钰也不大清楚，因为直接见毛泽东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毛泽东日理万机，能记得吗？

后来，丁国钰有一个机会见到了毛泽东的卫士长叶子龙，他趁机询问道：“是不是主席在接见我们前，你们把被接见人员的资料都提供给主席看了？”

叶子龙说：“不是这样的。主席有一个特点，和他见面握过手的人很多，但他不一定都记得。但只要是干部向他汇报工作，特别是两次以上的，他必定记得这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