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魅力究竟在哪

杨彩霞

2016年07月18日08:17 来源：学习时报

编者按：办学9年多，培养10多万英才，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窑洞大学”里，抗大书写了我党我军教育史上的奇迹。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抗大建校80周年之际，本报特约请资深专家和相关人士，对抗大建校史、抗大精神的现实意义、献身国防教育事业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现实提供有益的镜鉴。

1 到抗大去看看

记者：1936年至1946年，抗大培养了10多万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抗大建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党的教育事业有怎样的贡献？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安庆学：

抗大的血脉里流淌着西北红军的血液。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着西北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红军和根据地都急需大批干部。整合西北苏区红军学校和中央军委干部团，就成为中央的最佳选择。1934年10月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荔园堡建立了由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前后3期共培训干部200余名。1935年7月，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迁至延川县永坪镇后，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后，发展成为陕甘晋红军干部学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中革军委将1933年创建于瑞金的中国红军大学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1935年11月，中央军委干部团随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与陕甘晋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更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并通过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红军大学的报告。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老爷庙举行。西北红军干部学校的部分领导随之担任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领导，西北红军的部分高级将领被聘为兼职抗大教员，西北红军干部学校的学员也随之转入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学习。两校的合并，师生相互学习，优势互补，使红大充满生机。因此，追根溯源，我们可以说，抗大的血脉里流淌着西北红军的血液。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

抗大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干部学校之一。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的9年间，抗大总校培训了8期干部，并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成立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还有特科大队。培养学生及干部10万余人，是一所遍及党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极其重要的军政学府，是党在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强劲地推进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也是党在抗战时期干部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抗大成为党后来创办的重要院校的支柱和基本来源。如抗大总校的主要部分抗战胜利后到达东北，组成东北军政大学（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国防大学）；一部分干部到达晋察冀边区，协助组成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另一部分干部到达晋冀鲁豫边区，协助组成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抗大第四分校（1944年为纪念彭雪枫命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在抗战胜利后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苏北公学合并为华中雪枫大学。另外，抗大三分校的俄文队后发展成为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2 抗大精神的时代镜鉴

记者：抗大精神，是我党我军创造的具有标志性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抗大精神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

抗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等几个方面。抗大精神与军事教育紧密相连，是党的军事教育事业的精神概括和理念凝结，是自井冈山龙江书院的红军军官教导队起，经瑞金的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到抗大的军事教育历史的经验提炼，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军事教育思想的基本遵循。

抗大精神蕴含着求真务实的教育理念。抗大把革命理论、先进教育思想同中国革命斗争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开始就坚决废止党内一度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学风，引导广大学员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抗大坚持“抗日救国”的办学宗旨和“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采取“启发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学制虽短，收获很大。抗大根据不同学员实际和战争需要，合理安排军事、政治、文化课程比重，培养了各级抗战领导和骨干力量。抗大把传授理论知识和锤炼过硬作风相统一，把提高智力与增强体力相统一，学校与部队、学员与战士一体化，边学习边生产，既学习又参战，学员素质迅速提高。这些方针、政策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校教育实践的产物，为人民军队院校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军事教育的理论基础，成为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大精神是培养新一代革命军人的不竭动力。拿破仑总结一生治军作战经验，得出结论：“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从长远来看，精神总能征服利剑。”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抗大把培养适应抗战和部队需要的人才，作为开展教育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代表了中华民族解放时代的社会进步潮流，因此，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就成为有志投身于抗日事业的知识青年的共同选择。这样一个自觉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坚强革命群体，自然就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和军事教育等方面办出很高的水平。

抗大精神的原动力来自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想统帅着千千万万“抗大人”的精神生活。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力量，使得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到延安。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力量，使得他们在长期处于教育经费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物资保障匮乏、学习环境艰险的困难条件下，能够勇敢面对，苦中作乐，顽强成长。

3 献身国防教育事业

记者：习近平主席视察国防大学时指出，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出一些懂打仗的名师，带出一批会打仗的高徒。抗大办学９年多，培育英才10多万，是如何创造人民军队教育史上这一奇迹的？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教授秦利：

名师成就名校，名校培育英才。抗大建校之始，办学条件十分困难，不仅物质条件匮乏，而且教职员工缺少，当时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人，专职教员也只有三人。面对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给学员授课，同时从中央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选调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等来抗大任教，邀请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著名学者教授来到延安为抗大学员授课，后又从学员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充实到教职员队伍行列，他们构成了抗大教员队伍的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把抗大教职员称作“干部的干部”，是培育成批干部的“老母鸡”。他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抗大的教职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抗大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抗大的教职员是革命的进步的，他们对党忠诚矢志不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的第一条。抗大教职员来自各个方面，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各不相同，但来到“革命熔炉”抗大，首要的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改造和提高。毛泽东勉励大家通过在抗大的工作学习，把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小资产阶级意识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与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抗大教职员坚持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改变了旧学校“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开创了自学、小组讨论、大组座谈和辩论会等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在开展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抗大教职员认识了这些错误思想的严重危害，通过思想斗争提高了政治水平和鉴别是非能力，更加坚定了对党的热爱与忠诚。

抗大的教职员是革命的进步的，他们立足本职呕心沥血。抗大办学困难很多，但教职员们都能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没有教室，他们带领学员自己动手，找个石洞作教室，搬块石头当凳子，垒块石条当桌子，凿块石壁当黑板，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窑洞大学”。教学缺少授课教材，他们从前线部队作战实践中吸取经验，充实到教学内容之中，利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步兵操典》《作战纲要》和有关资料进行研究，这样既解决了教学缺少资料问题，又增强了教学的现实针对性。抗大教职员大多数都是军政战线上的精英，本可以在战场上杀敌报国，但他们服从党的安排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在抗大的窑洞里、课堂上、操场上，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和声音。被称为“游击大王”的贾若瑜回忆说，我常常在晚上要工作到零点以后，伴随着三更灯火，一弯残月，直到五更鸡鸣，才能入睡。有时在睡梦中还在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甚至因思考难题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长期坚持教学工作，最终在岗位上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真正做到了毛泽东号召抗大教职员努力做到的下定决心做一辈子教员，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

抗大的教职员是革命的进步的，他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条件艰苦，教职员们有的过去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但他们都能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生活准则。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抗大缺衣少粮，甚至到了吃野菜树皮的地步。广大教职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力更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5月反“扫荡”时，抗大总校部分同志被敌人围困，断了粮食。教职员潘时伦自告奋勇下山搞粮食而不幸被捕。敌人得知他是抗大教职员时，便千方百计地劝降利诱，但他面不改色心不动，最后慷慨就义。毛泽东说，抗大教职员是最无私的，一不谋官，二不谋利，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人民，乐得桃李满天下，乐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记者：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奋斗目标。抗大精神对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有什么启示？

南部战区海军副司令员张文旦：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抗大创办初期，部分同志在要不要坚持党对抗大的领导问题上，曾产生过一些模糊认识。当时，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基本形成，党内一些人企图取消党对抗大的领导，扭转抗大的办学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为此，毛泽东多次批驳了这种模糊认识，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办学的根本原则，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抗大办学方针的首要原则、作为对抗大学员提出的第一要求。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树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要有‘三个牺牲’的决心，即要有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最高政治要求，是建军之基、立军之本、强军之魂，一定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咬定青山不动摇；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它来自于对正确政治方向的理解和认可，是产生一流战斗力的内在动力，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深邃的战略视野。人才培养是事业发展的战略问题。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正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创建和发展的。抗大成立后，毛泽东从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内容的设置，到教学保障，都亲自过问。他专门指出：“抗大要上战略课，除部队战术动作外，我们要讲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战略全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战术的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战略全局的图画，才有大的发展。”他本人亲自为抗大第一科学员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由于重视战略素养的培育，抗大学员才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远见卓识，这启示我们：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战争胜负。作为军队高级指挥员，战略素养是必备的基本素养，必须不断培养战略意识，拓宽战略视野，形成唯物辩证的战略思维；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要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抗大的创建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传奇。专门为民族培养一批鞠躬尽瘁的人才，不为利不为官，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而抗大做到了。抗大最初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也没有现成的教学模式可资借鉴，就在这种特殊条件下，面对特殊的学员，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办学方法和教育理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风和校风，在中国教育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创新型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在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传奇篇章。抗大的成功和胜利，离不开敢为人先、以问题为导向的创新精神。军事领域是最具实践性、最需要创新创造的领域。习近平主席指出：“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抗大用自身不凡的成长经历印证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对于军队发展和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的精神。在当今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武器装备、战术战法和作战理论不断涌现的大变革时代，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要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以创新的理念和思维抓好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科学管理、人才集聚和实践创新。

链接

7月5日，国防大学在京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国防大学校长张仕波、政委刘亚洲等7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重温抗大历史、弘扬抗大精神、担当强军重任等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为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与抗大传人，国防大学大力弘扬抗大优良传统，学习继承抗大办学成功经验，2012年成立了抗大研究中心并举办了首届研讨会，把抗大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迄今，已在北京、江苏盐城、湖北大悟、山东费县举办了四届研讨会，每一届都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研讨交流，收获了丰厚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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