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正聚 赵付科
2016年07月25日07:57 来源：北京日报
一九〇三年三月，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的《近世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
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简称“早期传播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现了一些新观点。
●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力军？
“早期传播”的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群体组成：一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二是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是其他知识精英（包括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早期传播的主力军，田子渝认为这一群体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第二，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际大视野，不断求新求变，勇于自我否定；第三，几乎都是传媒中人。
针对学界流行的瞿秋白是“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田子渝认为这个说法有悖于历史真实，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不是在历史语境中审视历史，而是典型的用后来的概念诠释历史、“先入为主”研究范式，应予匡正。此外，杨匏安、袁振英等长期被遗忘的“小人物”，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美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吗？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三条，即日本、法国和苏俄。但近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出，美国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其主要依据：一是《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和李大钊等翻译的苏俄情况、列宁等苏俄领导人的文章与书籍不少来源于美国出版物；二是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三是魏金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田子渝也认同美国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指出：河上肇称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英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多半来自美国。从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渠道的存在。
●为什么说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
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王刚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是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是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中国也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三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正赶上日本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四是日本朝野人士为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诸多便利。石川祯浩专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附录极具历史价值，基本厘清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情况。
●苏俄渠道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些学者对苏俄渠道给予了重点关注。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认为，俄国在五四运动之后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中国留俄人员发回的报道；第二，俄国在华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三，由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来的关于俄国的介绍；第四，由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问题与主义”等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何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党史研究中长期被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定性并不准确。侯且岸指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沈成飞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此外，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往研究定势是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近年来田子渝等认为，对无政府主义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认识，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作为改造社会的进步思潮在晚清传入中国的，是我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桥梁。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山东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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