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在中共历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纠纷和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袭之术，概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见风转向，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变色龙”。

康生的发迹，与他的三次政治投机密不可分。

康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机是追随李立三。1898年，康生出生于山东诸城，在当地算是一个书香门第。1917年夏，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来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1924年7月，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康生当上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总书记，但中央大权实际上为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于是，康生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对李的“左”倾表示极度“忠诚”，很快于1930年2月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顾革命已处于低潮的现实，坚持攻打大城市，“会师长江，饮马武汉”，走俄国由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错误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害。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但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竭力追随、拥护和支持。同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康生便迅速转向。

康生的第二次政治投机是投靠王明。王明1925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副校长米夫赏识，地位日渐提高。王明于1929年回国。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包办整个会议的米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目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前前后后，立刻转向有背景有实权的王明。这对于当时在党内十分孤立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支持。于是，王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4年中，中共中央实权一直掌握在王明手中，康生在此期间爬上中央领导岗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内容，同时串联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在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受到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转而认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撤销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见风转舵拥护毛泽东。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示了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康生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广大干部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1949年6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一养就是6年多。直至1955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实际上，康生这次的“病”为“政治病”，根源在于他在同饶漱石争当华东局第一书记遭到失败所致。1948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让康生无法容忍。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委员。让康生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不服气，于是就称“病”闹情绪撂挑子。

1954年高饶事件被揭露之后，康生的“病”根已除，于1956年初复出。但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无疑给他一个沉重打击。但为了东山再起，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康生的第三次政治投机，就是不遗余力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八大上，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八大后两个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工作，目的在于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位置。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提法。1959年12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1960年1月，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

1962年，康生制造“《刘志丹》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进一步巩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各个领导机关，指摘“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他提出原有的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与此相连，康生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整干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康生一手制造的。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中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