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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早期作风纪律建设

马立强

2016年08月01日13:49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人民军队早期作风纪律建设

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在人民军队的早期发展中,工农红军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旧军队中的起义人员,二是农民,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不良风气在工农红军中影响很深。为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干扰,探索如何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民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加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实践中强调以服从命令听指挥、维护官兵团结和民众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红军纪律建设。

人民军队的初创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进行的长期革命战争。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局势发生逆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走向低潮。中国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下,更加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上梁山”的。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两万多人发动起义,在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随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起义军实施南下广东的计划。8月3日起,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接连发生叛离和逃亡事件,从南昌到临川两百多里的路程中,部队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进入福建后,由于敌情判断和军事指挥的失误,部队接连战斗失利,起义军最终被打散。

南昌起义军南下作战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挺身而出,主动担起保存和发展新生人民军队革命火种的重任。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广东饶平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指出:“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根据朱德的主张,会议做出部队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在湘粤赣边界地区寻找立足点的决定。

起义军进入赣南后,部分军人进酒楼饭馆吃饭不给钱,甚至抢劫民众财物,朱德为此在江西信丰进行了纪律整顿。同时,针对部队军心涣散、官兵离队现象严重的情况,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在赣南地区先后三次进行整军,把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对部队进行革命信念教育,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南昌起义后不久,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组成工农武装力量约五千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计划兵分三路夺取长沙。但由于各路起义军先后受挫,攻占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否定了继续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向南进军,以保存革命力量。而在随后的行军过程中,士兵掉队或离队、长官打骂士兵、士兵刨食农民红薯等现象时有出现。9月29日,部队行进至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由原来的三个团五千余人,锐减至不足一千人。此时,部队官兵成分复杂,政治觉悟参差不齐,军官对士兵的管理全靠命令和体罚,以致全无民主气氛,内部关系紧张。为巩固新生革命军队力量,适应斗争需要,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实行改编,重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纪律。三湾改编使党从政治上、组织上掌握了部队,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是党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初步探索。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向江西宁冈古城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10月24日,毛泽东在江西遂川荆竹山向部队动员时指出,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必须要和山上农民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毛泽东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同年11月,毛泽东利用有利时机,率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茶陵县城。由于工农革命军在茶陵没有做细致的群众工作,12月下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下,工农革命军退出茶陵县城。在总结茶陵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

1928年1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湘南,在当地共产党人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为扩大起义规模,党中央明确要求湖南省委调毛泽东部下山予以支援。1月25日,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在遂川县城对工农革命军提出“一个红枣都不能动”的要求,并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至此,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度基本形成。为使这一制度真正得到落实,毛泽东还在部队中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后,“纪律检查组”的成员就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官兵遵守纪律的情况,并及时处理违反纪律的人和事。

由于朱德部在湘南地区难以立足而转去井冈山,为策应从湘南地区撤出的起义军,3月底毛泽东率部进入桂东。4月3日,毛泽东针对部队中纪律松弛、作风不正等情况,在桂东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深知没有纪律或纪律不严的军队,是得不到人民群众拥戴的,而失去民心的军队必然走向倒行逆施的军阀主义道路,最终被历史抛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旨在通过明确人民军队的组织纪律,确立党对革命军队和一切革命行动的绝对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人民军队是党领导下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集团。

1928年4月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5月4日,两军召开会师大会,宣布两军正式合并,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代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宣布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指战员认真执行。

为使“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真正得以贯彻执行,红军各级领导除经常对广大官兵进行教育,讲明执行革命纪律的重要性外,还实行监督机制,对执行好的给予表彰和嘉奖,对违反纪律的则按规定进行处理。工农红军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军纪得到明显改善。当时,民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人民军队纪律制度的初步确立

井冈山胜利会师后,工农红军兵力已达万人之多,而井冈山区“产谷不满万担”,日常生活用品过去就十分紧张,部队人数激增后,士兵的日常生活甚至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同时,井冈山地形狭长,处于水急江阔的湘江和赣江之间,军事上回旋余地小,而距此不远的赣南地区山深林茂,物产丰富,并连接着闽西粤北广大山区,适合游击作战。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和解决红军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下山作战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但是在转战的过程中,由于俘虏兵的大量增加,加之红军连续作战,生活艰苦,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整顿,存在于红四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显露,军队纪律出现松弛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成为党和红军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6月14日,毛泽东在福建连城新泉镇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稍微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同年12月底,红四军在福建召开了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重新确立了红军的纪律制度,要求红军的一切行动要听党的指挥。决议指出,红军建立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认为,极端民主化的观点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人民军队的战斗力,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提出坚决废止肉刑,代之以在红四军中广泛开展作风纪律教育,使红军指战员在新型革命纪律下成长。

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核心的红军纪律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而在纪律建设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执着坚持,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胜利完成革命任务最基本的纪律要求。它在红军中的贯彻执行,有效克服了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作风,以及纪律观念淡漠、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改善了官兵关系,使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回顾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明天。八十多年来,我军之所以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作风,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听从党的指挥,用铁的纪律统一全军意志、规范全军行动、凝聚全军力量。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期,只有稳步推进人民军队的作风纪律建设,铸牢思想篱笆,严守政治规矩,强化纪律约束,推进依法从严治军,才能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凝聚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责编:常雪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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