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缘起：反“围剿”失利陷险境 战略转移图生存

在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为时两年的长征岁月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将士历经百战、斩关夺隘、涉江渡河、风餐露宿，最终以红军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会师于西北革命根据地，宣告了长征的结束。

说到长征的缘起，当年周恩来曾说过一段颇为感慨的话：“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虽已发展到八万多人，但数量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仍是悬殊。不过，同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相比，形势还是要好一些。此时，红军如果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但是，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放弃了前几次红军反“围剿”中形成的正确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时至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于是，中央和红军领导层开始酝酿战略转移，并报告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同意战略转移的复电传到瑞金，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具体筹划。“三人团”的分工为：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从6月底到10月初，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的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没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正如后来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么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到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古龙冈、石城一线，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根据地，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各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战略转移。从10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人员，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以及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中央纵队）将士等，共87059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是为长征之始。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出发时，把此次战略转移称为“西征”，西征部队称为“野战军”。然而，转移之初，红军处于十分不利的作战环境中，一方面，“大搬家”行动让部队携带着大量的物质资材，甚至连印钞机、印刷机和X光机等都在行囊中，山路崎岖，部队行进艰难，手脚完全被束缚，严重削弱了战斗力，疲劳和减员却在增加；另一方面，蒋介石发觉了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意图，调集湘军、桂军、黔军等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将中央红军歼灭。湘江之战因而成为攸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担任湘江两岸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了敌军的进攻。至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湘江东岸，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之战的惨败，引起中央高层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极大震撼和忧虑，大家开始反思，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由谁来执掌红军帅印、指挥军事行动，才能让红军转危为安？刘伯承曾经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一次，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园里休息，议论红军岌岌可危的形势。王稼祥问张闻天说：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张闻天即提出，博古、李德再指挥红军是绝对不行的，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王稼祥表示同意，当即把想法告知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大家都非常拥护“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这就是长征途中的“橘园密谈”，它是中央变更红军军事领导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酝酿。

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改变十分不利的战局，中共中央在长征初期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尤其是遵义会议后，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指挥下，红军驰骋在云贵高原，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迅速扭转了战局，从而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出现了长征以来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约1.6万人，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高级干部和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永远为党和人民所缅怀与敬仰。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博导，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