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踏上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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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含图片）节选自《长征记》一书，系华夏出版社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全书目录）

1934年4月28日，广昌城头残阳如血。遭受重大伤亡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黯然撤离城池。持续了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

广昌革命纪念碑

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八个月。1933年9月，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相继取得了成功之后，蒋介石亲自披挂上阵，调集五十万大军，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与筹划，对中央苏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围剿”行动。在以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西克特为团长的外国军事顾问团的参谋下，国民党军一改以往“围剿”行动的战术，节节逼近，逐步紧缩，以守为攻，依托坚固工事，采取堡垒主义，筑碉构堡，火力开路，企图先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实施决战，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一举荡平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也是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奋力迎敌，以决战的姿态展开了坚决的反“围剿”作战。然而，七个多月过去了，尽管红军主力的总兵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万余人，尽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在局部作战中屡屡重创敌军，尽管苏区军民同仇敌忾，寸土必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但始终无法打破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无法挫败敌人的“围剿”行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执掌中共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秦邦宪）等人，在反“围剿”作战之初也曾踌躇满志，壮志满怀，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视为在“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战，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领导人彻底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华夫），他反对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推行了一整套冒险主义的“左倾”军事路线。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不是集中红军全部力量进行反“围剿”作战准备，而是分散兵力，以攻对攻，在江西、福建两个方向用“两个拳头打人”；继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开始后，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的堡垒地带进攻，企图御敌于苏区之外。在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933年11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时，错失良机，拒绝与第19路军建立真正的联合，实行协同作战，使蒋介石得以在从容弹压“福建事变”后，转移兵力，继续对中央苏区实施全面进攻。最后，当国民党军重新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领导集团又扬短避长，抛弃红军所擅长的机动作战，以堡垒对堡垒，层层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正规阵地战、消耗战，与占据绝对兵力特别是火力优势的国民党军死拼硬打，使得战事完全陷入了蒋介石所期望的发展轨迹。红军仓促构筑的野战工事在国民党军的密集炮火轰击下坍塌，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在钢铁撞击中倒下，广昌之战，博古与李德亲赴前线督战，依旧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博古

李德

广昌战斗后，曾经拥有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丧失了全部的游击区与外围屏障，只剩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幅员狭窄的中心区。红色根据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局空前危急。中国革命的航船到底驶向何方，红军到底该如何行动，是继续在苏区迎敌，决一死战，还是另辟蹊径，以求得绝处逢生，历史把年轻的中国红色革命政权和红色武装力量推到了抉择的关头。

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堡垒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将此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同时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在最高“三人团”中，博古总负责，军事设计与计划权归李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与调度，最后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实际控制于博古、李德之手。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但却认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依旧要求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来自莫斯科的遥控，使得中共中央的决策再次偏离了正确轨道，而“左倾”路线执行者对莫斯科“圣旨”的顶礼膜拜，则使得其在走与留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红军的处境因而更加危机重重。

1934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最后的进攻。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必须毫不迟疑地实施战略退避，跳出重围，以保存主力，另寻战机。但博古、李德却固执己见，仍然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战略，要求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和战略情况的转机，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自我毁灭的决战——于是，只是为了调动与分散国民党军的“围剿”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北上、西征，以减轻反“围剿”作战的压力。

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7军团为基础组成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创建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7月6日，由六千余名将士组成的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堵截，转战闽中、闽东、浙西、皖赣边，最终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会师，组成红10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后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执行北上任务。11月，红10军团进入皖南活动，次年1月在返回闽浙赣苏区过程中，于怀玉山遭敌军伏击失败。企图以红7军团几千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只能是“左倾”路线执行者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根本难以达到目的。但抗日先遣队的红军将士，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转战闽、浙、皖、赣，深入到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后方，震动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这一行动，实际上拉开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

寻淮洲

粟裕

方志敏

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又决定，以位于湘赣苏区的第6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并与活动于湘、鄂、川、黔边区的红3军建立可靠的联系，以促成江西、四川两大苏区的联结。同时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8月12日，红6军团誓师西征，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九千七百余人。在八十多天的征战行动中，第6军团转战湘、赣、桂、黔四省，行程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最终于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会合。红6军团的西征，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其行进路线基本与尔后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路线相吻合，因而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的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北上、西征部队的战士尽管英勇卓绝，但因兵力薄弱，不足以大量牵制、分散国民党军力量，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反而促使蒋介石加快了第五次“围剿”的步伐，集中全部主力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和一切地方武装“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与敌人打消耗战，红军被迫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阵地防御作战。在国民党军的主要攻击方向，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地，前赴后继，誓与阵地共存亡，重创敌军，但自身也再次遭受重大伤亡，且未能遏止敌军的进攻。

红6军团部分人员于1935年在湖南省新化县合影，前排左起：周仁杰，李铨，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夏曦，军团长萧克，中排左起：6、晏福生，7、刘礼年；后排左起：王赤军、贺庆积、戴正华

到了9月上旬，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都极端匮乏，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行动败局已定，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终于被迫放弃了在苏区内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到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行反攻，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一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部署与准备开始仓促展开。

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部队转入运动防御，以最高限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主力集结并在战斗间隙转入补充整训，准备全部撤退。随后又发出指令，令中央红军各军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同时，在地方政府的全力协助下，动员了三万名新战士参军，大力扩编红军主力部队，组建了红8军团和教导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军主力撤离后的苏区工作进行了部署，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办事处主任。地方党和政府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适应敌占区工作和游击战争的改组，政府机构进行了合并，敌占区的县、区军事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军事部长任司令员，县（区）委书记任政委。

中央苏区部分领导人，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但是，实行战略转移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乃至于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在一种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战略转移的准备与部署都由最高“三人团”直接处理，实际上一切都处在博古、李德的操控之下，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决定，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下达的指示、命令，均要求“绝对秘密”，严禁向干部、部队传达，关于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这种以强调保密为借口的极端行为，使得党、政、军的众多高级干部都被蒙在鼓里，更谈不上在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中进行必要的解释、教育与动员工作，直接影响了整个战略转移的思想准备与其他准备工作。

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干部。前排左2起：叶飞、陈毅、项英、黄道；后排左起：顾玉良、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对中央苏区腹心地区发起多路总攻，并拟定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此时，苏区尚有少量回旋空间，中央红军完全可以利用各路敌军推进情况不一，且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与动员、整顿，然后精心筹划，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或如毛泽东当时所建议的那样，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粉碎“围剿”，恢复苏区。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被敌军的气势所吓倒，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张闻天

《红色中华》报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9月29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社论写道：“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以间接的语言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的门户石城，博古、李德在严峻的局势面前，完全失去了冷静与沉着，陷入了更加惊慌失措之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立即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担任战略掩护任务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红军主力则向瑞金、雩都地区集结，准备执行新的任务。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示》，指出：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苏区内部作战，会损失最宝贵的有生力量，“这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办法。因此，正确地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而苏区的一切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央的总方针指导下，围绕自身工作，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击敌人与保卫苏区。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出巩固部队准备长期行军与战斗的指令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与直属部队被编为了两个纵队。第1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2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工会、青年团机关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随该纵队行动。

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除第1、第2纵队外，还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部分担负运输任务的民工，共八万六千余人。其中，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第2、第15师；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4、第5、第6师；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13、第34师；第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21、第23师；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第3、第22师。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刘少奇、陈云为驻第5、第8、第9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提前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使得红军战略转移变得极为仓促。许多部队是从前线直接开赴集结地域，稍作调整，即整装出发，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允许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对长途行军作战缺乏充分的精神与心理准备。同时，作战部队缺乏必要的休整，长期进行阵地攻防作战，缺乏运动进攻、遭遇、奔袭、渡河、突破等运动作战的技战术演练，战术准备极不充分。新征集的3万新兵不是补充主力部队，而是突击编成了第8军团和教导师等新部队，且编成后就立即出发，结果主力缺编少员，新部队则训练不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战略行动的开始。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第1、第2野战军纵队离开瑞金，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红军主力也先后由驻扎地区向雩都河（贡水）以北的集结地域开进。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在匆忙之中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由此拉开帷幕。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依依惜别之情笼罩着苏区的每一块土地。苏区的民众聚集在村头、路边、河畔为部队送行，热泪沾衣叙情长。像每一次作战行动开始前一样，红军将士对即将开始的西征充满必胜的信念。然而被迫离开用生命与鲜血创建的中央苏区，离开哺育红军成长壮大的红色土地的现实，如重石般压在了每个红军战士的心头。他们可以从容面对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却难以承受与苏区人民的离别。队伍中，官兵们不断回头，凝望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挥泪告别故乡的山林、村庄、父老、兄弟、姐妹、战友和苏区的一切、一切……

时任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回忆说：“战争年代，出发和上前线，上前线和打仗，几乎是同义词。以往，部队的指战员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赶到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我也想过，或许有的伤员会赶上来，但是直至部队进入了湖南，我们团留下的同志却没有一个能赶上来……”

夕阳西下，秋风萧瑟。10月17日黄昏，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部队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踏着突击架设的浮桥，渡过雩都河，开始了突出重围的行动。

没有人能够想到，此次西征行动竟然是与中央苏区的长久告别，中央苏区从此将陷入白色恐怖下的浩劫，直到十五年后，红军的后代人民解放军部队方打回苏区，与亲人相聚。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雩（yú）都河长征渡口

更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次战略转移竟要耗时一年，纵横十一省，长驱两万五千里，演变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征，谱写出一部壮丽的史诗，耸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人民军队、伟大的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和永远的骄傲。

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