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瑞：陈云眼中的中国

[摘要]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负盛名的“经济专家”和治国理政的“能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思考。系统梳理他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亦即系统梳理“陈云眼中的中国”，不仅对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当前国内外各领域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陈云 中国国情 认识 思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999 ( 2016)

陈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及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内久负盛名的“经济专家”和治国理政的“能手”。他在波澜壮阔的一生所逐步积累而成的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深刻洞察。研究陈云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亦即研究“陈云眼中的中国”，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国国情的理解，亦将有补于当前国内外各领域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

（一）

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自1925年走上革命道路之后，陈云便始终围绕这一历史任务而矢志不移，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功勋。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形成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深刻认识。这其中，主要的思想观点有：

1、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

陈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力量异常强大；在这样的特殊国情里，中国革命的环境往往万分复杂、变化多端，且斗争异常残酷。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苦斗争。基于这一认识，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血与火的实践中，陈云始终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而且，“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1]

2、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陈云认为，由于中国革命万分复杂，因此在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只有有革命理论指导的共产党，“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为此，他曾满怀信心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2]“中国一百年的革命斗争，四亿五千万人的翻身，就在我们这一辈人的手里，这是历史已经注定了的。”[3]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陈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具有“意志行动的统一”及“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在他看来，这样分析的依据有二：其一，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人数较少、历史较短，在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据优势的国家，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而组织性和纪律性，则恰恰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其二，在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里，要想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就势必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而这就决定了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在这种复杂环境中，只有“有铁的纪律的队伍”——也就是共产党，才不致于使中国革命“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陈云至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共产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为此一再强调：“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4]

3、中国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陈云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于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为此，党一方面必须重视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则必须以坚决的步骤，在军队中建立、巩固和加强党的堡垒。围绕着这一认识，陈云多次作出过阐述。例如，在谈到要重视军队工作时，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军队，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了军队便什么都有了。在谈到要紧扩大武装力量时，他又提出要“先下手为强”，并强调军队建立了要抓紧扩大，要快速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据此，他还谈到了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责任问题。他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它的组织更集中，干部的责任很大，高级干部的责任更大。”“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得失。”[5]

4、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

陈云认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大主力。农民不起来，中国革命鲜有希望；而历史经验也证明，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遭受着种种压迫和剥削，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因此，他们是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在强调中国农民历史作用的同时，陈云也认识到：虽然成千成万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但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里，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却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上述认识，陈云提出了这样几点政策主张：第一，“到民间去”，以帮助农民提高觉悟，改造村屯政权，使乡村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随之，建立农会，组织各种各式的人民武装，并吸引农民参加战争及其他工作。第二，随着农村群众运动的发展，必须吸收其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农村中抓紧建立党的堡垒——支部，以“大量吸收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对此，他强调说：“只要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并积极参加自卫战争，我们就能建立不可战胜的阵地。” [6]

5、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

陈云认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作用；要把知识分子吸收进来，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此同时，陈云也认识到：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着自然联系，优点在于可以与之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缺点则在于易于使他们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的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以致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基于这一分析，他着重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他大胆纠正了那种对于知识分子不敢放手使用，甚至想把他们排挤出去的做法。他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7]另一方面，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坚决反对那种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的各种错误观点，并强调要建立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以此来团结和带领广大的知识分子。

（二）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并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赞誉其为“能”。这一个看似简单的“能”字，却十分精炼地体现了陈云对于中国建设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概括来说，这一时期，他的几个代表性观点是：

1、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小心谨慎，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

陈云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的落后国家，又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因此，在经济建设中要十分谨慎，并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对此，他曾反复说到：“我们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能出乱子。”[8]“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9]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要摸索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并认为这需要一个时间周期，且在这个周期内出乱子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他指出：“中国革命由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用了二十四年才摸索出一套规律，经济建设要摸索出规律，也需要一定时间。可以要求这个时间短些，避免出大乱子，但乱子总会出的，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10]

2、要赶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要准备五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

陈云认为，中国几百年来受人欺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经济落后。因此，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则其胜利是没有保障的；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的农业大国。为了改变中国自身的落后现状，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必须立足于这一国情，用出口农产品的办法去交换进口的机器装备。正是针对这一国情，陈云才一再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各方面都要瞻前顾后”，并一再告诫“要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有很大约束力”。以此为立论点，他提出要客观认识中国工业化所必经的历史进程及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他说：“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11]“十五年、五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时间并不算长。”[12]

3、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

陈云认为，基于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现状，要想在短时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经济计划就只能是一种比较紧张的平衡。由于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国，因此绝不能紧张到使这种平衡破裂，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也就是说，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稳定民生、稳定市场。依据这一现实国情，陈云始终特别重视民生问题。他认为，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建设是不稳固的，并强调：“不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13]与此同时，他也明确提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只能在增加国家建设、发展生产和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前进，“不能进步太快”。他指出：“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而正在进行建设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14]

4、农业提出的问题无敌于天下，因为它关系到六亿八千万人的吃穿

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陈云始终高度重视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农业提出的问题无敌于天下，因为它关系到几亿人的吃穿，因此农业问题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总体来说，对于中国的农业问题，他有这样几个基本认识：第一，那种认为中国粮食多、很宽裕的看法，是一个错觉；同样，那种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并把中国放在类同于苏联、美国、加拿大那种土地众多国家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中国人多地少，是属于日本、德国、丹麦、荷兰型的国家，粮食不会多，将来还会很困难。因此，中国发展农业不能走苏联等国所采取的扩大耕地面积、大量开荒、广种薄收的办法，而只能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第二，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中国的粮食问题并没有过关，粮食仍然是中国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因此，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全党一定要做好这方面工作，一定要把粮食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第三，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粮食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粮食出了乱子全局就要乱，粮食紧张了，各种工作就一定紧张。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据此，他提出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国家一定要从维护自身安全的角度掌握一定的库存量。他说：“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做到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稳定的。”[15]“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16]

此外，陈云还依据上述基本国情，就如何搞好中国的粮食工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考。比如，他提出：中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优先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因为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学肥料、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的面貌；要坚持丰年积谷，以丰补歉；可以进口一些粮食，因为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口多，粮食要提倡省吃俭用，而且必须提倡节育；农田水利在我国农业的增产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等等。

5、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应该有适当的分权

陈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一个省的大小相当于外国一个国，因此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中国之大，几百万商业利润也要经过中央批准是不正常的，地方机动余地很小的情况也不能是经常的。否则，中央就有可能将钱都花在比较重要的工程上面，照顾地方自然会少一些。据此，他认为中央和地方要有适当分权。他说：“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应该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17]

但与此同时，陈云也一再强调地方的积极性要和中央的计划性结合起来，并认为中央与地方要各得其所，要做到全国一盘棋。这一点，他曾以粮食为例做过阐述。他说：“中央认为某一个地方需要而且可能调出粮食时，经过慎重考虑，发出命令以后，各地应当服从。”“天下毫无困难，天下太平，那最好；如果发生了困难，小困难必须服从大困难。”[18]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紧紧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积极倡导和推动对经济体制改革，支持对外开放，主张社会主义也必须重视市场的作用，同时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据此就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人口、资源、环境、教育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

1、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

陈云认为，中国十亿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这就是中国搞现代化建设的“实事”，中国是在这种“实事”中搞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据此，他明确提出要把几亿农民安稳下来。他说：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19]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他明确提出中国还很穷，且人口多、就业难、电力总是紧张，因此要想经过20年，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面临着“一个矛盾”。而在这样的国情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在这种矛盾中进行。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据此，他一再指出，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他又反复提醒要清醒认识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发达国家与地区，因为国情不同而产生的客观差距及发展道路的不同。他指出，那种只看到外国情况没看到本国实际，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看到本国情况的认识是有“缺点”的。他说：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方法在中国不行。“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20]

2、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

陈云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局面的取得，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来之不易。因此，办中国的事情应该兢兢业业，力求谨慎；中国多年来搞经济建设的一条经验教训是：搞建设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急于求成反而慢，应该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

据此，在谈到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他总结说：“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21]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谨慎”呢？在他看来，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谨慎”就是“不要再折腾”。对此，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22]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一再强调：发展中国经济，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否则，会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3、“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陈云认为，要务必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围绕这一认识，他特别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定要注意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一定要重视农业，重视粮食问题。他说：“当百姓的父母官，什么时候都要牢记这个道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23]此外，他还依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强调说：一定要有人管粮食；当全国粮食周转库存下降到360亿斤时 ，一定要发出警报。他还指出：“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24]

第二，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包产到户以后，一些人似乎以为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无工不富”的声音也超过了“无农不稳”。针对这一现象，陈云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要注意”。为此，他依据长期领导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丰富经验，事无巨细地指出：郊区必须种菜，不种不行；养猪要规定任务；种烟叶不能超过八百万亩；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对此，他解释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25]

第三，多进口粮食一些不要紧。陈云认为，在中国，只要农民稳住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因此，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是必要的。因为这既有利于稳住农民，也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对此，他强调说：“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26]

4、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在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的过程中，陈云始终特别坚持一个观点。即：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中国还很穷，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全国执政的地位，再加上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党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全党各级党的组织，都必须重视执政党条件下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

依据这一认识，陈云一方面反复强调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他也反复强调要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抓好党风建设。他说：“同志们要坚决地刹歪风、正党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从精神文明建设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27]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陈云还站在国际共运的视角，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党，因此对于国际共运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说：“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 [28]

5、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始终是陈云对于中国问题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兴起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陈云一方面明确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他指出：我说的是要真正的，不能有名无实。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但另一方面，陈云也反复强调要保持国家建设的一盘棋，要按计划办事。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29]

在这个问题上，陈云还依据对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总结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明确提出要确保中央权威，并强调中央的经济权威是其政治权威的基础。他说：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为了强调这个重要观点，他还十分形象地以讲“北京话”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说：“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北京话’。地方的同志说北京人讲‘北京话’，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我是老北京，一开国就在中央工作，我这个‘北京话’合乎全国的利益。”[30]

四

本文通过引用、概括陈云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相关论述，较为粗略地勾勒了他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国情所做出的一系列认识和思考。这些重要论述虽然绝大多数都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关于中国国情的真知灼见，但毕竟世移时易，站在今天的视野来看，其中一些论述仍然不免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可即便如此，作为一种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的锐利视角，作为一种依旧闪烁真理光芒的历史殷鉴，以及作为一种贯穿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思想方法，这些重要论述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副研究员）

（转载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2][4][5][6][7]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8，112，196，297-298，310，180.

[3] 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13.

[8][10][11] [15]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56，368，210，390.

[9][12][13][14][19][20][21][22] [24][25][26][27][28][29][30]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43，85-86，42，236，251、281，242，262，258，306，236，348，243，366，307-308.

[16]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0.

[17]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6.

[18]陈云文集：第2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70.

[23]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钱江涌潮颂伟人、缅怀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