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黎平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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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黎平转兵

渡过湘江之后，西进的中央红军笼罩在压抑、悲伤、愤懑的气氛之中。曾经纵横驰骋、灵活机动的红军，自战略转移之后，何以变得如此步履蹒跚，处处被动，虽一路拼杀，却始终无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谁应该对湘江之战的失败负责，谁应该对红军的巨大伤亡负责!?各种议论在部队中愈来愈多，不但高级干部和指挥员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完全丧失了信心，而且普通官兵中间要求改变军事指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最高“三人团”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老山界

面对红军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博古情绪低落，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但却继续顽固地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将富有战争指挥经验的毛泽东等人排斥在军事领导圈之外，盲目地信任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把军事指挥权继续完全地交给李德。而李德在湘江战役之后，丝毫没有检讨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将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央和军委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在湘南的战略方向上因意见分歧而贻误了战机，他动辄暴跳如雷，指手画脚，甚至无端指责部队作战不力，要惩处一些为强渡湘江做出巨大贡献的高级指挥员，这种做法引起了红军官兵的强烈反感。在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苦苦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与朱德共同筹划着红军的具体行动。而许多高级干部在血的现实面前逐步觉醒，开始坚定地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要求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统帅岗位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开始酝酿着重大变化。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开始着重大转折。

通道会议

西渡湘江之后，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准备在此短暂休整，然后沿红6军团西进老路，由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到湘西北与红2、红6军团会合。

这是一条绝路。早在湘江之战前，蒋介石即已判定红军西进的最终目的是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除在湘江地区部署重兵之外，还制定了在“湘水以西地区剿匪的计划大纲”，设想如果在湘江以东无法消灭中央红军，就在黎平、锦屏、黔阳以东，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将红军最后“剿灭”，并具体划分了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部队的守备区。湘江之战后，蒋介石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令湘、黔、桂三省国民党军按照划定的区域迅速展开“堵剿”行动，同时将原“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任命刘建绪为总指挥；将原“追剿”军第二、第三路军嫡系中央军部队编为第二兵团，任命薛岳为总指挥，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对红军展开平行追击。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部队尾追红军。

湘、桂两省的国民党军从红军的行进路线已经判断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出大埠头经车田出城步，桂军以两个师实施尾追，以两个师进驻龙胜实施堵击；湘军以第一、第二兵团十五个师又一个支队，沿大路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冈疾速推进，并在湘西北地区设置了四道碉堡线，准备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合击红军。

中革军委获悉了国民党军的企图，决定放弃在西延地区休整和北出湖南城步的计划，继续西进，深入越城岭山区，绕道桂北地区，首先进至湖南西南的通道地区，摆脱敌军，然后再继续北上。12月5日，红军继续西行，翻越长征之后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县境，暂时摆脱了敌军。

黄孟矮在才喜界石壁刻下的诗

桂北地区，山高林密，民族杂居，经济非常落后。当地的苗族、瑶族、侗族居民长期受反动政府的欺压，与汉人隔阂很重，加之国民党特务不断造谣滋事，对红军部队的到来非常恐慌。在红军到达前，当地群众纷纷逃入山林，红军行进非常困难，且麻烦不断，常常遭到反动武装的袭扰。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以模范的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逃入山林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红军离去后，一位叫黄孟矮的瑶族人在才喜界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颂扬红军的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时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12月11日，红军走出越城岭山区，到达了湖南通道地区。但危局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在红军通过桂北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军新的“追剿”部署已经完成，中央军、湘军、桂军、黔军等追堵部队均已到位，湘西北工事密布，十余万国民党军正张网以待。红军如继续北行，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而博古、李德在这样的时刻，依旧执迷不悟，在作战命令中一再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要指挥红军撞入国民党军张开的大网。

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毛泽东毅然挺身而出，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建议：立即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入黔，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扭转危局。

通道县红星亭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最弱，不仅兵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且省内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军阀各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同时，中央红军入黔，能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2、红6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并有广阔的机动发展空间，在战略上极为有利。而北上湘西北，则要与五六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决战，对于减员严重、极度疲劳的红军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在通道地区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出席会议的李德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建议，主张是否“让那些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

但是，李德的威信已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作战失利，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失败而丧失殆尽。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愈加成熟，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脚踏实地地求生存、求发展。在中国革命和红军面临生此存亡的严峻时刻，李德已经再也无法凭借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压制正确意见了。他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们的反对。

通道会议会址

在会议讨论中，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明确表示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而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先西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会议最终部分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将红军行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次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支持，并被部分地得到采纳。特别是“三人团”中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李德的军事指挥决策权因此第一次受到挑战。

但通道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红军的战略方针与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也没有最终做出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完全转兵向西，在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图谋新的发展的决定。红军的西行，只是为尔后北上湘西所采取的机动行动。依旧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虽不得不同意西入贵州的决定，但依旧顽固地坚持既定目标，坚持北上会师红2、红6军团的方针不变，否定了毛泽东建议中最重要的成分。

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迅速摆脱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第二天，中革军委又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2、红6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为目的，主力向沅江上游行动，以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并以一部前出桃源，牵制与迷惑湘中之敌，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

黎平会议

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于15日突破黔军防线，进入贵州，攻占黎平与老锦屏。16日，前锋红1军团部队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沿湘黔边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

黎平会议会址

在部队行动期间，关于红军战略方向和行动路线的争论继续进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同志的赞成。在通道会议中途退会的李德得知会议决定后，曾严厉质问周恩来为什么要西入贵州。周恩来自长征以来力撑危局，每天都要处理军务，通宵达旦，睡觉只能在行军的担架上解决，他对李德的太上皇作风早已厌恶，但为了党内团结和军事决策的统一，一再忍让。此刻一向沉稳镇定的周恩来再也无法忍受李德的态度，激动地回答：中央红军需要休整，这只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12月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在此期间，敌情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红军继续西进，破关入黔，使得国民党军在湘西南城步一线张开的口袋阵瞬间失去了作用。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以黔军退守黔东的施秉、台拱（台江）一线，继续堵击红军；以“追剿”军两个兵团迅速向铜仁、玉屏、天柱一线开进，企图构成新的防线，配合黔军，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军也趁火打劫，以一个师向榕江推进，企图对红军进行侧击，并趁势入黔。

国民党军正在黔东北、湘西北地区形成新的口袋阵。红军如继续北上，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计划不变，不仅将困难重重，而且是自投罗网，前景吉凶难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已经在湘西北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敌情，再次力主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红军继续西进，进入敌人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因病缺席会议的李德则托人带来意见，主张红军折向黔东，继续寻机北上。

会议最终否决了李德的意见，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西进，进军黔西北，创建川黔边新苏区。同时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会议，决定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下的经验教训。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并确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坚决打击之，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定》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订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施”。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从湘南到通道，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但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党政军机关的大批干部得以幸存，这就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宝贵的财富。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定》，同时也标志着红军的军事路线终于开始转向正确的轨道。经过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挫折，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巨大损失，左倾路线的军事方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所坚持的军事路线则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全军上下在挫折和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重新开始在红军的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中革军委在指导战争和部署行动时，都充分征求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开始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会后则被逐步剥夺，再也无法在红军的军事决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中革军委第一次有了自主决定军事行动的权力，作战指挥趋于灵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周恩来

所有这一切，汇成了红军长征后的第一次真正的转折，也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犹如黎明前的曙光，黎平会议使得红军官兵重新看到了光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再次呈现希望。

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做出了另外两项重大决定。

一是进行整编，充实作战部队。决定军委第1、第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梯队，而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直辖纵队司令部；撤销红8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人员全部补入红5军团。同时决定，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因反对李德错误指挥被贬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新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二是彻底清理辎重行装，将从中央苏区一路带出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碎”丢弃，部队轻装上路，同时撤销担任搬运任务的教导师建制，人员分别编入红1、红3军团。消息传出，全军雀跃，无不拍手欢迎。时任国家保卫局驻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裹箱子打开，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没用的废旧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版、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枪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一堆破烂，大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我们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那么多的战友没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就是这些破烂拖累我们这个有六千人的教导师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为掩护我们和这些破烂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我们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铁锤上，向着这些该死的东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烂，放火把它们烧成灰烬还不解心头之恨。”

刘伯承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发布《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对西入贵州的第一步作战行动作出部署：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大致于23日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在12月底，右纵队进占施秉，左纵队进占黄平。并规定：“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红军总政治部也于12月21日发出《关于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指出：“党中央明确地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伟大的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连队之中，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了解党的行动方针，以百倍的勇气与信心为实现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大军未动，政治动员与解释工作即全面展开，且将党的方针与行动方向传达到每一位官兵，这与长征伊始的层层保密、官兵不知所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军事行动部署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各军团何时以多少兵力进至何地都要具体规定，而是在确定总的行动方向与原则的前提下，把行动的机断权完全交给了一线指挥员。正如周恩来回忆的那样：黎平会议之后，“军事指挥与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由此，红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员减少，但作战部队更加充实，指挥更加灵活，力量更加集中，士气更加高昂，战斗力更加坚强。

猴场会议

12月20日，中央红军部队以“夺取先机，首先消灭黔敌”为基本作战指导原则，兵分两路，向黔西北推进。

贵州境内，山高林密，气候多变，当时经济十分落后，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当地军阀部队，官兵几乎人手一杆鸦片烟枪、一支步枪（手枪），人称“双枪兵”，体质虚弱，训练极差，装备落后，加之大小军阀各霸一方，相互混战，根本无法形成抵抗红军的统一力量。而国民党军“追剿”部队重兵集结湘西，正等待与红军决战，贵州防务非常空虚。

猴场会议会址

红军入黔后，如入无人之境，黔军防线一触即溃。右纵队前锋红1军团经剑河西进快速推进，于25日攻占镇远，26日进占施秉；红9军团随后跟进，北渡清水河，配合红1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全军的右翼。左纵队前锋红3军团经南加、南哨地区，于24日进占台拱以南地区。

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自知根本无力抵挡红军，在红军进占黎平时，即向各省军阀发出通电，请求各省出兵贵州，联合“扑灭”红军。同时致电蒋介石，恳求“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红军大举入黔，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使得他精心筹划的湘西决战计划顿时落空，但他并没有惊慌，反而有些得意。红军西入贵州，虽然使他失去了一举根除“赤患”的机会，却给予他以“剿共”之名收拾西南各省军阀的天赐良机，而贵州军阀成为他的第一个目标。因而，他严令在湘西等候红军的“追剿”军，立即转道向西，全力追击红军。但又令湘军追击部队只进至黔东地区，桂军只沿黔桂边界防御，而密令嫡系薛岳部一路追击，深入黔境，相机解决王家烈等贵州地方军阀。

薛岳依计行事，率部大举入黔，经晃县（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先头吴奇伟纵队于27日进至镇远。当时的黔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在战斗详报中记载，国民党中央军入黔时，曾张贴标语云：“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黄烈侯埋怨道：“中央追缴军”并不追剿，直接沿贵（阳）、龙（里）大道前进，开往贵阳，使得红军安全渡过了乌江。而湘军何键对蒋介石的心思一清二楚，且湘西之红2、红6军团攻势正盛，他也不愿此刻分兵西进，遂令刘建绪率两师兵力入黔，先头于28日进至锦屏。黔军王家烈部则集中六个团在施秉、黄平地区布防，准备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在国民党军重新部署的时候，红军部队昼夜兼程疾速西进，执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任务。12月28日，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占领余庆，第2师占领老黄平（旧州）；左纵队红3军团占领黄平，红5军团进至台拱。29日，红军向乌江方向继续推进。前锋红1军团两路行进，红2师进占猴场（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2师于30日到达龙溪，进抵乌江岸边，并立即展开北渡乌江的准备。大军随后跟进，野战军总部于31日到达猴场。

然而，就在这时，党内的争论却再次发生。黎平会议虽然解决了红军最为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但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的领导体制和军事指挥体制作出调整，因而会议决议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党内、军内的认识并未完全统一。

李德对否决了他与博古转道黔东，继续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主张大为不满，加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开始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他则在军事指挥上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决定一切，因而大发脾气，经常无理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中革军委的军事决策，这种野蛮、无理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也使得他日益成为孤家寡人，唯有博古等人依旧将他奉若神明。红军进入贵州腹地，特别是逼近乌江后，李德不相信红军有能力突破天险，渡过乌江，更反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与博古重弹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老调，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议黎平会议的决议，建议红军不过乌江，首先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掉头向东，重走老路，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从而再次挑起了党内争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自红军黎平西进以来的新形势，完全肯定了这一战略行动，认为它带来了“开始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进一步的肯定，而博古、李德的主张则被坚决地否决。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保证能打过乌江，要是向别的方向走，就是上敌人的当。”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不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而要回头和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到达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要准备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发展，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要求在全体官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增强他们的作战意志与胜利的信心”。

《决定》同时指出：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之后，“要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

为了防止博古、李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改变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情况发生，同时也为了解决最高“三人团”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大权独揽，使政治局的决议难以得到坚决贯彻，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机械呆板、消极避战等问题，《决定》中特别作出了三项规定：

一是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这就明确界定长征中的走与打的关系，对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作出了初步的纠正。

二是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实际上收回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定权，自然也就等于取消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行权，为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的指挥权作了铺垫。此后，李德基本上被剥夺了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经过不断的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里所指的“遵义会议前夜”，就是猴场会议。

三是“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信联络。加强对于他们的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中央政治局因此而重新恢复了对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确书记处与军委——实际上是最高“三人团”必须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长征之后，最高“三人团”撇开政治局独自决定一切，政治局不过问军事的不正常状态得到纠正。

猴场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继续，也是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经过这次会议，不仅红军新的战略方向得到进一步确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在思想上加强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军事指挥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就为遵义会议彻底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顺利实现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改组，奠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直接基础。

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伟大的转折即将到来。回首五岭山脉的艰难征程，面对贵州境内的起伏群山，即将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诗兴大发，完成了他在长征路上的第一首诗篇——《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末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