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红25军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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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红25军开始长征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位于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也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于1934年11月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留下红25军军部一部和第75师、红9军第27师及部分地方独立团坚持鄂豫皖地区斗争。当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为红25军。11月30日，红25军重新成立，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4、第75师，约七千人。

红25军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

红25军重新组建，大别山中再次飘扬起革命的红旗，蒋介石暴跳如雷。在他的严令之下，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先后动用十五个师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的“清乡”、“清剿”和“围剿”，务求“斩草除根”。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红旗始终不倒，取得多次战斗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军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1933年5月至6月围攻七里坪战斗失利后，处境更加艰难。根据地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军民生活极端困难。

花山寨会议旧址

中共中央非常关注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多次就红25军的行动方针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发出指示和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建立新的苏区。1934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程子华去鄂豫皖苏区工作。8月28日，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去周恩来的指示：红25军主力应进行战略转移，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形有利和粮食、物资补充较容易的地方，建立新的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一、省委立即率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苏区而斗争；二、转移地区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目标；三、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由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11月13日，红25军在河南省罗山县的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政治动员和整编工作，撤销了师一级组织，军直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共两千九百余人。

1934午11月16日，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大别山的父老乡亲，由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红25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何氏祠

奔向伏牛山

红25军出发后，首先在朱堂店击退国民党军“追剿队”第5支队的进攻，随后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以秘密迅速的行动，于11月17日晚由信阳以南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急行军两日，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进入鄂豫边界之桐柏山区，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蒋介石得悉红25军突围后，连呼“太大意了”，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五个支队共十六个团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今南阳、方城等地的第40军和湖北老河口（今光化）第44师进行堵击；令驻开封的第60师进至卢氏县朱阳关控制入陕大道，企图以三十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歼红25军于行军途中。

红25军进入桐柏山区之后，中央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向部队介绍了当地的情况，鄂豫皖省委此前也曾派人进行考察。鉴于该地区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回旋范围狭小，加之国民党军重兵压境，难以建立苏区，省委果断决定：立即穿越豫西平原，向伏牛山区挺进，相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为了隐蔽行动意图，迷惑调动敌人，红25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二十五公里之洪仪河、太白岭、界牌门一带，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枣阳县城。国民党军果然中计，各路追堵截部队纷纷向枣阳靠拢集中。正当敌人即将形成合围之势，红25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向东，在保安寨和桐柏县歇马岭一带连续击退敌人的阻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绕道泌阳城东，经马谷田、贾楼等地急速北进，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准备由象河关转向西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向伏牛山区前进。

从泌阳城东向北，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强盛，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国民党军派出的便衣侦探常于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同其追堵部队联络，并借机造谣惑众，诋毁红军声誉。红25军在前进途中常遭袭扰，行进缓慢。

红25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召集干部会议，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并要求部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袭击。红军部队严守纪律，多在野外吃饭住宿，秋毫无犯。每遇围寨，省委秘书长郑位三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抗日，望勿阻拦，并同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确定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准则，促其保持中立。在红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地主武装都保持了中立。红25军因此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围寨地区。

红25军独树镇战斗遗址

国民党军发现红25军北进，断定红军有向“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四窜企图”，马上调整部署：以第40军115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现山铺一带迎头堵击，以驻叶县之第40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第116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25军进入伏牛山。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五个支队和第40军骑兵第5师则随后紧追。

11月25日，红25军主力到达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当晚，国民党军“追剿纵队”第2支队跟踪而至，并向土风园发动进攻。副军长徐海东指挥军直属队和第225团予敌以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与军主力会合。26日拂晓，敌“追剿纵队”又尾追而来。这时，红25军距许（昌）南（阳）公路只有二十多公里，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但国民党军追兵已经尾追而来，形势紧迫，为防止敌人追堵合围，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红25军决定迅速穿过许（昌）南（阳）公路，抢在国民党军合围前，进入伏牛山区。

徐海东

徐海东让通信员通知部队出发。可连日急行军，官兵已经极度疲劳，到达驻地后，从团长到战上已经都躺倒在泥泞的湿地上沉睡，不管通信员怎么叫都叫不醒。徐海东急了，操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打起，一口气打醒了二百多人，硬是把部队“赶”上了路。许多年后，一位挨过徐海东棍子的干部说：“那一夜。幸亏徐军长一顿棍子，要不然，我们肯定都要当俘虏。”

11月26日，寒流骤降，朔风呼啸，雨雪交加。红军官兵衣服单薄，饥寒交迫，强忍疲劳，以急行军速度前进。下午1时，部队在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开始通过许南公路。突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部队陷入了敌人的伏击圈。

吴焕先

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已经抢先一步封锁公路，并设置了伏击阵地。由于风雪弥漫，能见度差，红军前卫部队发现敌人已较迟，仓促应战，被迫后退。国民党军乘势猛攻，并从两翼包围，红军部队被压在旷野之中，处境危急。

指挥前卫部队的军政委吴焕先立即赶到队伍最前列，抽出大刀，高喊“共产党员们，跟我来!”带头冲入了敌群。红军官兵紧随政委，与敌人展开白刀搏斗。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跑步赶到，对敌展开猛烈的反冲击。一番恶战，红军终于制止了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脚。

当晚，红25军乘风雪夜暗，突出重围，绕道急行，从叶县保安寨以北地区，穿过许（昌）南（阳）公路。随即于27日击退跟踪之敌，沿叶县、方城边界向伏牛山方向前进。

28日，前卫部队到达拐河镇东北的孤石滩，开始涉渡进入伏牛山前的最后一道河流澧河。国民党军第40军骑兵第5师和第115旅、骑兵团再次追踪而至，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并且先头部队超越红军，控制了澧河西岸道路两侧的部分高地，将红军阻止在河边。

前面是大河，四面八方都是追兵。红25军再次陷入绝地。两军相遇勇者胜。徐海东指挥前卫部队展开殊死的进攻，第223团强渡澧河，攻占纸房以东高地，第225团也迅速过河，以一个连抢占上马村以北山上的围寨。两个团协力防守，打退了国民党军骑兵和步兵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为全军杀开了一条通道，牢牢地控制住进入伏牛山的通道。红军主力迅速过河后，协同第223、第225团全力反击，在古木庄、交界岭击溃尾追之敌，然后经由神林、熊背、下汤等地继续西进，进入了伏牛山区。

西进陕南

伏牛山区位于河南省西部，山高林密，峰峦起伏，纵横八百余里，便于游击作战。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后，立即展开创建新根据地的工作。但是很快就发现，工作很难开展。

该地区为“内乡王”别廷芳的地盘，反动统治较严，土匪多如牛毛，地主围寨很多。当地群众被围在寨子里，且多年遭受匪患，对所有拿枪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难以接近。因此，红军不仅供给发生困难，而且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缺乏准确的情报，行动处处被动。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跟踪而至，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由信阳到达许昌，统率三个支队，共五个旅十个团的兵力，进至鲁山县城一带。鉴于此情，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放弃在伏牛山建立新苏区的计划，部队继续向陕南转移。11月30日，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宣布：“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贫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与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起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穷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布告还就红军对于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财产，帮助穷人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的自由，以及对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团丁的优待等作了明确规定，提出“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布告最后宣告：“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

布告发布后，红25军起程西进。一路打破当地土匪武装的拦阻与袭扰，于12月4日到达卢氏的叫河附近。由此向西南经朱阳关进入陕西商南县境内，距此七十多里，是入陕大道。但是，国民党军已经预料到了红25军的这一步行动，早已在朱阳关布防，等候红军的到来。

当红25军尚在桐柏山区时，蒋介石就已开始进行堵截红军入陕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部署，就是将驻开封的陈沛部第60师调至卢氏。第60师乘火车到达灵宝，再经一百多公里的行军，于12月1日到达卢氏，在县城以南的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一带展开，构筑工事，控制入陕大道。当红25军部到达时，他们已经部署就位，以逸待劳，准备堵歼红军。而上官云相指挥的“三省追剿队”三个支队，也相继跟踪追到庙子，荣川一带。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红25军再次陷入危境。

恰在此时，军部手枪团找到一个货郎小贩陈廷献，得知另有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入陕的山间小路。红25军立即决定改变入陕路线，从小路进入陕南。

12月5日，红25军以手枪团进至朱阳关以东七公里处“号房子”，虚张声势。国民党军第60师师长陈沛以为红军果真要由朱阳关人陕，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红25军主力在手枪团的掩护下，悄然向北，由距朱阳关东北二十公里处转向西北，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山谷小径，隐蔽到达距卢氏县城只有五公里的文峪。

此刻，国民党军正规军都在朱阳关一线枕戈待旦，卢氏城内只有少量部队和民团。红军在夜色掩护下，急速由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穿过。守城民团不敢放枪，只是点燃火把壮胆。红军急行军两日，于12月8日攻破民团把守的豫陕交界处铁锁关，进入陕西省雒南县（今洛南县）境内，将国民党军第60师甩在了身后。

陕西军阀没有想到红25军居然能够突破第60师的防线，突然入陕，惊恐不已之余，连忙拼凑力量进行堵截。陕军冯钦哉部第42师第248团、第252团从渔关、华阳仓促出动，进至雒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

8日下午，红25军先头部队在三要司与陕军接触。陕军占据三要司南侧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红25军猛打猛冲，以红225团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崖正面攻击，其余部队则迂回至高地西侧攻击，红225团5连首先冲上高地，与敌展开肉搏。陕军抵挡不住红军的进攻，防线很快崩溃，一个营被全部歼灭。红25军继续前进，翻越蟒岭，于9日进至庾家河。

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中午时分，会议正在进行，村外忽然枪声大作。原来在朱阳关一带堵截红25军入陕的国民党军第60师师长陈沛发现：等待多日的红军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溜了过去！他恼羞成怒，指挥全师不顾一切地尾随过来。由于近一个月的连续行军，红军官兵极度疲劳。警戒哨兵大部分睡着，敌人到了近前方发现。国民党军集中炮火轰击村子，并占领东山坳口制高点，向红军发起进攻。开会的红军指挥员立即中断会议，从军长到炊事员一齐投入战斗，反击敌人。激烈的战斗从中午持续到了黄昏，红军指战员殊死奋战，与敌人展开拉锯。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击，歼敌八百余人，终于打垮了敌人。余敌向河南卢氏方向败退。

至此，红25军结束了第一阶段战略转移历程，开始进入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新的斗争时期。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红25军长驱五百余公里，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粉碎了几十余倍于己之敌的围堵，几乎每日作战，顽强地打开了西进通道，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锻炼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调动了敌人“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兵力，配合了红28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减轻了陕北红军和川陕红军的压力，并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边地区，地处鄂豫陕三省边界，北起秦岭北麓，南濒汉水，包括陕西南部的雒南、蓝田、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洵阳（今旬阳）、宁陕、佛坪、洋县等县，湖北西北部的郧西、郧县等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这里峰峦起伏，悬崖陡峭，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自古就是兵家割据称雄的战略要地。当地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土地和山林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情绪强烈。1928年5月渭（南）华（县）起义的部队曾在蓝田、雒南地区活动。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和红3军曾先后过境。1933年5月，陕北红军也曾南下行动。因此，党和红军已在该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红25军到达时，虽然地方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粮斗争仍然此起彼伏。同时，陕西第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与蒋介石矛盾很深，陕军当时忙于北攻陕甘红军、南拒川陕边红四方面军、西防蒋介石嫡系部队，一时无力顾及陕西东南部，这一切，都为红25军创建新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根据花山寨会议所确定的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在鄂豫陕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确定，在开辟新苏区的过程中，首先要以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同时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为适应新的斗争要求，会议还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立即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省委成员不变。尽管这次会议由于国民党军第60师的进攻而中断，未能充分进行讨论，但仍做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从而解决了选择新区和制定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25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12月11日，红25军在雒南县蔡川进行整编，撤销第224团番号，人员分别编入第223团和第225团。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参谋长，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

随后，依据庾家河会议精神，红25军展开大回旋的作战行动，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抵蓝田，扫荡地方民团，镇压豪绅恶霸，铲除“地头蛇”，摧毁保甲组织，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全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区初步奠定了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军四百余名。

占领镇安县城纪念碑

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生根立足，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注意。但他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正全力对付在川黔滇地区转战的中央红军和在川陕地区活动的红4方面军，无暇西顾，只能从其他地方抽调部分部队入陕助战。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的第40军第115旅两个团进入陕南，自湖北调第44师三个团到上津、白河，统归杨虎城指挥，会同陕军第126旅、警2旅和警卫团，对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限期3个月内“肃清”红军。

1月下旬，陕军第126旅、警备第2旅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向红军逼近。红25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来犯之敌，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尔后转到凤凰嘴，突然出现在敌之后方。第126旅、警备第2旅急忙掉头尾追。红25军随即进至柞水县蔡玉窑，以一部兵力于1月31日袭占柞水县城，吸引警备第2旅西进，分散敌人力量，集中主力于蔡玉窑，当第126旅252团单独追到时，突然于2月1日对其实施打击，歼敌一个多营，击溃两个营。

战后，红25军向北转移到蓝田葛牌镇。这时已近年关，2月4日是农历春节，经过长期的转战，红25军部本准备在葛牌镇过年，让官兵稍作休整，但国民党军却不许红军好好过年。大年初一刚过，陕军第126旅旅长柳彦彪就率两个团于大年初二（2月6日）向葛牌镇进攻。红25军先敌占领葛牌镇以南之文公岭一带高地，以猛烈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由正面和左翼发起猛烈反击，歼敌两个多营，其余敌人慌忙向南溃退。

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红25军重创陕军第126旅，陕军一时不敢继续进攻。红25军乘胜在陕西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扩大红军，创建出第二块根据地。

2月中旬，陕军恢复进攻行动。驻蓝田的陕军警卫团，在商县、山阳的第40军第115旅配合下，向葛牌镇进攻。红25军为了掌握主动，撤出陕东南地区，南下湖北郧西地区。

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总结入陕后两个月的斗争情况，分析形势，批评了对创建新根据地信心不足的思想情绪，坚持庾家河会议确定的方针，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要求扩大部队，加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抓紧时机，继续发动群众，立即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建立相当于三个县的大块根据地；号召全体党员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完全打破敌人的进攻，为实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奋斗，同时提出要“扩大斗争的区域”，红25军主力要“打到富足地方去”的口号。

此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发动陕南战役，前锋已抵汉中以西。红25军得知消息后，为贯彻省委郧西会议决议精神，并配合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于2月下旬由郧西西进，向经济较富庶的汉中地区进发，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于3月8日进到洋县华阳镇。陕军张飞生警备第2旅由郧西尾追而来，进至华阳镇以东地区。3月10日，红25军从华阳镇向东南进至石塔寺附近设伏，打垮警备第2旅五个多营，毙伤二百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战后，红25军乘胜展开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地的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成立华阳游击队，开辟出了华阳根据地。当地群众兴奋地唱道：“二月初六（3月10日）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分田分财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红二十五，翻身莫忘共产党。”

4月初，红25军东返蓝田县，陕军警三旅跟踪追击。4月9日，红25军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一举打垮该旅两个团，并消灭其一个团又一个营，俘虏旅长张汉光以下官兵一千余名。由于当时中共鄂豫陕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红25军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光当作“叛徒”处决，造成了损失。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张汉光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充分肯定了入陕四个多月的工作，改选省委，并提出粉碎敌人“围剿”和加紧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会后，红军继续东进，4月18日攻克雒南县城，随即在豫陕边的雒南、商县、商南、卢氏等四县边界地区，人力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军对鄂豫陕的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

随着反“围剿”的胜利，红25军和鄂豫陕边区各项工作得到了发展。至5月初，红25军已发展到三千七百人。中共鄂陕边、豫陕边两个特委和五个县的工委，以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十个区、四十六个乡的革命政权已先后建立。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和豫陕游击师等地方武装发展到两千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站稳了脚跟。红25军政委吴焕先形象地比喻说：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一只“香炉脚”，它与陕北根据地和川陕苏区共同撑起了一座革命的“香炉”，只要“我们立足这个地方，把革命的香火烧得旺旺的，将来与川陕和陕北打成一片，照红中国的半边天”。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红25军的发展壮大，令蒋介石大为震惊。4月下旬，蒋介石令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3个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95师开入陕南，协同第40军、第44师和陕军第38军17师51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2旅等部，共三十多个团，统由杨虎城指挥，向鄂豫陕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5、6、7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5月上旬，东北军第67军9个团和第95师3个团从雒南县向南进攻；第44师两个团从郧西县向北进攻，第40军5个团、陕军第38军4个团和警1旅、警2旅、特1旅各两个团配备在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形成对红军分进合击之势，企图聚歼红25军于商雒地区。

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作战方针，鉴于敌强我弱，决定各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迟滞与削弱进攻之敌；红军主力北上，跳至外线，乘东北军第67军新到立足未稳，争取歼其一部，尔后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红25军根据省委的作战方针，于6月上旬结束在郧西地区的整训，由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插到国民党军第67军侧后雒南县庾家河一带，国民党军第110师尾追而来。红25军拟在苍龙岭伏击该敌，因被敌发觉未果，遂东转庾家河地区。

红25军向北跳到外线后，国民党军的合围计划落空，不得不将原来指向东南的进攻矛头改而向北，以第107师由商县迂回到雒南县城东南，迎头堵击红军；第110师和第129师跟踪尾追；第44师由山阳继续北上。红军见各路敌人密集，决定放弃先打东北军的计划，掉头向东南，大踏步前进，继续在外线活动，以调动、分散和疲劳敌人，创造战机。6月10日，红25军由庾家河向东南疾进。13日，突然包围商南县城，随即攻占富水关，进占青山街，俘敌第44师营长以下一百七十多人。这一突然行动，将北进商县、雒南之敌又牵往东南。而就在国民党军向东南开进之际，红25军却突然摆脱追兵，再使奇招，远程奔袭荆紫关。

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国民党军第44师后方临时补给站即在此地。吴焕先等人仔细研究荆紫关及周围地区的地形，分析了敌情，决定采取智取与强攻相结合的战术。红25军手枪团化装成国民党军第44师的部队，经130里的急行军，于16日午前到达荆紫关。国民党守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光顾”位于后方的补给基地，丝毫不怀疑面前的是己方“凯旋”的部队，在关外列队迎接。红军手枪团毫不客气地将之缴械，迅速进到荆紫关下。关上守敌此刻才发现情况不对，急忙关闭城门，仓促应战。手枪团立即发起攻击，第223团也跑步赶到，搭起人梯登上城头。守敌不战而溃，抱头鼠窜。红军仅用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44师一个连和民团一个营，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红25军标语

国民党军如梦方醒，急忙集中四个师又一个旅向荆紫关扑来。红25军不待敌人赶到，迅速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急进，甩开密集之敌，继续分散和疲惫敌人，并准备诱敌深入根据地中心区，然后选择有利地形，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股。

6月17日，红25军离开荆紫关，经郧西南化塘、商南赵家川等地向西挺进。杨虎城急令已开到荆紫关地区的各部队掉头向西，企图抢先控制竹林关、商坝店、龙驹寨、山阳之线，防止红军北进；同时，令第38军四个团、第40军115旅进到漫川关、上津一带，迎头堵击红军。但这一部署毕竟晚了一步，国民党军尚在调动，红25军已于6月25日回到根据地边缘的黑山街，将各路追敌远远甩在了后面，距离最近的警1旅也被红军拉开了约有四天的路程。

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已被完全打乱，各路人马被红25军彻底拖垮，士无斗志，锐气大减，逃亡和疾病的士兵与日俱增。红25军终于达到了疲惫敌人、消耗敌人和创造战机的目的。红25军在山阳县小河口一带设下伏击圈，静候追敌上钩，“哪一股敌人先到，就坚决消灭哪一股。”活动在当地的红军第3、4路游击师和地方党政组织也积极动员群众侦察敌情，封锁消息，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各路国民党军再也提不起精神“围剿”红25军了，只有陕军警备第1旅旅长唐嗣桐依旧不服软。此人黄埔军校毕业，但在陕军中始终不甚得意，因而将参加“围剿”红25军行动视为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红军退入根据地后，其他将领畏缩不前，只有唐嗣桐声言与红军誓不两立，率军孤军追击，于6月29日下午进至黑山街附近。红25军派出的诱敌部队一经接触，即佯作不支后撤。唐嗣桐傲气更盛，督军紧紧追击，被红军引入了设在袁家沟口的伏击圈。

袁家沟口及其以西到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山沟，小径山沟底通过，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这一带是根据地中心区，群众基础好。为确保警1旅上钩，红25军部队均在袁家沟口西北的红岩寺秘密集结。

袁家沟口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

7月1日，警1旅进至袁家沟口。红25军立即行动，在夜色掩护下，轻装返回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以红223团占领袁家沟北面一线高地，红225团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以一个营由桃园岭向袁家沟口方向堵击敌人。第3、4路游击师则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7月2日拂晓，大雾弥漫。警1旅正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准备向西进发。红25军突然发起攻击，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正列队集合的警1旅猝不及防，立时倒下一片，乱作一团。唐嗣桐急忙指挥一部占领村庄抵抗，企图掩护主力展开，进行反扑，但尚未部署完毕，红223团已经冲入村庄，唐嗣桐只好带着人马向西南山上逃命，当即遭红225团迎头痛击。

红25军发起总攻，各路部队数箭齐发，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群山号响，满谷杀声，一番激战后，警1旅大部被歼。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又遭到红225团和第3路游击师的阻击，退入一个小寨子企图固守待援，红军将之团团围住，数度猛攻，到午后结束战斗，唐嗣桐乖乖地做了俘虏。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国民党军第110师已经到达距战场二十公里的洞峪口，虽然杨虎城严令其迅速增援，可慑于红军的威力，该师始终未敢前进一步。

袁家沟口一战，红25军全歼陕军警1旅，毙伤三百余人，俘虏一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支。这是红25军几个月中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歼灭战。

战斗结束后，红25军乘胜出击，北出终南山，全歼西安以南蓝田焦岱和长安引驾回等地的民团，前锋直抵西安以南几十里的韦曲、杜曲，威逼西安，迫使进攻鄂豫陕苏区的国民党军后撤，从而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至此，红25军的第一阶段战略转移行动取得完全胜利。在八个多月时间内，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25军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孤军奋战，正确选择并迅速创建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一胜利，对红25军的发展壮大，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对开创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