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四渡赤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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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四渡赤水（上）

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于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

参与“合剿”行动的国民党军部队共约四十万人，与湘江战役的总兵力基本相当。而中央红军当时的兵力则只有三万七千余人，虽经过休整，得到补充，但与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不足1∶10，力量极其悬殊。

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而追击的川军郭勋祺旅和潘佐旅则到达习水的木南坝、三元场地区，并继续向土城前进。1月28日，红3、红5军团从南北两侧向进入枫村坝、青杠坡之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中革军委急令预备队红2师投入战斗，协同红3、红5军团和干部团牢牢地控制了道路两侧的制高点，将川军压到了平川地带。双方形成对峙。

一渡赤水，扎西整编

土城战斗陷入僵持，而川军的后续部队正在源源赶到。其模范师第3旅已经增援到位，教导师第2旅正由古蔺向土城方向迂回堵截，赤水方向的两个旅另一个团正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在土城地区，川军已经集中了六个多旅。红军前有重兵，后有赤水河，如果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

土城渡口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红军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会墨守成规，从来没有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作战计划，一切都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扬长避短，克敌制胜，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

土城战场的激战尚在进行，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再战对红军极为不利，因而果断地做出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甩掉追敌，挺进川南。

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鉴于川军重兵云集，原定从赤水北上，在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红军应该果断地调整进军方向，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彻底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向古蔺南部推进，寻机北渡长江。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1月29日3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

各项工作迅即紧张而有序地展开。朱德、刘伯承在前线指挥部队顺序撤离阵地；工兵部队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在赤水河上架起了浮桥；陈云带领卫生、供应部门人员将伤员全部安置完毕，并将笨重的物资和一部分火炮推入了赤水河；叶剑英带领参谋人员，精确确定了部队的过河计划；李富春亲自到各单位进行动员教育。

猿猴场渡口

到29日拂晓，一切准备就绪。在周恩来、叶剑英的调度指挥下，红军部队除以少数兵力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作三个纵队渡过了赤水河。红1、红9军团和军委纵队第2、第3梯队、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统归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军委纵队第1梯队、干部团主力及红3军团第5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渡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及头场坝前进；红5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

郭勋祺率部追至赤水河畔，红军后卫部队在赔偿了征用的百姓船只后，已经将浮桥烧毁，郭勋棋只能望河兴叹。土城之战，郭勋祺因与红军作战有功，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晋升为川军模范师师长。十几年后，郭勋祺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作战中起义，建立了特殊功勋。当他见到老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时，曾不安地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爽朗一笑，回答：“明打不算，不要介意。”这是后话。

红军西进进入了四川古蔺县境后，很快就发现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蒋介石得知红军进入川南地区后，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防务，在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起宜宾下到江津，沿江北岸赶筑工事，并于要点构筑碉堡。同时，派军舰和武装商船在宜宾至江津段江面日夜游弋，严防红军偷渡。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中央红军入川，除令潘义华部设置了两道防线（第一道为泸州、叙永、毕节沿线，第二道为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和宜宾至泸州间长江一线）防御长江外，并以主力五个多旅向古宋、叙永地区集结，阻止红军进入长宁、兴文、珙县、筠连、高县、庆符等县；郭勋祺指挥3个旅向古蔺疾进，尾追红军。因而，红军进入川南地区后，行动困难。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后，2月2日进攻叙永县城未克。其他军团在行进中，也曾遭受川军部队的袭扰和截击。

2月2日，蒋介石重新调整“追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除以湘军一部控制乌江东岸，防止红军东进外，以薛岳部和滇军、黔军组成专事“追剿”中央红军的第二路军，以云南军阀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滇军）、王家烈四个纵队共十三个师三个旅另一个团，企图协同川军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薛岳的指挥下，国民党“追剿”军各纵队开始向川南地区推进。

川军沿长江沿岸重兵布防，而国民党军“追剿”部队则在步步逼近，红军如果坚持北渡长江的计划，则不仅难以成功，而且很可能陷入重围，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及时分析敌情，毅然确定放弃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跳出包围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

2月3日，中革军委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为迅速摆脱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红军各军团以急行军超过侧击之敌，迅速向长宁以南、扎西以北地区集中，先头红1军团率先入滇。

鸡鸣三省碑

2月5日，军委纵队进至云南威信的水田寨地域。此地地处川黔滇三省交界，当地人称作“鸡鸣三省”之地。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进行协商，重新进行了工作分工，解除博古的中共中央总负责的职务，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的总负责职务，重新确立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决定，“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重新考虑渡江可能性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一边行军，一边开会，经过认真研究，最终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向扎西地区集中。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2月8日在威信大河滩举行会议，正式审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向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普遍传达了《决议》，使各级干部都深刻认识到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实质，增强了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信心，同时也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红军官兵中更加深入人心，保证了尔后战斗的胜利。

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全部到达扎西地区，暂时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扎西举行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教训，并阐明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敌变我变，高度机动，作战服从于作战方向。“这个方向受到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扎西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做出了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并与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作战相呼应的决定。

为适应机动作战的要求，并充实连队的战斗力，中革军委于10日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据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都进行了精简与整编。全军除干部团以外，共编十六个团，各级主官逐级下任，原来的师长、师政委成了团长、团政委，团长、团政委变成了营长、教导员，营级干部下到连，连级干部变成了排级。各级干部都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坚决服从命令。

扎西会议会址之一

整编后，中央红军作战部队每团人数达两千余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虽然建制减少了，但战斗部队更加充实，同时指挥层次减少，机关缩编，部队更加精干，机动力和战斗力大为提高，为尔后的战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正如许多红军老战士所回忆的那样，扎西整编，“是红军长征中为夺取新胜利而进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改革。”在部队整编期间，红军还在扎西地区招收新兵三千余人。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川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决定以红5师政治委员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余鸿泽等人组成川南特委，并从红军中抽调数百人在石坎子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策应主力红军作战。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唱道：“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二渡赤水，重占遵义

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冬季，大雪纷飞，给养困难，大军难以长期驻扎。而蒋介石得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的消息后，立即调整部署，令滇军孙渡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令川军潘文华部以一部兵力防守川南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令周浑元纵队主力由黔西、大定（今大方）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新任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认为红军“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令各部“以绝大之牺牲求历史之光荣”。国民党中央社也于2月13日宣称：“十三、十四两日当有剧战”，断言“红军决难越雷池一步”，“可一鼓荡平”。

二渡赤水要图（1935年2月11日～3月1日）

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大肆鼓噪，毛泽东却泰然自若，成竹在胸。各路国民党军部队步步逼近，企图与红军在扎西决战，虽然使得红军面临巨大的危险，但也造成了后方的防务空虚，特别是黔北地区只有遭受过重创的黔军王家烈部防守，这就使红军拥有了出奇制胜的战机。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一战机，突然下出一步绝妙好棋——回师东进，再渡亦水，重占遵义。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立即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迅速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中央军的追击，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由于敌人集中全力依托长江天险布防，拦阻红军北进，更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向川西北发展的战略计划，改在云贵川创立根据地。同时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进行机动作战的基本原则。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并号召全体红军官兵“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2月1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

右纵队红5军团、红9军团担负佯攻和迷惑滇军、掩护主力迅速向东南转移的任务。部队进入镇雄县境，在大湾子对滇军鲁道源旅发起进攻。鲁道源以为红军要攻击镇雄县城，急忙收缩全旅，同时四方呼救。孙渡不敢怠慢，亲率龚顺壁旅增援，并令另外一个旅谨慎前进，与红军保持距离，并连电龙云，称将与红军在镇雄、威信有大战。

滇军各部向镇雄、威信地区集结，而红军主力却在佯动部队的掩护下，迅速从滇军闪出的口子通过，跳出扎西，在各路敌军的缝隙中原路东进，再入川南，抵达营盘山、古蔺、黑泥哨等地区。

2月1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据此，红军以红5、红9军团殿后掩护，红1、红3军团直扑赤水河。

太平渡渡口

军情急迫，红军仍然处于四面受敌的状态，一切都决定于能否抢在国民党军行动之前，迅速渡过赤水河，抢得先机。中革军委于2月18日，再次电示各军团：“现我处此各方有敌的河套中，急需远离追敌，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我各军团首长必须认识这一战役的严重性，须在明（19）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的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在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此刻，贵州军阀王家烈尚在为红军离开贵州而庆幸，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回师东进，因而只派出两个团在赤水河二郎滩沿岸布防，其他渡口则没有派兵。18日下午，红1军团前卫第2师抵达赤水河太平渡渡口，渡口无敌，红2师迅速控制了两岸。红3军团前锋红12、红13团抵达二郎滩渡口后，则趁敌不备，迅速渡河，猛冲猛打，很快击溃守敌，牢牢控制了渡口。

二郎滩渡口

娄山关前卫部队迅速架设起了浮桥，后续部队则快速通过。至20日，中央红军部队全部通过赤水河，进入黔北。随后，不停顿地兵分两路，以红3军团为右纵队，红1军团等部队为左纵队，向桐梓方向急速前进。24日，红1军团前卫红1团进至桐梓县城，守军弃城逃窜。

红军回师黔北，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部署。川军潘文华部3个旅急忙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追击。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则手忙脚乱，从遵义附近拼凑所有的力量向娄山关增援，并从各地调兵填补遵义地区的防务空白。薛岳也不敢怠慢，急调吴奇伟纵队第59、第93师由贵阳向遵义开进。

红军不给国民党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毛泽东巧妙调度，指挥红军迭出重拳，导演出了长征之后最大的一次胜利。

为保证主力作战，红军派出了红5军团第37团吸引与迷惑川军追兵。红37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的指挥下，声东击西，诱敌牵敌，摆出了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川军逐步引向了温水。当川军发觉红军只有一个团，转头向东重新展开追击时，已经落后红军主力三四天的路程。

在红37团牵制川军的同时，红军主力开始向遵义方向迅猛推进。由川南到遵义，桐梓是头道大门，娄山关是第二道也是最重要的关隘。过了娄山关，一路下坡到遵义，无险可守。

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王家烈深知娄山关的重要，派出亲信第1旅旅长杜肇华率全旅并指挥第15团，固守娄山关，并死令必须固守两天，以便中央军吴奇伟部能够到达遵义。红军同样将夺取娄山关，作为再占遵义的关键一仗。中革军委将夺关攻坚的任务，交给了善打硬仗、善于攻坚的红3军团，同时令红1军团随后跟进，统一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5、红9军团则在桐梓一线迟滞、阻击追击的川军。

25日，攻占娄山关的战斗打响。前锋红13团在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的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从左侧后迂回，首先攻占主峰点余山，然后居高临下，猛打猛冲，一举夺关。黔军的反扑接踵而来，而且兵力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了六个团。红13团沉着迎战，寸土不让，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双方反复争夺阵地，红13团始终屹立在关口之上。黔军退守黑神庙一线，凭险固守。

红3军团以红12团投入战斗，与红13团并肩向黔军阵地发起进攻。黔军死守阵地，并不时发动反击，战斗形成僵持局面。彭德怀调整部署，令红12团正面迎敌，红13团和红10团从左右两侧迂回，另以红11团从关隘的左侧远程奔袭板桥，彻底切断黔军退路。

各路红军向黔军防线发起进攻。红11团远程奔袭，攻占黔军后方通往遵义的要点板桥，黔军防线因此全线动摇。红3军团主力趁势猛攻，黔军终于不支，后退变成了大逃亡。

毛泽东走过激战后的娄山关战场，面对如血残阳和被红军征服的雄关，不由得诗兴大发，当即填《忆秦娥?娄山关》一首，抒发豪情：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娄山关失守，遵义城危在旦夕。但王家烈已经是无路可退，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赶来救援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身上。这时，吴奇伟率第59、第93师已经渡过乌江，正向刀靶水推进，距离遵义只有几十公里。王家烈拼凑残兵败将，坐镇遵义城，指挥六个多团，企图凭借遵义城的险要地势，固守待援。

邓萍

这当然只是王家烈的一厢情愿。在红军面前，他的一切希望都只能化为泡影。攻占娄山关后，毛泽东的目光不仅投向了遵义城，而且盯住了前来增援的中央军吴奇伟部，在筹划一个更大的胜利：不仅攻占遵义，歼灭黔军，而且要歼灭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而制胜的关键，就是先敌一步，重占遵义。

红1、红3军团双箭齐发，紧追逃窜的黔军。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一、三军团集中全力实行迂回，务期于27日马到成功，勿使良机稍纵。”红3军团部队于26日在董公寺、高坪、大桥一带冲破黔军的第一道外围防线，随后又于27日拂晓在石子铺（今十字铺）等地击溃黔军的第二道外围防线，直抵遵义城下。

但情况依旧危急。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已经逼近遵义，预计28日即可到达，而黔军援军也在从各个方向向遵义开进。如果红军无法迅速占领遵义，则不但将失去先机，在尔后的作战中陷入被动，而且能否攻占遵义也未可知。27日下午3时，中革军委电示红1、红3军团，通报敌情，强调遵义攻城战斗“情况如此迫切，而又是转圜战局的战役”。红1军团、红3军团调整部署，协同发起攻城战斗，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就于黄昏攻克了遵义新城。

红军随即转入攻击老城的准备。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自到前沿观察老城地形和守军部署，不幸被流弹击中光荣牺牲。叶剑英随即接任红3军团参谋长职务。

当晚，红军发起进攻。红12、红13团担任主攻任务，红13团第1连连长邹方迪率突击排搭起“人梯”，悄悄爬上城墙，一顿手榴弹打得城上黔军晕头转向，弃械逃跑。突击队迅速架起云梯，队员们接连登城，突入城内，很快打开了南城门。红3军团主力如潮水般入城，占领了遵义老城。

邓萍烈士之墓

28日黎明，红军重占遵义，并且控制了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等制高点。遵义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迎红军回师遵义，将各种水果、鸡蛋等物品塞进战士的怀中。遵义城内到处洋溢着笑声、歌声和锣鼓声。

遵义大捷

红军攻占遵义的同一天，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到达了遵义近郊。但毕竟晚到一步，失去了先机。尽管如此，吴奇伟依旧踌躇满志，认定红军长途跋涉，连番激战，已经是强弩之末，而其所率的两师部队刚刚经过休整补充，装备精良，加上黔军部队，足以取胜。因此决定，集中中央军与黔军部队全力反攻，坚决收复遵义。

28日，吴奇伟在遵义城南郊忠字铺与仓皇出逃的王家烈会晤，确定以第59师第553、第558团和第93师之一个团为主攻部队，经桃溪寺向遵义南郊的红花岗、老鸦山攻击；黔军第8、第9团为助攻部队，由忠字铺向北攻击，配合第59师行动；第93师主力和第59师第555团位于忠字铺地区作为预备队。

遵义西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两山并立，既构成了遵义的南部屏障，又是遵义城的制高点。欲取遵义，必先控制两山。吴奇伟志在必得，亲自指挥第59师向红花岗、老鸦山推进。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所部署的一切，早已在毛泽东的计算之中，且红军已经严阵以待，正静候他的部队。

毛泽东作战指挥的重要特点是慎重初战，初战必胜，同时强调全局在胸，在打第一仗之先，就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仗如何打。特别是初战获胜，战局发生变化时怎样打，如何发展胜利，巩固胜利。奔袭桐梓，夺取娄山关，抢占遵义，只是毛泽东为回师黔北作战所造的“势”，而聚歼吴奇伟纵队才是他所寻求的“果”。攻占遵义城的战斗尚在进行，毛泽东的目光就已经紧紧盯住了来援的吴奇伟纵队，决心抓住吴奇伟部孤军冒进，黔军迭遭打击畏缩不前，尾追的川军则被阻止于桐梓以北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在遵义以南的忠字铺地区歼灭吴奇伟部。

2月27日，中革军委电示红1、红3军团：应于27日晚解决遵义城中之敌，“另以有力部队乘胜跟踪退敌，并截击其左侧，直与其援敌保持接触，侦察其部署，而一、三军团主力则在残敌解决后，集结于遵义城南适当地点，先准备今（27日）夜或明二十八日拂晓攻击敌增援部队”。遵义城的战斗结束后，红军部队立即转入了迎击吴奇伟部的作战准备。中革军委的部署是：以红3军团固守红花岗、老鸦山等要点，顶住中央军的进攻，而以红1军团实施侧后迂回，直捣吴奇伟指挥部所在地忠字铺一带。与此同时，以红1军团第3团向懒板凳方向，红3军团第11团向鸭溪方向搜索前进，遭遇敌军后，即转入宽大正面的运动防御，节节抗击，待将敌引至遵义城外后，即转入坚守。

28日上午10时，红1军团第3团首先与中央军遭遇。吴奇伟遂按预定计划，驱使主力蜂拥而至红花岗、老鸦山一线。国民党军一个团奉命抢占红花岗，而担负坚守红花岗任务的红3军团第11团此时恰好也由遵义城进到红花岗下。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见状，马上令第2营跑步，坚决抢到敌军之前占领红花岗。2营官兵奋力奔跑，先敌一步登上了山顶，一顿手榴弹将已爬上山顶的敌军赶下了山坡。国民党军投入一个多团对红花岗实施轮番冲击，但均被击退。又以一个团从左侧对2营实施包围，被红11团第1营迎头痛击，败下阵去。在红花岗激战的同时，红10团控制了老鸦山主峰，其他部队也陆续与进攻的敌军进入交战。于是，从遵义通往贵阳的公路两侧方圆二十里的山区，战火四起。红军与中央军战成一团。

在中央军的主攻方向红花岗，红11团沉着迎战，依山势构成了野战阵地，将进攻的敌人死死钉在了阵地前。双方陷入对峙，吴奇伟暴跳如雷，训令第59师师长董万和全力进攻，并将大部分的火炮都调到红花岗一线，对准山顶猛烈轰击，打得山石横飞，树木断折，枯草燃烧，企图首先拿下红花岗，然后直取遵义城。但是，无论中央军如何进攻，却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红11团在红花岗上岿然不动。

吴奇伟见红花岗久攻不下，调整部署，以预备队投入战斗，于下午将主攻目标转向了红10团据守的老鸦山。国民党军已是孤注一掷，以一个多师的兵力，从一开始就采取集团冲锋的方式，并出动飞机助战，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红10团在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的指挥下，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进攻之敌反复争夺阵地。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展开拉锯战，战斗呈现白热化。国民党军死伤枕藉，红军也减员很大，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战至下午3时许，国民党军集中飞机、大炮火力狂轰滥炸，并以数倍于红10团的兵力发动总攻。红10团经过长时间激战，弹药殆尽，伤亡很大，官兵们拼尽最后的力量，与攻上山顶的敌人展开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阵地失守。战局骤然紧张。彭德怀立即令据守红花岗的红11团进行反击。红11团以第3营猛攻两次，都因地势不利，且兵力不足未能成功。

老鸦山丢失，不仅直接威胁了红3军团的整体防线，而且也将威胁到遵义的安全，并可能破坏红军聚歼吴奇伟纵队的整个作战部署。中革军委令红3军团集中所有力量，坚决反击，收复老鸦山，同时将手中唯一一支预备队——军委干部团调归红3军团指挥，投入反击老鸦山的战斗。彭德怀迅即做出反击部署，以军委干部团在红10团和红11团一部配合下，反击老鸦山；另以红12、红13团从老鸦山的左右两侧猛烈出击，坚决压住敌军的气焰，直至最后打垮敌人。

各路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迅猛地展开攻击。军委干部团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指挥下，从北向南展开主攻，红11团则从左侧配合攻击，红10团也奋勇投入战斗。三个团队相互配合，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狂飙。国民党军尽管拼死顽抗，依旧无法阻挡红军的进攻。干部团率先攻上山顶，红10、红11团部队也随后杀到。经过一番近战肉搏，红旗终于再次在老鸦山上飘扬。与此同时，从两侧出击的红12、红13团也打垮当面之敌，冲入了国民党军部署的纵深。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

吴奇伟部的两个主力师被红3军团死死牵制在老鸦山、红花岗地区，而王家烈的黔军两个团此刻则已土崩瓦解。当红3军团与吴奇伟部激战时，担负侧后迂回任务的红1军团部队已经全线出击。位于水师坝的黔军部队早已被红军打残、打怕，一触即溃。林彪、聂荣臻将目光死死盯紧了吴奇伟的指挥所，命令部队不为沿途敌军所纠缠，直捣国民党军的腹心，向忠字铺地区猛烈攻击。红1军团主力猛打猛进，很快打到了吴奇伟的指挥所附近。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国民党军全线动摇。

吴奇伟、王家烈如梦方醒，明白自己已经落入了红军布下的口袋阵，搞不好就要成为瓮中之鳖，自己也将变为红军的俘虏。在匆忙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后，吴奇伟钻进汽车，带上身边的部队向乌江方向狂奔，王家烈则策马狂奔，逃往新场。

红1军团立即令红2师实施追击，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懒板凳，师主力插向乌江北岸，切断敌军退路。红军官兵克服连日征战的疲劳，不顾雨天路滑，勇猛前进。吴奇伟刚刚逃到乌江岸边，红2师部队就跟踪而来。吴奇伟深恐被俘，仓皇过江后，下令砍断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国民党军部队一千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被红军全部俘获。

吴奇伟侥幸逃脱，他的部属则没有这样幸运。国民党军第59、第93师已经在老鸦山地区与红3军团战成一团，欲进无门，欲退无路，被迫转入防御。17时，红军发起总攻，红1、红3军团并肩突击，仅仅激战一个小时，国民党军部队就彻底崩溃，你挤我推，夺路逃命。红军部队猛烈追击，歼敌第93师大部、第59师一部，其余敌军溃散附近山中，只有小部残敌逃至仁怀及乌江南岸。遵义之战至此胜利结束。

从2月24日至28日，在五天时间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两千四百余人，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武器、物资得到充分补充，全军士气空前高涨。

而国民党军则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吴奇伟部两个主力师的被歼，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蒋介石捶胸顿足，大骂部下无能，不得不承认此战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的胜利，也使得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出了运动作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调动敌军，集中歼敌。在战争的实践中，正确的军事路线得到了全党，全军的坚决拥护，正如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遵义战役结束后发表的社论中所说的那样：“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指遵义会议）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这说明，“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