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四渡赤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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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四渡赤水（下）

三渡赤水要图（1935年3月11日～19日）

三渡、四渡赤水

贵州省茅台镇，位于赤水河东岸，当时约有几百户人家。镇上有三家较大的酒坊和许多家庭酿酒作坊，所出产的茅台酒闻名中外，镇上到处都是扑鼻的醇厚酒香。红军进驻茅台镇后，没收了镇上土豪的财物、粮食与酒。除分给贫苦群众外，部队也留下了一部分。会喝酒的官兵品尝了一次茅台美酒，不会喝酒的官兵也装上一壶，用于舒筋活血。

红军过茅台镇发的布告

毛泽东早在鲁班场战斗发起之前，就已经开始构思着一个彻底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大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挥兵西进，实施大范围的佯动，把国民党军引向川南，然后再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机动，甩开追兵，争取主动。鲁班场战斗只是这一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能胜则打，不能胜则走，意在调动敌人，让出通往川南的道路。而在决定发起鲁班场战斗之前，毛泽东已秘密派出工兵部队和小分队到达赤水河上游，控制渡河点，并架设了两座浮桥。

现在，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被吸引到了黔北地区，毛泽东的第一步设想已经实现，遂果断地走出了第二步——三渡赤水。

3月16日18时，中革军委下达《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决定：“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并任命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为全军渡河司令员、政委。

16日晚至17日上午，红军各部从突击修复的茅台铁索浮桥和先期在珠沙堡、观音寺两个渡口架设的两座浮桥，从容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红军的渡河行动，很快被国民党军的侦察飞机发现，并被立即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虽然对红军三渡赤水大感意外，但立即认定红军再入川南，是要再次寻机北渡长江，因而急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古蔺追击；令滇军孙渡纵队在毕节、黔军王家烈部队在金沙以北截击；令川军潘文华部五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另以一部由茅台西渡追击。此外，并严令长江泸州段沿岸部队加强江防，担负追剿任务的各纵队赶筑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

蒋介石在紧急调整部署，而毛泽东则巧布疑兵，进一步扩大蒋介石的错觉。进入古蔺县境后，红军主力继续西进。19日，红军进到镇龙山，与驻守此地的川军魏楷部廖九甫团遭遇，红军立即发起攻击，川军仓皇溃退，红军继续前进，到达广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这一行动使得蒋介石对红军即将北渡长江深信不疑，同时也认定红军前有长江天险，后有大军追堵，已经走上了绝路。3月20日晚，蒋介石给部属颁布电令，称：“以如许大军，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然而，就在国民党军各路部队蜂拥而至川南之际，毛泽东却突然走出了第四步——挥兵东进，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缝隙中穿越而过，再入黔北。

四渡赤水要图（1935年3月20日～4月5日）

在红军三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曾经预先布下了一步暗棋，嘱咐总参谋长刘伯承令工兵连长王耀南带人秘密维修二渡赤水时在太平渡、二郎滩架设的浮桥。3月20日，就在蒋介石发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电令的同一天，中革军委下达了四渡赤水的行动部署命令，令红1军团以一个团伪装主力，由铁厂、两河地区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吸引川军、滇军向西，红军主力则立即折转东进，以“秘密、迅速”的动作，“坚决出敌不备”，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线渡过赤水河，寻求机动。为保证行动的隐蔽性，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地组织渡河，并特别强调，行动命令“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以神速、隐蔽的行动，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渡过赤水河，再入黔北，经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田（今花茂）等地急速南下，与国民党军主力相向而行，将国民党军的几十万追剿大军甩到了川南的古蔺周围与赤水河沿岸地区。

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则是秘密的，意在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机动。蒋介石和他的部属完全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挥兵重入黔北，依旧在做着在川南聚歼红军的美梦。红军已经全部东渡赤水，薛岳还在军情通报中称“共匪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而云南军阀龙云则在训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直到25日，龙云还在命令各部将红军歼灭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而此时红军已经东渡赤水三四天了。

再渡乌江

重入黔北的红军，向着遵义、仁怀之间地区疾进。坐镇重庆指挥追剿行动的蒋介石被红军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接到红军四渡赤水的报告后，他的第一反应是红军是北渡长江不成，企图三攻遵义，重新经营黔北。但他深知毛泽东用兵不拘一格，也担心红军只是把黔北作为跳板，重渡乌江，再入湖南，谋求与红2、红6军团在湘西会合。思索再三，他作出了新的部署：令中央军上官云相所部沿川黔公路，在桐梓、松坎、娄山关、遵义等地严密布防，固守堵截；令第53师赶往遵义，协助第47师防堵；令正向川南运动的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星夜兼程，赶往仁怀、茅台、坛厂一带，并令周浑元带两三个团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等地固守；令湘军何键立即调兵加强乌江沿岸守备力量，阻止红军渡江东进。

红9军团部分干部在陕北合影

蒋介石自认为作出了一个万无一失、以不变应万变的部署，认定红军再也无法跳出他的铁壁合围，禁不住志得意满，遂决定亲自指挥此“最后一战”。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以及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大员由重庆飞抵贵阳，在城内乐会巷中的毛光翔公馆设立行营，宣称：“共匪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现在只需要收紧包围圈，就可将红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一网打尽”。

然而，蒋介石的决策从来就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的，国民党军的行动永远跟不上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的步伐。就在蒋介石到达贵阳的同一天，毛泽东却指挥红军突然挥师南下，离开了黔北。

3月24日，红军主力迅速越过国民党军重兵封锁的遵义、仁怀大道，向南疾进，寻求新的机动。为保证行动的隐蔽性，3月25日，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

在红军主力隐蔽、疾速南下的同时，毛泽东放出了一支“战略骑兵”，以红9军团伪装红军主力，进抵习水的李子关、良村、兴隆场地区，示形于东北，掩护红军主力行动。27、28日，中革军委进一步明确红9军团任务，以马鬃岭地区为枢纽，“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牵制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并“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放露天红色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

红9军团菜籽坳战斗纪念碑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9军团与红军主力在马鬃岭分兵，开始单独行动。在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的指挥下，人造声势，召开群众大会，四处张贴标语，行军路上红旗招展，宿营地中炊烟四起。空中、地面侦察报告如雪片般飞往贵阳行营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对此深信不疑，认定终于抓住了红军主力，遂督促各部加紧行动，并连续电令滇军孙渡部，务必以最快的速度于3月31日前赶到打鼓新场于西安寨、黔西一带堵截红军。

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红9军团展开积极的佯动。忽而掉头向东，进入白腊坎一带，并派人调查经湄潭、凤岗去湘西北的路线，做出红军主力将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模样；忽而转向西北，进至松林、芝麻坪地区，摆出红军主力将再次入川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已经完全被红9军团的佯动所欺骗，将主力集中于黔北、黔西地区准备与红军决战，指挥部队东奔西走，南堵北截。红9军团因此牢牢地将国民党军主力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六个师的精锐部队吸引在自己身边。

大路朝天，各走一方。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蒋介石的判断失误与部署错误，指挥红军主力迅速隐蔽南下。3月28日，红军主力冒着狂风暴雨，从鸭溪、白腊坎之间国民党军部队封锁线的空隙穿越，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3月29日，红军先遣部队红1师第3团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连，夺占乌江渡口，在国民党军的乌江防线上撕开了缺口。随后，红军主力于30、31日分别从大塘、江口、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歼灭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息烽西北的黄冈、牛场、蔡家寨地区，把国民党军追剿部队主力全部甩到了乌江以北地区。这标志着红军主力已经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在黔北、黔西地区聚歼红军的计划再次宣告破产。

红9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在准备南渡乌江时，国民党军已经控制渡口，红9军团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9军团开始独立行动。

威逼贵阳

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指挥岗位，红军的行动不仅令蒋介石晕头转向，也让红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迷惑难解。红军行动的目的地到底在何处，大范围飘忽不定的机动到底意图何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确非常人所能推断。

在行军的途中，毛泽东来到了红1军团第2师宿营地。当红2师师长刘亚楼等人提出自己的疑惑时，毛泽东微笑不语，拿过一张军用地图，用红色铅笔在图上画出了一道醒目的红线，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逼昆明，再折转直指金沙江，构成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迂回行进路线。这条路线的终点是千里之外的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而起点竟是蒋介石的行营所在地——贵阳。

这是一招石破天惊的妙棋。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色厉内荏的本质，就是要以太岁头上动土的气魄，让蒋介石在惊慌失措之中方寸大乱。

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直指贵阳。先头部队到达贵阳东南几十华里，距贵阳只有一步之遥。

蒋介石费尽心机，重兵围堵红军，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指挥红军不仅跳出了自己精心部署的合围圈，而且站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此刻，贵阳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只有郭演达部第99师四个团，以及包括宪兵在内的不足两个团的地方部队，兵力单薄。蒋介石深恐红军会乘虚攻城，变成红军的俘虏，令郭演达率部在城郊构筑工事，严防死守，并确保机场安全，同时任命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为警备司令，秘密准备好轿子、马匹，并挑选忠实可靠的向导与警卫，准备一旦机场失守，就秘密出城逃命。蒋介石已经惊恐万分，亲自察看城防工事。郭演达小心伺候，还是不能使他满意，被蒋介石严斥为督导不力，玩忽职守，撤职查办。

贵阳周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蒋介石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多年与红军交战，他很清楚仅凭1师之众很难抵挡数万红军的攻城。但他的嫡系中央军部队远在黔北，难解燃眉之急，唯一能够就近救驾的部队只有云南军阀龙云的主力孙渡纵队。虽然云南军阀龙云对涉足贵州思之已久，引滇军入黔，对于蒋介石实现一石两鸟，既剿共又削弱地方军阀实力的计划很是不利。可红军已经兵临城下，蒋介石也顾不上许多。他连续发出封封急电和道道手令，令滇军将领孙渡率部“兼程猛进”，火速赶到贵阳保驾。同时令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火速增援贵阳。孙渡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率部昼夜兼程，经大定、黔西、清镇等地赶到了贵阳，并在清镇机场重兵设防。随后，吴奇伟纵队和第53师也赶到了贵阳以北地区。

国民党军蜂拥向贵阳开进，这正是毛泽东兵逼贵阳所要达到的目的。红军要经云南北上，必须调出滇军，特别是孙渡纵队，以减轻行动的压力。但红军进入黔北之后，龙云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第一要务，对“追剿”红军一直行动消极，虽派出孙渡纵队参加行动，却始终不离滇黔边地区，调出滇军殊非易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方精心设计了兵逼贵阳的妙棋，“攻其所必救”，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毛泽东在部署此次行动时，曾明确地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此刻，蒋介石果真卖力“帮忙”，乖乖地帮助毛泽东调出了滇军。但毛泽东却不急于挥兵入滇，他还要再设圈套，进一步加重蒋介石的错觉，把向贵阳奔来的各路国民党军部队引向东方，彻底闪开红军的西进通道。4月5日，红军进至开阳县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并派出小部兵力和工兵，分别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架桥，摆出一副大军东渡，要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模样。

蒋介石此刻已经彻底被毛泽东搞昏了头，根本无法判断红军的目的地究竟在何方，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调动部队。接到红军在清水江上架桥的报告后，他召集顾祝同、陈诚、薛岳等大员商讨对策，讨论再三，最后还是依照毛泽东的意图做出判断：红军是准备东去与红2、红6军团会师，于是急令湘军三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赶到贵阳救驾的吴奇伟纵队和孙渡纵队以及第53师，立即兵分二路向东追击。

国民党军几十万追剿大军向黔东地区一起涌去，红军西进入滇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遂挥洒自如地走出了他最后一步妙棋——挥师入滇。

这时，由于国民党军的追击主力薛岳部急于要抢在桂系军队前控制贵阳（他们比桂军廖磊部早五天进入贵阳），无力顾及黔北，川军一时也来不及南下，这就给了中央红军在遵义有十二天的休整时间，使得中共中央能够比较从容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时，由于在此前抢渡湘江的血战中，中共中央用来同共产国际之间联系的通信设备被国民党军的飞机炸毁，以致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同共产国际无法互通消息，而在长征过程中许多异常急迫的问题需要及时做出决断和处理，只能由中共中央不经报告请示而自行决定。这是遵义会议与以往很不相同的条件。

4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以红3、红5军团为右纵队，以红1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的姿态，迅速占领定番，向云南方向推进。同时命令在乌江以北活动的红9军团，向毕节、大定方向前进。

龙里县观音山红军战斗遗址

4月8日，红3军团一个团占领贵阳以东的犁儿关、黄泥哨等有利地形，积极向贵阳城郊佯动；红1军团一部占领观音山，并以一部佯攻龙里，从而控制了贵阳、龙里间黄泥哨至观音山约15公里地段。红军主力由此全部通过湘黔公路，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分两路经青岩、广顺、鸡场、定番（今惠水）、长水（今长顺县城）、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疾速前进。蒋介石在黔东地区围歼红军的计划再次破产，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再次较量也以蒋介石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史中最辉煌的一页，是一场极具胆略和勇气的惊人之举，也是一首行云流水般的战争诗篇。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毛泽东指挥三万多红军大小四十余次作战，驰骋数千里，在川黔滇的高山峻岭中，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奇正圆合，虚实汇融，迭出奇兵，调动敌人，大范围迂回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歼敌一万八千余人，创造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红军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开始牢牢地把握住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们哀叹：“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佯为东窜之图，实做西窥之计”，不得不赞叹“贵阳之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四渡赤水纪念馆

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4月8日，在红军跳出他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后，他痛心地说：“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把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住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比方这一次他由乌江北岸南窜，虽然我们的军队没有受什么损失，但是任他偷过乌江，以致失了最好的机会而不能将他剿灭；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四渡赤水，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最富传奇色彩的篇章，被他称作一生的“得意之笔”。几十年后，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蒙哥马利访华，在与毛泽东会晤时，盛赞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的指挥艺术。毛泽东却回答：三大战役固然打得很好，但你要了解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还是要看四渡赤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