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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钦:我走过的长征路

2016年08月22日10:2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60年弹指一挥间,但长征路上的许多往事,我至今历历在目。

(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实行战略大转移。我所在的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

我是光泽县人,当时在中央警卫团通讯排当电话兵,主要任务是架线和收线。我所在的班共12人,行军时除了自己的行装、粮食、武器外,就是每个人一捆电话线,大约500米,有10来斤重。我们班行军时随中央机关一起的。每到一处休息或宿营,我们电话兵就特别忙,首先是要把电话线打开,一段一段地接通,并检查线路是否畅通。部队开拔时,大队马上都走了,我们才把电话线收拢,扛在肩上,然后跑步赶上,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作好下一站布线的准备。

当电话兵也是挺危险的,布线、收线经常遇到敌人的袭扰,牺牲是常有的事。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一带时,蒋介石的数10万大军分3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这次渡湘江,采取的战术是硬攻硬打,战斗异常激烈。在此次强攻中,我们的电话线不时被炸断,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抢修,一个人得管护几段线路,来回检测,来回接线。一次,一颗炮弹正打中我前方的电话线,一位战友牺牲了,我跑步上前把炸断的电话线接上,保证了中央指挥线路的畅通。

12月8日,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党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我们线路班的战士一刻不离地守卫在线路旁边。撤离黎平时,由于收线不及,有几个战士被敌人抓去。我们电话兵每人身上只有三颗手榴弹,遇着敌人少就跟他们搏斗,敌人多就把手榴弹甩过去,跑得了就拣回一条命,跑不及就会被敌人抓走。敌人抓住我们电话兵如获至宝,用尽毒刑审讯,妄图使我们的战士屈服,从中探知我军的行军路线和中央首长的行踪。英勇的红军战士视死如归,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任凭敌人施用各种酷刑,投进监狱坐水牢,在水牢里投放毒蛇,都不吐露半点军情。

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一直向西行进,10月底渡过湘江,12月到达贵州。12月底,一路经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到达乌江南岸猴场。一路上,我们线路班战士躲过敌人无数次追杀,经过几次减员增补,我又战士提升为班长。在猴场的一天傍晚,天正下着大雨,突然线路不通,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去查看线路,发现原先挂在树枝上的电话线被压在崩塌了的岩石底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电话线从岩石底下拔出来。线断了,一时找不到导线接上去,情急生智,我就用两手抓起两根导线的端点,让电流从人体传导,续通电话。天像墨一样黑,雨在不停的下,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排里派一个电话兵找到这里时,我已全身麻木,几乎快要坚持不住了。在这位同志的帮助下,接通了线路,我这才拖着湿漉漉、疲惫的身体回到了驻地。

几天后,红军渡过了乌江,向遵义城进发。

(二)

遵义会议以后,我调任理发兵,仍属中央警卫团。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抢渡金沙江。在会理稍事休息。警卫排长命令我给中央首长理发。接受命令后,我背起装理发工具的挎包立即往首长宿营地走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忙于战事,特别是部队离开遵义,毛主席亲自部署娄山关战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打破了敌人的前堵后截,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取得了长征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理发了。

毛主席见到我,和蔼地向我打招呼,就坐在凳子上让我理发。我虽然从13岁就开始理发,参军后战斗间隙也常给同志们理发,但为毛主席理发还是第一次,所以心里特别紧张、激动,生怕理不好。毛主席大概看出来我的心思,温和地笑了笑,继续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等着我动手。我按照毛主席的发型进行修剪,然后又给他刮脸。毛主席下巴处一颗痣,给我的印象最深,约有黄豆大小的肉痣,嵌在下巴的中间偏左一点,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它。毛主席理完发后,洗了脸,操着他浓重的湖南口音风趣地说了一句笑话,逗得朱总司令直笑。

在我擦剪子的当儿,朱总司令已坐下来等我理发了。朱总司令的头发和胡子都是又粗又长,很像一位强健的伙夫。也正是他的这身打扮,谁也认不出他就是红军总司令。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理完发后,接着又到红军总参谋处和一军团驻地,给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等首长理发。

刘伯承、聂荣臻都很平易近人。给刘伯承首长理发时,他关切地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红军的,是党员吧,家里还有什么亲人等。我一边给首长理发,一边回答首长的问话:我出生于民国元年,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妹妹被卖当童养媳,我由叔父收养,8岁给地主看牛当长工,13岁学理发。我的家乡在福建省光泽县牛田村,与江西省资溪县毗邻。1929年5月,我刚满17岁,听说赣东北有了共产党,有了工农红军,是打土豪救穷人的革命队伍,于是,由我叔父引导,到资溪县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红军游击队,就这样在赣东北参加了革命队伍,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长征开始,我由作战部队调到中央警卫团。聂荣臻同志还问我参加红军好不好?当兵苦不苦?我说,红军好,是工农革命的队伍,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拯救工农劳苦大众,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当兵,不苦。首长赞扬我:“回答得好,回答得好。”

在长征路上,我还未许许多多首长和战士理过发,他们或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或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能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勇士们理发,是我一生中很光荣的事,叫我永生难忘。

(三)

我军在会理休整了几天,又向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前进。大渡河河面不宽,但水深流急,两岸的大山都是悬崖峭壁。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数万大军到此,因渡河未成全军覆灭。蒋介石听说红军到达大渡河。也曾得意地叫嚣,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在安顺场渡口,我军先遣部队只弄到两只船,对岸有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固守渡口,并筑有坚固的工事。红军先遣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5月28日乘船渡河登岸成功,为大部队打开了道路。但因船少人多,全军数万人集中在此渡河,即使日夜不停,少说也得半个月。争取时间,就是胜利。于是,红军以已渡河的一个师为右纵队,其余的部队为左纵队,夹河而上,直逼泸定桥。泸定桥是由几根粗大的铁链横空架设的索道桥,桥的两头均有敌人坚固的碉堡工事。红军渡河的时候,守桥的国民党军队已接上峰指令,把桥面上的铺板统统烧掉,只剩下几根寒光闪闪的铁索。先遣团组织了22名勇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攀沿铁索,抢渡到对岸,消灭了桥头堡里的敌人,重新垫上木板,全军才胜利渡河。

6月中旬,我们来到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上山15里,下山15里,高耸的雪峰耀眼难睁。上山没有路,下山也没有路,过山全凭我们踩出的一条路。山顶狂风骤起,雪花卷着人和战马,一不小心就有被掩埋在雪山的危险。这时,我正好帮炊事员老李背着一口又沉又大的行军锅,险些连人带锅一起掉进了万丈雪崖,幸好同志们及时拉住了我。

8月,部队又行进到巴西毛儿盖,展现在军旅面前的是一片荒芜泥泞的茫茫大草地。红军在沼泽地整整行军40余天,是在饥寒交迫中走过草地的。没有粮食吃,就煮牛皮带吃,或抓把草根、野菜,用手搓搓,就塞进嘴里吃咬,渴了就喝泥潭里的水。越往后,越疲惫,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在草地行军更可怕:泥潭沼泽一不小心陷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直至把整个人全都埋没。战友遇到这种情况,去帮忙、有时也会一齐掉下去爬不起来。炊事班的一个战友背着铁锅陷下去了,经过营救,救不上来,最后牺牲在草地。

在长征路上,每到少数民族地区,红军都要抽出一些同志,向少数民族人民解释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铁的纪律,和他们的关系搞好了,才能从他们那里通过。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出了要严格遵守三个纪律八项注意,还必须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样,红军一路走,一路做群众工作,一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5年9月中旬,我们红一、三军团,攀登陡峭的崖壁,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了甘南哈达铺。部队只有6000余人,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主席兼任政委。这时,毛主席在通渭召开了红军副排长以上干部大会,我亲身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毛主席讲到最后时说:“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接着便朗诵起《七律·长征》来。我们听完后都倍受鼓舞。10月中旬,部队继续北上,达到陕北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罗时来执笔)

(本文选自《铁流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党史出版出版)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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