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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征程中的女兵(报告文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蒋 巍

2016年08月25日08:2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雕塑:长征中的女兵

长征烽火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蓝色的小溪流向延河

抗战时候的夜晚,照亮“陪都”重庆的是万家灯火,照亮延安的则是一盏盏如豆的油灯。那时候的重庆悲壮、凝重、紧张,也不乏别一种繁华。白天,充满慷慨出征、激昂演说、督办军国要事的战时气氛。入夜,却也有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光色。许多可疑的掮客商贾像老鼠钻出地洞,出现在豪馆华堂或达官贵人的秘密会所。倒卖军火粮油的,甩卖美援物资的,克扣前线补给的,发各种国难财的,一笔笔“五子登科”的权钱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而这时,孤悬大西北的延安贫瘠空阔,黄沙弥天,与重庆形成鲜明对照。都市与边城、电灯与油灯,华服与土布、小米步枪与飞机大炮,种种的区别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的抗战立场和廉洁作风,两地的物质生活区别都不重要了。大批国之精英和有志青年投奔延安,这便是民心所向的证明。

都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不!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救亡图存,那么多花季女孩经历艰难险阻的跋涉,抵达延安——

家资钜万、仆僮成群的豪门闺秀(譬如卓琳、严昭、苏菲、康岱莎、陆红),面对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眼泪,砰的一声关上门,背起行装朝遥远的大西北走了……

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或将门虎女(譬如杨汉秀、周盼、乌兰、翟颖),深夜中与家人不辞而别,朝战火纷飞的西北抗日前线走了……

知书达礼、温柔可人的小家碧玉(譬如丁雪松、侯波、吕璜),双膝跪倒,热泪横流向双亲磕了个头,然后朝延安走了……

苦大仇深、瘦骨伶仃的童养媳或贫家女(譬如王定国、赵瑛),还有流浪孤女兼小偷(肖陶志),扔下烧火棍扛起红缨枪走了……

满怀一腔热血的女大学生(譬如薛明、严慰冰、张琴秋、郭霁云、赵志萱)为东三省的沦陷失声痛哭,然后冲上街头,迎着激射的水龙,发出救亡的呼吼……

因为来延安的女生愈来愈多,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的任务骤然加重,同时长征过来的许多女战士也需要补文化课。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宣告成立。开学典礼那天,身材颀长清瘦的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迈着他那独特的长阔而缓慢的步子来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那天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即大米和小米混合)、猪牛羊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即小米锅巴)。饭后举行了歌舞晚会,不少老乡围拢来看热闹。那些新奇的节目让他们大开眼界,见一个女孩子上台吹奏口琴,老乡们议论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

女大校舍是沿着延河东岸的半山坡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约百余孔,每孔住六到八人。清晨时分,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穿上军装,沿着山坡小道下到延河边洗漱。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很快成为延安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时的延安男女比例为18:1,找个婆姨很不容易。延河对岸有中央党校、抗大和许多机关,天气好的时候,清晨、中午或者傍晚,总有些未婚男士拿着一本书或几张报纸跑到河边来“用功”,其实是来偷看对岸风景的。来得最勤的,姑娘们还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河防司令”。女大食堂在山脚下,一日三餐,蓝色溪流要上下山六次。遇上雨雪天,各班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到山下是常见的事儿。

山野之地没有厕所,女孩们要方便,都跑到坡上或树后找个避人地方一蹲。校长王明是从苏联回来的,懂得讲文明卫生,他说这个样子不好,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挖了一些厕所并用席子围起来,看着就挺城市了。

那时陕西百姓贫困到极点,女大学生下基层搞土改,常见一家人轮着穿一条破裤子。她们回忆说,那时做工作队员深入群众真是可怕!进了老乡的窑洞,男的大都裸着上身,下体只围一块破布。女的缩在炕里,脚上缠着厚厚的裹脚布,身上却没穿的,几乎一丝不挂。老乡们热爱八路军,见你吃饭没筷子,顺手折一根树枝,用嘴一吸溜,然后递给你。吃饭的粗瓷碗本来就很黑,盛饭前用脏兮兮的手或袖口一抹。吃完了也不洗,用嘴舔干净,你说下次怎么用吧?后来女孩们有经验了,下乡时都自带餐具。

中国共产党能从延安走到北京,有一个细节极具启示意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曾跟随一个八路军连队赴前线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儿东西可吃。秋天的田野里,谷子已经成熟了,他们一动不动。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入夜,男女战士们围着篝火,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他们的歌声像一支管弦乐队。”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便在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生长。这里,我记述的是窑洞里一对姐妹花的故事。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一张污黑的小脸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出现在没窗扇的后窗口: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在那里探头探脑朝屋里张望。房间里,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张军用地图,红四方面军几位领导正在那里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参谋和通讯员进进出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窗口那个小女孩,引起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年29岁的张琴秋的注意。院门口是有哨兵把守的,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溜进来的?

张琴秋走出房间,绕到后面,招招手让那个小女孩过来。她问,小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啊?

女孩挺挺小胸脯说,红军姐,我也要当红军!

张琴秋笑了,摸摸女孩的头顶说,瞧你还是个小丫头,过两年再来吧。

女孩说,别看我个子矮,都15岁了(其实她因怕红军不收她,多报了1岁),红军不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吗?我个子矮就是因为吃不饱饭,所以要当红军闹革命。

张琴秋眼睛一亮,说你这个小鬼很聪明啊,当红军要扛枪打仗,走很长很长的路,还经常吃不饱肚子,你能行吗?

女孩响亮地说,你红军姐姐行,我就行!

张琴秋被感动了,说你年龄太小,个头又矮,下连队还不行,先在我这儿当勤务兵吧。女孩一听,乐得一下蹦起老高。

她就是赵瑛(生前为吉林省四平联合化工厂党委书记)。1919年,赵瑛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小山村,家里一贫如洗,参军前从没穿过鞋。1932年12月,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还把地主积存的香肠、腊肉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因为土改,14岁的赵瑛第一次穿上一件小碎花布衫,美透了。第二年春,小赵瑛出门割猪草,在村外开阔地上看到200多名红军女兵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她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足登草鞋,手持长枪大刀,随着军官口令不断喊杀,做出各种劈杀动作。小赵瑛深深地激动了,下了决心要当红军。

第二天大早,赵瑛没告诉父母,偷偷溜出家门跟上队伍出发了。

长征开始了,赵瑛的个头儿仅仅1米多一点,比长枪高不了多少。但她戴上八角帽,穿着宽大过膝的灰军装,背上长枪和2.5公斤炒面,跟上大部队毅然出发了。在翻越海拔4500米高的夹金山之前,当地老乡看到个子矮矮的赵瑛,惊讶地瞪大眼睛问,你这个小不点儿还要过夹金山?

当然!赵瑛毫不犹豫地说。

好心的老乡告诉赵瑛,过雪山必须准备一些辣椒面、生姜,带上些白酒当然更好。而且上山还要趁早,爬到山顶以后不能停留,要赶紧下山,否则狂风暴雪一来,就会被封在山上活活冻死。

赵瑛用破布把脚裹起来,穿着一双草鞋,硬是翻过雪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草鞋和破布磨穿了,脚磨破了,崎岖的雪路上,留下两行带血的足迹。

部队减员甚重,伤员骤增,赵瑛就被派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卫生员。有一次,她看到一位小战士腿部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面,逼人的腥臭味十几步之外就能嗅到。长征途中,十天一大仗,三天一小仗,医院严重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那位腿部重伤的战士疼得日夜呻吟,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赵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他。有一天晚上听医生聊天说,人的唾液能够消毒消炎,赵瑛灵机一动想,没有药品,我可以用舌头帮他消炎吗!

第二天早晨,赵瑛走到伤员床边轻轻说,医院没有足够的消炎药,我听说人的唾沫可以消炎灭菌,让我试试好吗?那位战士惊呆了。赵瑛不顾冲鼻子的腥臭味,细心打开绷带,先用洗干净的棉花沾掉伤口上的蛆虫,再用盐水消了毒,然后低头张嘴,用舌头一遍遍舔去冲洗不掉的脓血。这位战士哭了,周边许多伤员看到这一幕,也都哭了。

赵瑛坚持了许多天。这种办法果真显出奇效,小战士的伤一天好起来了。他拄拐挣扎着站起来的那天,见到赵瑛的第一件事,就是含泪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担架上所有躺着的军人也都同时向她敬礼。

赵瑛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水草茫茫的松潘草地纵横300多公里,一望无际,平坦如砥,没有山丘也没有村庄,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这里是危机四伏的沼泽地,草皮下面都是浅水稀泥,一脚踩下去,烂泥中会咕咕响着冒出呛人的臭气。只要在一处稍做停留,身子就会渐渐陷进去直到没顶,而且越挣扎陷得越快。战友们也很难伸手相救,因为上级规定不许救,怕战友们一块陷进去。有一次,一位女兵突然陷进泥沼中,挣扎不出来了。她流着眼泪,在没顶之前把自己的枪和米袋子扔给了赵瑛。赵瑛一屁股瘫坐在塔头墩上放声大哭,直至战友没顶,消失在大地之中。

草地上蚊子特凶,大蚊子足有2厘米长,夜里蚊子咬、冷风吹,赵瑛和战友们又冷又饿,只能背靠背坐在较硬的地面打个盹儿,这样即可以互相取暖又可以互相照顾。坐一阵子,地下水渗上来,就再换个地方。由于双脚整天在泥水里泡着,腿脚全肿了,身上头发长满了虱子。赵瑛她们为了方便,干脆把头发剪掉,女兵全成了秃子。休息时,淘气的小战士会乘她们不备,猛地掀掉她们的帽子叫:“尼姑!尼姑!”惹得大家一阵笑。

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已经先行通过,路上的野菜都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赵瑛所在的卫生队就是能挖到一些野菜,也要先给伤病员吃。女兵们连草根带泥巴一块吃,个个瘦得皮包骨,肚子胀得老大,走路直打晃儿。不时头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呼啸着跟着行军队伍疯狂扫射,只有几杆破枪的红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草地上又无可掩蔽之处,大家只能在头上带个树枝圈圈儿就地卧倒。一排排飞机上重机枪子弹打下来,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草地上。飞机扫射够了,飞远了,活着的战士们哭着喊着怒吼着,掩埋了牺牲战友,然后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艰难前行。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赵瑛和战友们终于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村庄、牛羊和袅袅升起的炊烟,看到路上络绎而行的人影,脚下的草地也变得结实了。战士们狂喜地大叫着,猛地蹦起老高,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赵瑛和姐妹们互相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眼里噙满喜悦的泪水。他们终于走出草地了!

赵瑛随部队到达延安不久,赶紧求识文断字的战友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她参加了红军。两个月后,一个亲戚来了信,说由于她参加了红军,父母弟妹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五口之家,只剩下她一个人!

女大创办后,专为长征过来的没文化的女红军办了一个特别班。一次,指导员薛明(后为贺龙元帅夫人)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地图,打开来给特别班的老兵们讲长征时走过的路线。赵瑛和几位年轻的“老革命”没见过地图,见薛明在上面划出几条线,竟大为光火,赵瑛腾地站起来喊:“我们走了老远老远,你那么几根线线就给我们划完了?”

东北抗联的另一场“长征”

黎侠,抗联出身的女战士,与赵瑛住过一孔窑洞,是铺挨铺的姐妹花。听赵瑛讲长征的故事,黎侠哭了;听黎侠讲抗联的故事,赵瑛哭了。

1933年冬,大东北积雪过膝,冻云欲裂。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突然包围了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村落,把全体村民赶到麦场上。三十多个青壮年男人被挑了出来,用绳子捆住双手串在一起。一个鬼子军官挥着手枪吼叫说,几天前抗联分子炸了县城里的炮楼,今天皇军就是来警告你们的!随即,早已架好的几挺机枪吼叫起来,那些男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一个个像草捆一样倒在血泊之中。

村民们呼天抢地,悲号不已。其中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那时她叫黄晓英,参加革命后改名黎侠。就是这血流成河的一刻,让12岁的她跟着父亲,很快成为抗联战士。

1936年元宵节,鬼子忽发奇想,为粉饰“大东亚共荣圈”以蒙骗世界舆论,在宁安县精心组织了一个大型灯会,事先给好些中国小孩发了新衣服和糖果,但规定衣服不许弄脏穿坏,糖果也不许吃,吃了就杀头。等摄影师拍完电影,两样东西就收回。

抗联组织决定破坏鬼子的计划,派13岁的黎侠混进灯会。就在鬼子摄影师开拍的时候,她乘夜色掩护,把藏在棉衣里的几百张传单像雪片一样撒出去。顿时满街大乱,鬼子摄影师只好关掉机器。

第二天,宁安县贴出通缉令,悬赏20万金票捉拿撒传单的女孩。黎侠在村里呆不下去了,经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安排,她在数十里外的约定地点找到地下交通员、农家妇女丁志清。数天后,丁志清扔下3个未成年的女儿(分别为7岁、4岁、1岁半),带着黎侠上了山。临走时,她对大女儿说,妈上山找你爸去(其丈夫孙万贵是抗联战士),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别忘了半夜起来给小妹把把尿。白天饿了,梁柁上挂着几十穗苞米种,你和小二抱磨杆儿拉点苞米面,做面糊糊吃吧……

找到抗联队伍后,丁志清再没回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战乱年代,这3个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们为寻找母亲,一路乞讨,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成了流浪儿。直到解放后,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

东北抗战14年,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另一场长征,一个冻死、饿死、战死的悲壮而漫长的铁血里程。在延安窑洞里,黎侠给赵瑛算了算,说我13岁当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打了3年游击,也走过一个二万五千里呢!

有一年冬天,黎侠和两位战友在战斗中负了伤,这支抗联小分队不得不进入一个村屯的堡垒户李大娘家隐蔽。十几个人,家里那点儿玉米很快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走路都没了气力。黎侠发起高烧,几近奄奄一息。一天晚上,李大娘忽然给大家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子。大家欢呼起来,瞪大眼睛一窝蜂扑上去,边吃边问大娘从哪里搞来的粮食?

吃吧吃吧,问那么多干啥!大娘说罢回身进了炊间。

不大会儿,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来说,大娘躲在当院里哭了。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儿不对。队长最先发觉了,四面瞅瞅,哑声问:小玉花呢?

6岁的玉花是李大娘的孙女,她的父母都战死了。战士们疯跑出去找,没有。队长冲到大娘面前问,玉花哪去了?大娘不语,只是眼泪哗哗流。再三追问之下,李大娘终于忍泣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玉米面!

如雷轰顶。夜色中,队长和二十几名战士齐刷刷跪倒在大娘面前,泪如泉涌磕了3个头。

还有令人又心酸又好笑的故事。那是大山里的初春,能吃的只有些草根。黎侠和战友刘英(其丈夫韩光原为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在长途转战中饿得头晕眼花,好不容易挖到一小捆草根。刘英说,我拿到河边洗洗吧。黎侠点点头,一屁股瘫坐在大树下。刘英把草根拿到河边洗着洗着,饿得实在忍不住,心想先吃一点吧。结果一张口,一发而不可收,等她回来时,草根已经吃光了。

黎侠见她两手空空地回来,奇怪地问,草根呢?

眼泪一串串从刘英脸上掉下来,她有气无力地说,真对不起你,草根让我全给吃了,要不我就饿死了!

黎侠有些来气,说你怎么能这样,那是咱俩的,你也不能独吞啊!

那时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刘英不知怎么赔罪才好,便搂住黎侠的脖子说,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管你叫妈行不?

行,你要不叫我就毙了你!黎侠乐了。

刘英果真叫了一声“妈”。

刘英和黎侠同岁,还比黎侠大几个月。这虽然是个玩笑,可深感内疚的刘英一诺千金,以后真的就跟黎侠叫“妈”了,黎侠也乐呵呵地应着。一年后,黎侠和刘英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住同一间宿舍。一天晚上,两人埋头复习功课,有道数学题把刘英难住了。她头也不抬,习惯性地说:妈,这道题我咋想不明白呢?

正巧这时李立三推门进来,他四下瞅瞅,诧异地问刘英,你跟谁说话呢,你妈在哪儿?

刘英和黎侠只好把前因后果跟李立三说了一遍。李立三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这个习惯跟着黎侠、刘英一直传到延安。刘英与韩光结婚时,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岁数大得多的韩光还恭恭敬敬向黎侠鞠了个躬,喊了一声:岳母大人!

(责编:杨丽娜、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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