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者笔下的“下关事件”

和平请愿团出发前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阎宝航、张絅伯、盛丕华、胡子婴（代表团秘书）、蒉延芳。

70年前，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华大地遍体疮痍、百废待兴，全国人民热切地希望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进行假和谈的政治欺骗，一面加紧部署反革命内战，交替玩弄谈判与发动战争的手腕，把刚刚出现和平希望的中国又推向战争的苦海。

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的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在下关火车站遭到特务暴徒袭击，马叙伦、雷洁琼等均被严重殴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我们试图从当事者自己的记录中，还原这一事件……

民主人士呼吁和平

1946年5月26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合招待重庆来沪的民主人士，郭沫若、茅盾、沈钧儒、柳亚子、陶行知、沙千里、马寅初、黄炎培、李公朴、阎宝航、梁漱溟、胡厥文、吴耀宗、施复亮、章伯钧、章乃器以及马叙伦、王绍鏊、严景耀等出席。会上讨论了如何发动群众力量以制止发生全面内战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时局紧急，“非立即停止内战实不足以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当场决定联合沪地爱国民主力量，组织举行上海人民反战运动大会，并推举马叙伦等9人负责筹备。

马叙伦受命立即连续召集筹备会议，商讨有关行动计划。至5月底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时，反战运动大会的联络工作已大致完成。“惟因开会觉慢不济急”，有人提出“当先有所表示”，于是会议决定“先致书各政党及马歇尔”，呼吁和平，同时提出“必要时当推代表赴（南）京”。6月6日，发出由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阎宝航、胡绳、宦乡等164人联名的呼吁和平的公开信。

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立即复函表示坚决支持外，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国政府都置之不理。在发出联名公开信的同时，民进负责人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及其他知名人士郭沫若、吴晗、吴耀宗等纷纷在《周报》《民主》《文萃》《群众》及《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内战罪行和美国政府表面调停、暗中支持蒋介石内战的反动立场。马叙伦表示，对蒋介石来说，15天停战“根本上不是停战而是休息几天”；周建人说：“15天的停战只是进一步的攻势准备。”他们认为，现在全国人民需要的是“无限期的停战”“长期和平”，而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休战。

民主人士正告国民党当局不要再做武力统一的美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哪一天，你发动内战，你就要为人民所唾弃，人民就要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反抗你！”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大力支援蒋介石集团是造成中国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政府必须彻底改变对华政策，必须立即从中国撤退全部军队，中国问题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民主人士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只有人民发挥出力量来的时候，内战才会停止”。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团员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联名复函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支持反对内战：“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俾使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得以顺利实行，斯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义。”

和平请愿团的组成

然而，由于蒋介石无视人民的呼声，内战危机进一步加剧。在这一情势下，民进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一致决定，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的名义，正式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

1946年6月10日，马叙伦在红棉酒家召集反战运动大会筹备会会议，商讨推派代表事宜。14日，马叙伦向民进理事会报告这一工作时说：“目前内战虽暂告表面停止，然前途如何实难预知，因之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大会主张推代表赴京呼吁和平，并说这次推派的代表人选应以沪上工商界士绅为主，欲使马歇尔明晓人民之意志。”他向理事们说：“希望本会同人更能坚强发出全力，以支持本次运动。”理事们一致表示支持，并当场决定捐助赴南京代表费用40万元。

理事会决定，由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及胡厥文等9人为和平请愿代表，他们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的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担任团长，另请胡子婴、罗叔章两人任代表团秘书。会议还决定组织群众集会欢送代表赴京，会后举行反内战大游行。

有关组织反战运动大会直至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等一系列事宜，马叙伦所作备忘录中有以下记载：

1946年4月，蒋介石决心以东北问题重启内战。

5月25日，赴海南饭店为民进约民工同盟诸领袖及东北建设协会上海分会阎宝航等商量遏制内战事。

5月29日，胡厥文、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陈巳生、严景耀、罗叔章、徐伯昕来晚饭。

5月31日，赴包达三、盛丕华之约于王商协会，到者有张絅伯、吴耀宗、阎宝航、马寅初、谢寿天、王却尘、沙千里、闵刚侯、许广平、胡子婴、罗叔章、孙晓林，商定与蒋介石书，劝即停战；并致美使马歇尔书，指明中国内战实由美国资助蒋介石及代为运输所造成。致蒋书由我起草。

6月10日，在红棉酒家推选赴京代表，俞寰澄、胡厥文、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及我当选。

6月14日，在红棉酒家与张絅伯、盛丕华谈入京事，俞寰澄不就代表，絅伯亦有可疑。余为絅伯析其疑，丕华是之。

6月17日，赴蒉延芳家晚饭。（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络组假余寓商事。19、20日又集余家办事。

6月21日，为赴京事在红棉酒家商谈，到蒉延芳、胡厥文、吴耀宗、包达三、张絅伯、雷洁琼（阎宝航未到），决定23日起程。

6月22日晚，蒉、盛来谓本日劳工协会对蒉致攻击，蒉思更期，余力主不可。

“下关事件”发生的经过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又称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大会如期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

早晨8时左右，上海北火车站广场已经人山人海。人群里有数不清的各色标语、旗帜、横幅，上面写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一致行动，制止内战”等口号，还有用英文写的“停止内战，美军滚蛋！”等标语。广场上锣鼓声、爆竹声、掌声、歌声、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严景耀、葛志成、曹鸿翥以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叶圣陶、田汉、吴晗、沙千里等也都前来参加大会。

上午9点40分，欢送大会开始。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的两辆宣传卡车被作为临时主席台，上海百货业工会的铜管乐队奏起了《反内战》乐曲（袭用《打倒列强》原谱），广场上立刻响起了10万群众雄壮的歌声：

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要和平！要和平！

全国同胞起来，全国同胞起来，

要和平！要和平！

欢送会的主席团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位组成。王绍鏊首先致词，他说：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假如这次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南）京请愿，直到和平实现为止。

上午11点开车。从上海到南京，不过近300公里的路程，平时也就走5个小时，这次却走了8个多小时，因为代表团在途中遇到了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

晚上7时许，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时早有大批伪装成群众的国民党特务在这里“等候”，“另有部分宪兵则在车站各入口处布岗”。代表们刚下车就被几名所谓“苏北流亡青年”纠缠住，代表们一穿过站门时，“人丛中口笛一响，‘打，打！’喊声四起”，数百人一拥而上。代表团被暴徒团团围住，在旁的军警“视若无睹，听之任之”。

暴徒的目标对准了代表团团长、年过花甲的马叙伦。他们把代表分割成两部分：将马叙伦及跟在后面保护他的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和前来接站的民盟成员叶笃义、《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等推进候车室，其他代表被堵在西餐厅。在推拉过程中，代表的手表、现金、钢笔、提包等被暴徒“洗劫一空”，衣服也被撕破。

代表们要求打电话，宪兵告知：“电话线已被切断，不能打。”宪兵们守住候车室大门，不让代表出去，而让“难民”闯入对代表进行围攻。他们高喊“打倒共产党”，并无理提出：要么马叙伦等与他们一起去见周恩来向共产党“请愿”，要么立即回上海。阎宝航从西餐厅跑来与“难民”谈判，他们又乱叫“共产党放下武器”，不让阎宝航讲话，并要挟阎宝航“跪下”。阎宝航坚决拒绝。一时间叫喊声四起，石子如雨点般飞来砸向马叙伦、阎宝航等人身上。车站里已聚有2000多人，所谓的难民还在陆续增加，而宪兵却不断减少。

晚11时，代表被围攻已近5小时了。这时，忽有一位穿白衣者“高声发令”，特务暴徒穿破候车室的窗户，进入室内大打出手，顿时桌椅、汽水瓶、木棍一起飞向代表。阎宝航和雷洁琼掩护马叙伦，拼力挡住暴徒，结果马叙伦还是被打成重伤。雷洁琼头部遭重击，胸部被重物击中，手中提包里有代表团各种文件，暴徒要抢，她死死抓住不放，结果手臂被抠伤。阎宝航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学生代表陈震中受伤最重，被打时曾有人扼其喉管，险些致死。叶笃义、浦熙修、高集也均被殴伤。

和平请愿代表团自镇江被阻到在下关车站被围攻殴打的详细经过，马叙伦《嚼梅咀雪之庵日记》有如下记载：

七时余抵下关。余料仍有事也。果有自称临大学生者，来觅余，所言与镇江同，余请胡子婴应之。乃出月台，见军警及所谓难民者排队立两行，数不过百，即有人将余与蒉延芳隔离，挤余入候车室，而劝延芳等至食堂。雷洁琼知余必被困，踵余行，即被殴，劫去眼镜、手表、皮包，里外衣皆破。《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民主同盟盟员叶笃义亦于此时被殴。上海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亦从余入候车室。而所谓难民代表者十许人，挤而入，一如镇江之所遇，其人亦衣履楚楚也。此辈欲余偕之往周恩来处，余语之如语镇江者，且谓余等无偕彼往周恩来处之义务，而余等来京，理应先谒蒋主席。如此往返数次，后乃迫余还上海，又迫余出与其群众语，余皆不允，亦不复与言。

相持两时许。阎玉衡(阎宝航)自食堂来，与此辈谈，此辈要玉衡出见彼众，玉衡遂往，即受呵斥，如此二、三次。又要玉衡依其所呼口号呼之，复不满意，谓须写悔过书，并跪于众前，玉衡怒斥之。呼打之声骤甚。此时众己当数百。候车室窗外立人数十，有裸上体者。时已十一时许。此辈乃至食堂劝说延芳等归上海，不听；又要抚慰其群，亦不听，意欲下台而无计，乃持玉衡足而提之，复加拳于面体，受重伤。而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往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泡，眼鼻亦伤，腹受踢，遂以痛坐地，坚抱当余前者一人之足，以为凶人也。复觉乃士兵者流，此人亦曳余起，卫余入其办公室。室有床，嘱余卧。

……

时余闻一似官长谓其曹曰：这们闹得糟，闹了人命怎么办？即从旁室荷枪而出者数人，余知必往驱散所谓难民矣。果然，嚣声渐止。即有士兵来引余出就车。车上荷枪而立者数人。美、法新闻记者自肇事后即来观，有上余辈车随而行者。时已十二时。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载着被暴徒严重殴伤的人民代表的卡车，并没有立即驶向医院，而是驶到了有荷枪实弹的军警站岗的南京警备司令部门口，想把马叙伦等作为犯令者押进去。代表们严正抗议，拒绝下车，同行的外国记者这时也仗义执言，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当局无奈，才勉强把受伤代表送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这时已是24日凌晨两点。

当马叙伦等代表在下关车站遭困被殴之际，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得知这一消息后为营救代表积极奔走。当受伤代表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下关事件”发生之后

“下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做贼心虚，下令南京所有报纸不得刊登请愿代表被殴消息。但是，纸包不住火，第二天南京几家进步报纸冲破禁令，醒目地报道了这一事件。

1946年6月24日的《南京人报》“蜂刺”专栏就登出“今日无话可说”6个字，以示抗议。27日，上海《世界晨报》也刊登了郁风写的《下关不幸事件别记》，透露了事件的真相。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国外记者，事发时就在现场，有的还跟着去了医院，也都作了报道。

南京各界代表络绎不绝地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雷洁琼曾在回忆中说：“前来探望的大中学校学生等人在同我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关心，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对我们代表团人员的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下关事件”传出后，全国哗然。人民代表赴京请愿和平，竟然在宪警林立的国民党政府“首都”被殴，而且“演出”长达六七个小时，当局却不闻不问，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一面向受伤代表表示亲切慰问，一面纷纷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全国很快形成了一股声援上海人民代表、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罪行的浪潮。

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就在国、共、美三方（即军调三人小组）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六点要求：1.严惩肇事凶犯；2.追究治安机关之责任并予惩处；3.撤销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4.人民团体和个人有请愿申诉之权利；5.受伤代表之医药费及个人之损失由政府支付赔偿；6.保证上海来京代表的自由及安全。

中共代表团还给马叙伦等8位上海人民团体的代表写了慰问信，对他们“莅京请愿，不顾特务暴徒之威吓殴辱，坚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至诚至勇”的行为，表示感佩。同时对代表们的和平呼吁作出诚恳的答复：“中共对当前国事主张，要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致中国于统一富强之基。目前为争取长期停战，已作极大之让步，虽尚未获得协议，仍当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

中共代表团并请上海人民代表“以此意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并望再接再厉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

不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打电报给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

南京周恩来同志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毛泽东朱德

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延安的陆定一，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以及解放区文化界周扬、丁玲等，都打电报或写信慰问受伤代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地的各群众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一致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电慰和声援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揭露事件真相并谴责国民党政府罪行。民进也为“下关事件”发表宣言，向南京军警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慰问被殴伤诸代表及记者浦熙修、高集等。《文汇报》发表了《对南京暴行的抗议》的社论。中国民主同盟上海支盟、民主建国会、九三联谊社、中国妇联上海分会、上海出版界同人联谊会、工人学生和平促进会、上海新闻界、上海工人协会、上海第三区百货职业工会、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小教联、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美专、上海文艺联谊会、上海各产业工会，以及银行、商店、中学等都纷纷写信、发表谈话或宣言，抗议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

“下关事件”以血的事实，让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面目，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也让当时的民进成员和广大知识分子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在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抉择：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接受共产党的指导，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毛梦溪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