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从两河到沙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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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从两河到沙窝

懋功会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合兵一处，总兵力达十余万人，士气高昂。这是一支强大的红色武装力量，如何保存和运用这支武装力量，彻底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进而不断壮大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两军会师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当时全军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会师后红军行动方向指向何处，向何处发展，在何处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这是关系到红军和中国命运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

此刻，正值全国抗日运动新高涨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骤不断加快，自1935年5月29日起从东北抽调大批部队入关。蒋介石政府重兵“剿灭”红军，对日本的侵略却步步退让，于6月9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卖国的《何梅协定》，让出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政治、军事控制权，并于10日颁布《敦睦外交令》，公开声明要严惩一切反日言行和团体。这些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整个国家处于重大事变的前夕，中国的形势正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红军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红军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追剿”中央红军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已远离中心城市，减员很大，补给困难，士气颓丧，战斗力大为下降。川陕甘地区之国民党军派系庞杂，协同作战十分困难。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远在南面的川西地区，暂时无法对红军构成直接威胁；位于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主力尚未全部集结，只有一部兵力部署于川陕甘边界地区；四川军阀迭遭打击，士气颓废，但求自保，特别是驻守川陕边境的军阀田颂尧部，在嘉陵江战役中遭受重创，元气大伤，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北进；西北军阀则各自为政，矛盾重重。而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力量集中，特别是四方面军主力在徐向前指挥下，正驻守在岷江西岸的北川、茂县、镇江关、片口等地，位置机动，可随时出动。这就形成了红军迅速北上，在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发展壮大的有利局面。

早在两军会师之前，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即与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电报来往，交换意见。张国焘等人多次致电中央，请求“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即告“今后两军行动大计”。6月12日，两军刚刚会师，由徐向前起草、以张国焘、陈昌浩和他三人署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提出：“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亟待决定者。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地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为好。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这是一个非常尊重中央、顾全大局的建议。但是，非常可惜，它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徐向前一个人的意见。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却另有想法，而且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

分歧初显

中共中央此刻所确定的红军行动方向是，迅速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目标是中共中央根据变化着的形势逐步确定的。在遵义会议上，中央曾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苏区，作为红军未来发展的基本战略方向。后来由于国民党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遂改为在云贵川黔交界地区求发展。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指挥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上，而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则随着战局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现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高山穷谷，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又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存在着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不适于建立根据地。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北上，在川陕甘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以推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6月16日2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而当前计划，则红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破，向着岷（江）、嘉（陵江）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同时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决定。在他的心目中，红军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或者西进西康、青海、新疆，避开国民党统治的主要区域和国民党军的主力，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是向南发展，“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这一点，他早在两大红军会师前，就在6月13日撰写的一篇题为《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的文章中有明确的表述。这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消极避战，一个冒险进攻，反映出了张国焘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向的确定，始终没有摆脱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巢穴，而这正是遵义会议所坚决纠正的。但张国焘对此笃信不疑。西进岷江流域，只是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因而，在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尽管徐向前迅速拟定了北出甘南的计划，而且当时胡宗南部在川甘边界也兵力薄弱，但张国焘还是否决了徐向前的计划，决定挥师西进。现在，中央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更是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城府很深，并没有直接向中央表明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法，就是同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强调第一步应该向西进攻，在川西北和西康等地站稳脚跟。

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联名致电中央：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以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和集中两大红军主力作战的设想。但反对中央的“目前计划”，认为北川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且胡宗南部已有准备，不易北进。由岷江向东打或向北打松潘，也都不利。主张红一方面军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折返茂县、北川，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先向南进攻，然后再北返。

接到张国焘、陈昌浩的复电时，毛泽东等人已经到达懋功。毛泽东仔细研究了徐向前信中所谈的情况，专门向前来迎接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了解情况。他打开一幅军用地图，边看边问李先念：“岷江、嘉陵江地区气候怎样，地形如何，人民群众生活状况如何，还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去?”

李先念说：“岷（江）嘉（陵江）两江之间地区，大平坝子很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居住地区，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红军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得到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现在茂县、北川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他继续说：“来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供给。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运动，不容易站住脚。向西和向北条件更差。”他的意见是，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从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都应该向东北方向发展，首先是向岷江、嘉陵江之间地区发展比较有利。

听完李先念的汇报，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18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兵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两个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遇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南下向川康边之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地发展，“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希望张国焘等人“即下决心为要”。

但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于第二天，6月19日，与陈昌浩再次致电中央，称平武地形不利红军进攻，只同意打松潘。同时提出一个新的作战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分头行动，“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说：“日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双方电报来往不断，意见却南辕北辙。毛泽东等人剖析利害，苦口婆心，但张国焘却不为所动，双方意见根本无法统一。两军刚刚会师，分歧就如此之大，这是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而战略方针牵动全局，部队行动不容拖延，必须尽快确定方针，必须尽快化解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商议后，决定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决定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

6月20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请你再过细考虑”。

为了统一认识，开好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经与毛泽东等人商议，张闻天在到达两河口后于6月24日撰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发表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上。在文章中，张闻天指出，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已经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而松潘、理番、懋功等地，地形不利作战，经济落后，物资给养补给非常困难，国民党军正想将红军首先压缩在这一地区，然后逐渐压缩至西康、青海边缘地区，因而在此停留或西进西康、青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红军应该立即北进，集中全部力量，首先夺取松潘，突破国民党军的北部防线，使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而“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张闻天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阐述了红军的作战原则，不点名地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指出：“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及胜利的大小”。他强调，“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然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里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秦邦宪）、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何克全）、刘少奇参加会议。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史称两河口会议。

政治局分管军事的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主报告。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他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分析了敌情变化，指出：目前，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向西北也不行。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发展最为有利。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红军目前的作战行动是向松潘同胡宗南部作战，向松潘以北转移，要高度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关于作战指挥问题，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是：第一，应统一集中，指挥权要集中到军委；第二，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织左、中、右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工作，克服当前困难，保证战略计划的实现。

周恩来报告完毕后，会议转入讨论。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人相继发言，都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同意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强调要迅速北上，首先控制松潘地区。

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报告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决定由博古起草政治部训令，由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同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地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同一天，为适应两军会师后新的形势和任务，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为促进两军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会议还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和周兴、金维映等人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慰问。

两河口会议正确分析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大主力会师的行动指明了方向。这对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议进行期间，先头红6团已于29日攻占卓克基。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位于懋功、两河口地区的中央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88师主力，翻越梦笔山雪山，于6月29日到达卓克基地区。红1军团和红88师随即前出至马塘、康猫寺等地，准备发起松潘战役。

松潘战役

要实现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迅速、坚决地攻占松潘，打开北进通道，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首要任务。因此，中革军委对松潘战役高度重视，决心全力打好两军会师后的第一仗。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起草了战役计划。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时，国民党军也在加紧调整部署，共集中近二百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困于懋功、理番（今理县）、威州地区，进而予以消灭。6月下旬，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集中九十余个团，固守江油（不含）、威州（今汶川）地带，阻止红军东进；中央军胡宗南所部二十七个团，固守文县、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川军杨森、邓锡侯等部共约五十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下；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向绵阳集中，策应川军行动；川军刘文辉、李抱冰部共十五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

但各路部队中，追剿军主力薛岳部从江西到川康边万里转战，已经被中央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补充；另一支中央军主力胡宗南部仍分散在松潘、平武、文县地区，尚未完全集中；四川军阀部队则屡遭红四方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低落。这对于红军主力夺取松潘，迅速北上甘南，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有利的。

6月29日，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颁布《松潘战役计划》，确定：战役的基本任务是，“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为此，确定一、四方面军主力统一划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十六个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杨尚昆；中路军由十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左、中两路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坚决消灭之，并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军由十一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中八个团经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三个团经松坪沟、红土坡、小姓沟向松潘前进，实施正面突击，会同左路军、中路军对胡宗南部形成夹击之势。如“胡放坚守城堡，不利攻击，则我军应监视该敌，严防截击，并缩短行军长径，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战”。《计划》要求三路部队务必在7月3日以前渡过岷江，按期赶到第一步集中地点，以便发起进攻。另以王树声指挥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岷江支队，继续在北川至茂县一线阻击川军部队，并牵制和吸引胡宗南部南向；以红9军团一部组成懋功支队，在夹金山、巴郎山、懋功、崇化地区活动，掩护主力北进作战，保障后方安全。

7月初，各路红军开始行动。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88师编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出发，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和红2师师长陈光率红6团和红5团3营为前卫，执行探路任务。队伍从刷经寺出发，经过壤门（甲尔卡）、龙日沟进入草地，向龙日坝行进。草地渺无人烟，夜间寒气逼人，战士们饥寒交迫，备尝艰辛。7月2日，红6团在龙日坝与青海军阀所属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5纵队麦桑骑兵支队相遇。地形开阔，毫无遮拦，麦桑支队二千多人，全部为当地藏人组成的骑兵，行动迅速，剽悍骁勇，马上射击枪法准确，红6团尚未展开，敌骑兵已经冲到近前。红6团就地抵抗，激战两个多小时，打退了藏兵的进攻，但自身也伤亡四百余人。入夜之后，红6团在1营的掩护下撤退。当晚，朱瑞与陈光向军委报告草地行进与战斗情况。鉴于草地行军保障困难，且有国民党军骑兵不断骚扰，为加快行进速度，军委立即决定左路军主力改道行进，直向黑水、芦花前进。

7月2日，红1军团和红88师翻越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长板山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然后经马河坝、寡古、长生寨、羊茸、昌德等地，再翻越海拔四千二百八十三米的昌德山雪山，经上、中、下三打古，翻越海拔四千七百五十二多米高的塔鲁岗（打古山），到达沙窝（今松潘县血洛），进入毛儿盖地区。

8日，先头红268团和红1军团侦察连，包围驻守毛儿盖之胡宗南部第1师补充旅第1团第1营（加强营），展开激战。毛儿盖位于松潘以西，是红军进攻松潘的必经之地。胡宗南接到毛儿盖被围的消息后，亲自命令守军营长李日基固守待援。红军猛烈攻击，扫除外围据点，逐步向镇内发起进攻，于14日夜攻入李日基营核心据点索花寺，李日基率部突围。红军穷追不舍，于16日下午将之再次包围于松潘腊子山以西五十公里处，全部歼灭。此战，红军共俘敌三百余名，缴获各种枪支两百余支（挺）、电台一部。

在此期间，左路军其他部队，红3、红5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卓克基到达芦花地区。由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也于7月6日从理番、茂县出发北上。

红1军团由毛儿盖继续向松潘推进，于7月18日在距松潘城约五十公里的羊角塘与正在构筑工事的胡宗南部廖昂补充旅一部遭遇，展开激战。与此同时，红4军也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带向北发起进攻，击退胡宗南部丁镕隆独立旅，推进至距松潘十至十五公里的牟尼沟（托牛沟一带）。岷江东岸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宗南部李文部第2旅展开激战。战斗在从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全面展开，战况甚烈。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的重要城镇，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红军占领这个地区，可以不经川西北的茫茫草地，直出甘南。这对于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十分有利。这时，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出现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态势。如果红军后续部队及时赶到，集中全力进攻，则很有可能获得胜利。战机稍纵即逝。但是，张国焘却置大局于不顾，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开始向中央发难，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

松潘古城

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最关心的不是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而是中央红军的实力到底有多少，到底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谁的实力大。当得知中央红军只有一万多人时，他的个人野心开始急剧膨胀。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支持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但会下却千方百计地探听情况，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及会理会议的情况。中央为加强统一指挥，任命他为军委副主席，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权力欲望。在他的眼中，不是党指挥枪，而是枪指挥党，谁的兵多、枪多，谁就应该决定一切。

于是，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他开始抵制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以解决所谓的“组织问题”为借口，对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处处作梗。6月2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强调攻打松潘的困难，再次提出他的川、康边方案，主张分兵进攻，中央红军向阿坝前进，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打松潘、向南进攻天全、芦山、邛崃等地。返回红四方面军驻地后，他又对前往红四方面军慰问的李富春等人公开提出：要“充实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开始向中央要军权。10日，张国焘更是直接致电中央，提出：“我军官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并要挟说：否则“不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甚至会使部队调动“参差零乱”，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和横截的可能。在电报中，他还再次提出了部队分路北上的意见。

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但对他的错误始终采取了党内斗争的方针，希望他能够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领导，保证松潘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7月10日，已进至上芦花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已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提出：“急盼”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到芦花与中央会合，“集中指挥”。

然而，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已经极度膨胀，根本置战役大局于不顾，只要不满足他的要求，就不愿讨论其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松潘战役紧张进行的同时，分散精力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组织问题。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设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兼任总指挥、政治委员。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于当日发布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并以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命令》，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任参谋长。同时决定，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红四方面军第4、第9、第30、第31、第33军的番号不变。此外还决定，从中央红军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李荣等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职，从红四方面军抽调红4军第11师第32团、第33军第98师第294团共两千一百多人，编入红1军；抽调红30军第90师第270团和第89师直属队共一千六百余人，编入红3军。两大主力红军指战员的交流，促进了两军的团结和部队建设，增强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

在此期间，松潘战役继续激烈进行。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6月29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计划确定，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

红军继续进攻，徐向前、陈昌浩也于22日率红四方面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开进。但是，战机已经错过。由于红军部队未能迅速集中，完成攻击任务，国民党军已加强了松潘地区的防御力量。胡宗南亲率司令部抵达松潘，并把指挥部也迁到了城南山头，以鼓士气，其所属部队则加速南下，共在松潘城以南，镇江关以北之岷江东岸一线集结了一个师又五个旅，其中一线四个旅，二线一个师又一个旅，并构筑了较坚固的工事，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国民党空军也全力支援，每天都出动飞机对红军阵地进行侦察轰炸，有时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即有六架次飞机助战。红军虽勇猛进攻，但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今松潘之包座）、牟尼构、镇江关一线与胡宗南部队形成对峙。不少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整个战线呈拉锯状况。

战至7月底，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又有两个师赶到，其主力已经全部集结松潘地区，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建起了飞机场，配置了作战飞机。而薛岳也率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先头第90师等部进抵文县、平武、松潘境内之木瓜墩一线，策应胡宗南部作战。其他国民党军部队也向前推进，进占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其岷江东岸地区。国民党军已经对红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企图围困与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7月底，中革军委鉴于敌情变化和红军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决定停止松潘战役。

沙窝会议

松潘战役后，红军除红30军一部和红4军大部与胡宗南部相峙，红31军一部和红33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红9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外，主力部队在毛儿盖、黑水地区转入筹粮工作，另有部分部队位于理番、卓克基等地。

川西北地区地瘠人稀，物产不丰，主要居民为藏民，严重缺粮。红军十多万兵马集中此地，粮食供应极为困难。缺粮成为上到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都十分头痛的事情。虽然除前线部队外，其余部队都全力筹粮，但所获甚少。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土司头人规定：凡是给红军当向导、当通司（翻译）、卖粮食给红军的藏民一律处死；不把粮食藏起来的，就要没收一切财产；不听政府和土司命令打红军的，按“叛逆”论处。因此，藏民受反动宣传欺骗、胁迫，逃匿一空，红军根本无法购买粮食。

为了生存，总政治部不得不规定：在用其他办法得不到粮食时，允许部队到藏民田收割青稞、麦子，自己做干粮。首先割土司头人的，在迫不得已时也可收割普通藏民的。但规定：收割普通藏民的青稞、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收割的原因等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凭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取赔偿金。

红军上到总司令，下到战士，都参加了收割麦子、青稞的工作。毛泽东、朱德等人亲自下地同红军战士一起割青稞，就连生病的周恩来也挣扎着参加搓麦子。尽管如此，依旧无法彻底缓解部队的缺粮困难，官兵们只能以野菜充饥，面黄肌瘦，体力大幅下降，许多人误食有毒野菜，全身浮肿。时任红2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1936年在《芦花运粮》一文中写道：“因为粮食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

红军留给藏民的割麦证

两河口会议结束，红军已经在懋功、黑水、芦花、毛儿盖等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国民党军步步紧逼，松潘无法拿下，加上缺粮，处境日益困难，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摆脱困境。可是，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却采取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严重活动。

他召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举行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公开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声称要彻底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名单，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余名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企图以人数优势来控制中央领导权。他利令智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动用部队在中央驻地附近搞了一次军事示威。

同时，张国焘开始采取行动架空中央、独揽军权。就任红军总政委后，他立即下令收缴原中央红军各军团之间互通情报的电报密码本和红1、红3军团与军委、中央通报的电报密码本。红军各军与中央、军委联系，各军之间联系，此后都必须通过张国焘和前敌总指挥部沟通，切断了中央、军委与原中央红军各军的联系。

红军处境已经异常困难。但如不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制止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则红军将面对更为凶险的形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策略，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约十公里）举行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以及组织问题。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量，张闻天在会前起草了会议决议案草案，着重阐明了中央北上方针的依据，说明了北上的任务和意义，强调加强两军团结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并对张国焘“西进”“南下”的主张和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做了不点名的批评。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宣读了决议草案。毛泽东作补充说明，说：要争取更大胜利，领导全国革命，就要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耐心说服教育，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保卫中国，把全中国放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是党和红军的神圣任务。

朱德、邓发、凯丰、刘伯承、周恩来、博古等先后发言，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认为一、四方面军现在应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与团结，消除隔阂与误会，融为一体，把不正确的现象引向正确的方面去。要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红军与党是不能分开的，党的力量的削弱就是红军的削弱，党中央威信的提高，就是增加红军的战斗力。

朱德说：对面临的形势应有正确的估计。要看到敌人追堵我们，已被拖得不像样子，逃兵很多，内部矛盾增加，钱财消耗巨大。一、四方面军会师前敌人要找我们决战，企图各个击破。我们会合后，它不决战而采取堡垒主义。现在我们去找它，用战斗的胜利去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四方面军都是党创建起来的军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经过长期战争锻炼，成了铁的红军。不能说一、四方面军谁好谁坏，有缺点是可以克服的。

周恩来说：两军会师，力量增加，我们能够依靠这个力量去消火敌人，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对于一方面军，过去国焘、昌浩估计过火了一点，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要注意对下面的影响。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为了战胜敌人，实现战略方针，两个方面军要团结起来。

但张国焘在发言中却声称：虽然就全国来说，一方面军是先进的，有着光荣的历史，经过一万八千里的长途征战，是应该发扬的。但撤离苏区后一路打掩护战，部队中存在着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弛。这些问题，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看重了就会抓紧整顿。他还提出，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对在川康边创造根据地缺乏信心、认为少数民族工作困难、作战想避开敌人，这些都是要反对的。

陈昌浩在发言时则反对草案中对张国焘的不点名批评，称他可以“担保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并说：四方面军没有人说中央路线不正确。国焘批评一方面军是希望其改好，并非歧视。一方面军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干部不负责任，应做专门决议对一方面军进行整顿。

经过两天讨论，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张闻天着重肯定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强调了遵义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要求红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关于红四方面军同志对一方面军的批评，张闻天肯定“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同时又指出：“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碍团结的。”他强调，切实紧要的是“现在就是要实际去做”，即通过整顿部队来纠正缺点。会议最后“基本上通过决议案”。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但会议在关于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了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国焘对此非常不满意，说：要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还可以多提几个人。毛泽东当即反驳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人选，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继续纠缠，说：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非常策略地回答：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工作。将张国焘的意见挡了回去。

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很久。毛泽东等人看透张国焘企图以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的用心，所以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坚决不再松口。但从大局出发，同时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并尽可能地与张国焘搞好团结，还是做了让步。会议最后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会议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此，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

其间，即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肯定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无疑义是正确的”，“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并进而提出了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对会合以来战略方针问题的争论做出了结论，肯定并坚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方针。

《决议》正面回答了两军会合以来出现的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与抵制了张国焘的种种错误，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领导“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在对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别做出了全面的估价后，号召“全体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强调要维护“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这就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破坏团结的行为。

《决议》提出了十二项“目前的中心工作”，作为落实战略方针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具体措施与任务，包括军队建设、少数民族工作、白军工作、地方工作、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苏区工作等。

《决议》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军，要坚决地同夸大敌人力量、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和对创建新根据地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

沙窝会议及其所形成的《决议》，非常及时，具有历史意义。它针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出现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前现实情况，做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创造了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范例。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徘徊、磨难，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而策略的努力下，两大主力红军终于克服了会师后的第一次危机，重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但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已经给两大会师所造成的大好局面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种阴影使得红军的北上前途充满了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