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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过草地

曲爱国 张从田

2016年08月26日14: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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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过草地

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使得蒋介石分别聚歼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企图完全破产,这使得他非常懊恼。但红军进入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又使他重新看到了困死和消灭红军的希望。他在成都连续召见薛岳部师以上高级军官开会,分析红军会师后的动向,认为:红军如果北上,将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占道再出文县、武都,与在陕甘活动的红25军徐海东部会合。无论红军走哪一条路,在蒋介石看来都是纵虎归山,后果难以预料。他的基本意图是,彻底堵住红军可能北上的路线,将红军封死、困死在川西北。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薛岳8月上旬将前敌指挥部进至文县,以周浑元纵队进至武都,堵截红25军;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策应胡宗南部作战,并调胡宗南第2纵队归薛岳指挥,集结于松潘、漳腊、黄胜关,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另外,蒋介石对西北“剿匪”重新部署,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杨虎城、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等西北各省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并从豫皖边调第3军王均部入甘,在夏河两岸的和政、临桃、渭源、武山、天水一线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从江西调第37军毛炳文部至甘肃静宁、会宁、华家岭、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各部陆续行动,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日趋紧张。必须立即行动,出奇制胜,方能抢在国民党军形成新的封锁线之前,走出川西北,实现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在毛儿盖举行会议,重新讨论北上路线。除中革军委成员外,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国民党军似已判定红军有改道进入甘肃、青海的企图,故胡宗南部重兵鏖集松潘,防止红军北进;川军从东、南面步步紧逼,企图牵制红军;薛岳部则意图先期控制夏河、洮河流域,以达紧缩和围困红军于现在地区之目的。而陕甘各省国民党军亦在调集中,准备阻止红军北进。红军的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民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未能实现预定目的。因此决定,立即分兵两路,改道北进,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攻占阿坝,迅速北进洮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同日,中革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共二十个团,编为左路军,“以主力一部迅速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兵力打通阿坝到墨洼路,以接引我右路军”。另以一部兵力在抚边、党坝“坚守要点,积极打击,以掩护我军主力转移。同时川敌如进,应坚决遏阻,在有利时机应集中兵力一部,实行回击而消灭之”。

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共十二个团,编为右路军,“向班佑、阿西(巴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

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1师和第35团共七个团,为牵制部队,“沿小姓沟至羊角塘,牵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

红一方面军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269、第29团共六个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并首先打通茨坝、杂窝到波罗子道路,以便在有利时机,经此路循右路军后北进”。

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杂谷脑、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一切器械资材及伤病员统向该方转移。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首先准备迅向阿坝开展”。

随后,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和我情,对各路部队的行动兵力与方案进行局部调整,决定将牵制部队和总预备队全部编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共辖红1、红3、红4、红30军计四个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共辖红5、红9、红31、红32,红33军计五个军。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

“夏洮战役计划”发布后,红军各部立即分别向集结地域开进。右路军部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左路军部队则集结马尔康、卓克基。

红军在毛儿盖修建的关卡

风波再起

沙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虽然在会上对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表示赞成,但会后却在与徐向前、陈昌浩的交谈中,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极大不满,表示要与毛泽东等人斗争到底,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意见”,企图拖延部队行动。对此,徐向前明确表示反对,说:“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勉强同意部队北上,并与朱德率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一部离开毛儿盖南返卓克基,准备指挥左路军行动。可到了卓克基后,张国焘再次对北进的方针产生怀疑,重新提出了西进甘肃、青海的方案,拒绝执行中央确定的北进路线。朱德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张国焘)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烟稀少,……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因而,张国焘不但想要西进,而且拖延右路军部队集中时间,并向中央提出了对北上行动路线的意见,甚至想要让已经北进的部队掉头再占抚边、理番。

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最初决定左路军向阿坝方向进攻,右路军配合行动。因而,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右路军派两个团作为先遣队向班佑侦察前进,准备占领并控制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左路军北进,同时向松潘之敌佯攻,吸引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配合右路军北进。

但就在红军各部开始行动的时候,南线之国民党军刘文辉、李抱冰等部加紧进犯红军,党坝、耿达桥相继失守,红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在分析了敌情、地形、气候等因素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认为,要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迅速前出至夏河、洮河流域作战,红军必须集中全部主力,以最快的速度经班佑北上。因此,主张调整战役计划,以右路军前进路线为主要方向,左路军立即向右路军靠拢,同出班佑,向北前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赞成。8月11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电示红1、红3军首长:“我军前进道路,一经阿坝,一经班佑。阿坝情况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洮,行程约十二日,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要求“一、三军应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为全军探路。

8月15日,中央正式将改变行进路线的决定电示朱德、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急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同时指出: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班佑以北则粮、房不缺,而且目前洮、夏敌各尚薄,迟则堡垒线成线。因此,“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而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

张国焘却根本不屑回答,坚持左路军经阿坝北进,进而西进出青海、青海边远地区的方案,直到19日才令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军主力,于19日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北进平行路,为先头纵队由班佑向西前进作准备。但同时回电徐向前、陈昌浩,为经阿坝北进辩护:“阿坝仍需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地”,并称:“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右路对松潘,对夏、洮都须单独作战”,反对两军平行北进,集中兵力对敌。同一天,他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强调“查理寺情况不明,由查理寺至班佑路更不知。事实上,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

张国焘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为了确保中央的领导权威和工作机制,对今后的工作实行有力的领导,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窝召开了会议,讨论常委的工作分工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参加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出席,王稼祥列席。会议决定:张闻天兼管组织部,李维汉辅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同时决定,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这一决定,使得中央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会议同时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和《斗争》分别成立编委会。《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李维汉、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做斗争。但为了保证两军团结,确保北上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反对在军事行动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开展党内斗争,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要不指名,不引证。

毛儿盖会议

为了确保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同时统一中央和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的认识,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明确夏洮战役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十二人参加。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部殿后,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首先做报告,说明改变夏洮战役部队行动方向的情况:我们向北行动,存在着两个方向:一是向东到陕西,一是向西到青海、新疆。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红军主力不应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的理由是:第一,从敌情方面说,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构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地区。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逼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第二步占天水,第三步占平凉一带,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第二,从地形方面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符合我们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的需要;第三,从经济条件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第四,从民族条件说,黄河以西大部分是回族、蒙古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基于上述四点,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只以支队到黄河以西,这样就能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

他强调,夺取洮河流域东岸,是夏洮战役的主要目的。目前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着将来的行动。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背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力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

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博古、凯丰在发言中指出: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徐向前提出,红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主张快速北进,然后集中最大兵力向东突击,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关于左、右两路军的行动路线问题,发言者都认为,要达到战略目的和战役计划,应以右路军为基准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而不应以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因为从敌情、时间和地理条件来看,右路军配合左路军是困难的,红军需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否则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

毛泽东在对讨论作总结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向西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被敌人逼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向东的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和全国的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战役方针究竟从洮河左岸前进还是右岸前进,应当依照实际情况而定。但我们目前需要有这样一个方针,就是我们到包座后,调查去岷州的道路,应采取包座至岷州路线。昌浩同志提出的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在民族政策上不应该,从兵力上说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当看成是战略预备队,而不是战役预备队。作战役预备队,它赶不及,我们不应指望他。我们应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决定》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重申了红军北上,开辟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最终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是正确的。

穿越草地

川西北草原,即毛儿盖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所以又称松潘草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联结段,范围大致包括热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部)以南,浪架岭(今松潘县西端)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部)以北,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地势倾斜,起伏很小,一望无际,一些缓坡平岗在其间隆起,白河(葛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蜿蜒,水流滞缓,河汊众多。由于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面似平坦,实则险沼处处。在色彩绚丽的野花丛中,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行其上,极容易陷溺而亡。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雨雪交加。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草地成了绝地,人烟渺见。

对于过草地的困难和危险,中央领导人与红军总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并下达一系列指示,要求所有部队都必须进行细致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各部队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缝制御寒衣物。毛泽东亲自给探路部队部署任务,事无巨细,一一检查、叮嘱。

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占领大藏寺,并继续向查理寺推进。随后,红军主力经过准备,陆续向草地进军。左路军先头纵队红5军、红9军25师、红31军红93师于15日兵分两路,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开始穿越草地,向阿坝前进。

以坚强意志走过长征的部分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合影

与此同时,右路军也兵分两路,向班佑推进。红30军、红4军为右翼,由洞哑、腊子山入草地;红1军为左翼,由毛儿盖经曲定桥、徐支梗沙入草地,经色既坝(色迪)、年朵坝等地北进。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央机关与前敌总指挥部、军委纵队、红3军随红1军后跟进。8月18日,右翼先头部队红30军三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进入草地。21日,红1军军长林彪率左翼先头部队红2师,以红4团为前卫,进入草地。22日后,中央机关和右路军其他机关、学校、部队相继出发。

8月,是草地繁花似锦的季节,自然景观绚丽多彩。但对红军指战员来说,草地之行则是一次死亡之旅。为了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和各军领导人想了许多办法,命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插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个人不准乱挖乱吃;严禁丢弃伤病员,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运送伤病员。尽管如此,红军的草地之行,依旧成为长征途中最艰辛的一段历程。

草地无路可循,只有在向导的指引下,沿着牧民留下的痕迹,踏着掩盖千年沼泽的草甸缓缓而行。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湿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连向导也难以辨清道路。草地中,除偶见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明显地标很少,使人方向莫辨,只能凭指北针行进,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又回到了原地。许多官兵因此偏离路线,陷于沼泽中身亡。

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则直接威胁着官兵的生命。过草地前,部队普遍开展了筹粮工作,并要求每人准备十天的干粮。但川西北物资贫乏,根本无法满足十万大军所需。绝大多数部队远未筹到规定的粮食,有的仅筹到了两天的干粮。因而行程未及一半,众多单位即告断炊。草地中无法补充粮食,甚至喝水都成了问题,涝淤之水被水草经年腐蚀,不仅饮之中毒,而且浸泡过久或伤口接触,都会感染肿溃。干部们纷纷杀掉坐骑,给官兵食用,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缺粮困难。官兵们不得不吃野菜、草根,甚至于煮食皮带、鞋底、马鞍等,连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也有人捡食。

天气也是变化无常。一会儿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一会儿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夹着冰雹扑面而来。夜间气温则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单衣单薄的红军官兵行进、露宿在空旷的草地上,无处避雨,无物御寒,只能在凄风秋雨中顽强硬撑。

参加长征的小红军王东平,他参加红军时仅12岁

风雨、泥泞、寒冷、饥饿、缺氧的折磨,使得红军官兵的体质迅速衰弱,减员大幅增加。许多红军官兵最终没有走出草地。据统计,有上万名红军指战员长眠在草地。许多经历过草地之行的红军官兵,后来回忆往事,都心绪难平。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说:“草地,茫茫的草地,残酷无情的草地,你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宝贵的生命,不少同志在草地的短短几天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北上抗日,迈完征途的最后一步。可是,缺氧、风雪、饥饿、寒冷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第一梯队红1军政委聂荣臻到达班佑后,曾致电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并转周恩来:“一军团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至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十天后,周恩来回电:“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人以上。”而红3军由于最后出动,过草地时,沿途的树皮、野菜都已被采光,因而处境更惨,损失更大。红3军带队担任收容任务的王平回忆说:过班佑河时,他看到对岸有数百人,背对背坐着,一动也不动。过河后才发觉,他们都牺牲了。只发现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但没有等到背出草地,也牺牲了。

“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这些红军留下的诗歌,真实记录了草地的困苦。在如此艰巨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中,支撑着红军战胜困难、走出草地的,是一种坚决跟党走的革命信念,是一种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革命意志,是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团结友爱之情,是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长征回忆书籍和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同是辘辘饥肠,但干部级党员主动取过战士的枪背在身上。指挥员无论职务高低,一律让小坐骑,驮运伤病员,自己与战士一起行军。一个干粮袋,一条军毯,这双手传给那双手,再传给了另一双手,谁都不愿自己留下,都想送给最困难的战友。许多收容队官兵全力帮助掉队的官兵走出了草地,自己却永远躺在了草地上。

每当夜幕降临,红军部队都会点起篝火,官兵围坐一起,靠相互的体温抵御草地的严寒,共度长夜。在一个夜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与战士们坐到了篝火旁。彭德怀开口:“我们请毛主席讲故事好吗?”话音未落,毛泽东就欣然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讲起了故事,讲完后,又点名要张闻天、成仿吾讲留学国外的生活,毫无造作,完全与官兵融为一体。先遣部队进入草地后,遇到风雨,叶剑英、程世才和官兵们坐在湿地上,整整坐了一夜,全身都湿透了。叶剑英给大家谈古论今,并带着人家唱起了《国际歌》,“谈笑歌吟到明天”。在当时,《国际歌》是最好的政治动员,一曲《国际歌》,常常能够让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重振,虽然有的官兵尚未唱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告别了一个又一个倒下的战友,红军终于战胜千难万险,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

左路军先头部队红93师经龙日坝向阿坝前进途中,在档格哈里玛山西南约15公里处与凹北“剿匪”第1路第5纵队麦桑支队司令、阿坝游击司令杨俊扎西率领的2000余藏民骑兵遭遇。红军以优势火力击退藏兵,进至石匠宫(四寨)一带。由红5军和红25师组成的左路军先遣纵队主力,从马尔康、大藏寺一带出发,经卡尔古,翻安得山,过龙尔甲,在石匠宫与红93师会合。8月19日,红军先头红25师占领查理寺。青海军阀马步芳接到红军向阿坝推进的报告后,一面严令杨俊扎西固守,一面调嫡系精锐马彪旅火速增援。但杨俊扎西遭受红军打击后,自知无力拒阻红军,收拾细软,毁弃官寨,逃往果洛。阿坝已经是一座空城。8月21日,红25师占领阿坝。

右路军先遣部队走出草地后,于8月23日在班佑附近贡巴龙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游击指挥部第2支队张莱孝部及毛尔盖藏民部落之一千余名藏兵遭遇。24日晨,红军发动进攻,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乘胜占领班佑。次日,国民党军与藏兵再次来袭,叶剑英令红265团占领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阻击敌军,同时令红264团增援。两团合力打退国民党军骑兵的进攻,并缴获许多马匹。

班佑是个只有二三十间牛屎房的藏民游牧集散地。叶剑英在班佑抓紧调查通往甘南的道路,了解到如按照原定计划由班佑至拉卜愣,还有四天的路程,且需再次穿越草地,沿途会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骑兵的骚扰。而如果由班佑转向东北,经巴西至包座,则可以直趋甘南,且不需要再次穿越草地。

叶剑英向随后到达班佑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正式提出了转道行进的建议。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仔细研究了地图,果断地说:“剑英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就从这里转弯,向巴西、包座、俄界开进,打开一条北上通道。”

右路军部队随即转向东北方向扩展,至27日相继占领巴西、上藏寺、牙弄寨、甲基、潘州等,切断了求吉寺和阿西茸之间的交通。28日,红军一部向阿西茸发起攻击,再败溃敌张莱孝部和胡宗南部一个连,占领阿西茸。

包座战斗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今属若尔盖县)之包座河畔,分为上、下包座,包座河横贯南北,河宽两丈,时值雨季,水深湍急,且岸边坡陡。包座距离巴西、班佑五十多公里,松(潘)甘(南)古道北出黄胜关,经两河口,翻浪架岭,蜿蜒于包座河沿岸之山谷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设兵站于下包座的求吉寺,并以补充旅一个团驻守,利用险要地形,构筑了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

胡宗南接到红军占领班佑的报告后,十分震惊。这位志大才疏的将军自认为卡住了松潘,就断绝了红军北上的道路,做梦都没有想到红军会穿越茫茫草地,绝地出击,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后方,顿时慌了手脚,连忙于8月24日深夜电令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迅速向包座、阿西增援,务必将红军阻止在包座河一线。27日,伍诚仁率部向包座开进。

红军要北上甘南,必须打下包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与政委陈昌浩派人前往包座侦察,开始部署战斗。鉴于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军还没走出草地,红1军又比较疲劳,徐向前主动向中央与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担负进攻任务。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请求。

前敌总指挥部随即作出部署:以红30军89师264团攻击上包座大戒寺之敌;以红30军主力设伏于援敌必经之地——上包座西北地区的山林中,并以小部兵力控制河东岸制高点,准备歼敌援军;以红4军一部攻击下包座求吉寺。红1军集中于巴西和班佑待机。

形成部署后,徐向前带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到中央驻地阿西,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寺内没有桌椅,毛泽东把地图摊在地上,听取了徐向前的汇报,又详细询问了红30军部队的情况,部队掉队的人数,各连有多少人,战士的情绪高不高,生活怎么样,是否解除了疲劳,缺粮食的困难解决了没有,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问到了,然后才对即将发起的战斗作指示,批准战斗部署。

从班佑、巴西到包座,全是难行的山路。任务紧急,程世才率红88师为前卫,李先念率军部和红89师跟进,迅速向包座开进。途中,徐向前急电红30军,通报国民党军第49师增援的消息,要求红30军做好遭遇战的准备。李先念看完电报,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并将军部机关交给参谋长李天佑,自己赶到前卫师预作部署。红30军官兵克服缺粮、疲劳等困难,快速前进,于8月28日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到达了包座,在城边森林中隐蔽集结。

红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原有两万余人,两军会师后调给红一方面军一千六百余人,加上过草地时严重减员,只剩下一万三千人,并取消了红90师番号,只保留了两个师的建制。而国民党军第49师则齐装满员,全师人员一万两千人。两军兵力相差无几,装备却不可同语而论。第49师原属第十九路军,参加过上海抗战,“福建事变”后为蒋介石收编,编入胡宗南部队,装备虽不及胡宗南嫡系第1师,但也配备很强,且各级军官都屡经沙场,经验丰富,部队战斗力较强。红30军既要对付包座的敌人,又要对付第49师,任务非常艰巨。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先念召集部队进行动员,大声说道:“包座之战关系到红军能否打开前进通道。这是两军会师后的第一仗,徐总指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30军,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两大方面军都在看着我们。我们是代表整个四方面军部队在作战,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我们要用胜利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捷。”

29日晚,红264团向上包座守敌一个营发起攻击。经彻夜激战,连克敌军外围据点,歼敌两个连,但残敌退居大戒寺,固守待援,双方形成对峙。天亮之后,程世才与李先念得到消息,国民党军第49师已经逼近包座,遂令红264团以一部兵力对据守大戒寺之敌围而不攻,迫其求援呼救,军主力隐蔽进入上包座西北山地的预设阵地,准备打援。

国民党军第49师沿着松潘通向包座的大道开进,于30日下午4时半到达了距上包座约十五公里之松林口。伍诚仁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在第49师整编后被蒋介石亲自委任为师长,傲气十足。虽然其部属在中央苏区作战时曾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力劝其小心推进,避免夜战。但伍诚仁坚信走出草地的红军已经是疲惫之师,根本不相信红军还有能力与他的师抗拒,因而下令部队连夜进攻,以一个加强团迅速前进,占领包座河西岸高地,掩护师主力前进;以一个团主力向上包座、大戒寺进攻,与守军会合;自己率一个团和直属队随后跟进。

下午7时,战斗打响。国民党军291团附一个营进入大戒寺地域,猛攻红264团。李先念、程世才立即令红264团稍作抵抗即向大戒寺东北后撤,诱敌深入。8时,国民党军291团占领上包座,与大戒寺守军会合。伍诚仁志得意满,将师部及师直属队移驻大戒寺,边向胡宗南报捷,边下令部队“向当面之匪攻击前进”,“迫匪于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

31日,第49师全线向北推进,两个团位于包座河西岸背水而战,一个团位于包座河东岸。红30军部队沉着应战,以一个团节节阻击,依托一些小的山头边打边撤,逐步将敌诱入了即设阵地。同时也在战斗中,渐渐摸清了第49师的作战特点:连、排分队战术比较灵活,也相当顽强,火力也很强。程世才边看边对李先念说:“这个49师不简单,战术上有一套,要收拾它得费点工夫。”李先念回答:“它再硬也硬不过红军,只要把它诱进来,避开它的火力,靠近它,我们就有办法。”两人商议后,决定部队进攻采取多梯队的疏开队形,同时集中所有火力打其一点,先拦腰斩断,打乱其队形,再各个歼灭。

下午3时,第49师全部被诱进了红30军的伏击圈。这里是一个山谷,山上全是原始森林,粗大的松树满山遍野,红30军部队隐蔽在松林之中。伍诚仁将红军的边打边撤看成是节节后撤,他命令全军全力进攻,全歼“共匪”。其属下团长经过一天的战斗,也认定红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所以督促部队放胆前进。

红30军本来计划黄昏发起总攻,但国民党军前进较快,先头分队很快就要冲破红军的最后一道阻击阵地。李先念和程世才商量后,决定提前发起进攻。下午5时,李先念一声令下,冲锋号四起,隐蔽在树林中的红30军部队一齐出击,冲下山坡,扑向敌群。

“百战百胜团”红268团直扑第49师阵线的核心包座桥,如一架铧犁在国民党军的部队中犁出了一道血路。前面是几挺机枪开路,后面全团官兵呈疏开队形,手持大刀跟进,远了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近了用大刀砍,很快冲上桥头,将国民党军的三个团切成了三段。伍诚仁见势不妙,亲自组织部队进行反扑,从包座河两岸对红268团进行夹击。红268团左冲右突,以白刃拼杀打垮敌军的数次冲击,死死地卡住了包座桥,使得第49师部队无法靠拢。程世才后来回忆说:战后,“当我们经过这段阵地时,几乎每一步都会踏到烈士的鲜血。有一个烈士,一只胳膊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大刀片”。

第49师战斗力也是名不虚传。虽然遭到突然打击,但很快稳住阵脚,占据几个小山包,利用松树与灌木丛掩护,就地转入防御。红军冲到哪里,国民党军就在哪里顽抗,并拼命地反击。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白热化。官兵们经过草地行军,枪弹所剩很少,难以压住敌人,只能拼死向前靠近敌人,用手榴弹、大刀同敌厮杀。前边的倒下了,后面的继续前进。战场上到处硝烟弥漫,杀声动地,双方战成一团,各个角落都展开了肉搏战。

李先念命令所有人员包括机关的干部、宣传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拿起枪冲锋,自己和程世才开始时还在后面通过电话指挥,后来也拔出手枪带着警卫员上了最前线。红30军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都冲向了敌群,一往无前。

红88师第263团、第265团紧随红268团前进,并在红268团的协助下,猛攻包座桥西北的国民党军第291团,仅激战一小时,即全歼敌军四个营。红89师第266团、第267团对包座桥以南的国民党军第289团实施围攻,逐渐将敌压迫于包座河畔的一个小山头上,最后全部歼灭。红89师第264团则与红268团一部,并肩进攻包座河东岸的国民党军第294团主力和第49师师部及直属队。

伍诚仁见包座桥已丢,各团损失惨重,率师部退守大戒寺。红264团包围大戒寺,不停顿地连续猛攻。战至9月1日凌晨2时,重伤的伍诚仁在夜色掩护下,率余部逃往踏藏。留下的二百余名守军在红264团喊话下,全部缴械投降。

包座战斗,刚刚走出草地的红30军,以疲劳之师攻击精锐之旅,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重创国民党军第49师,毙伤敌四千余人,俘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取得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个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困死于川西北草地的企图。

在红30军与第49师激战的同时,红4军第10师也在师长王友均指挥下,对驻守下包座之国民党军一个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固守求吉寺,凭借坚固的碉堡、工事进行顽抗。红10师四面围攻,但因缺乏重武器,无法摧毁敌军工事,加上守敌火力强大,始终无法靠近寺院。王友均打红了眼,亲自将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射击,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为避免更大伤亡,徐向前下令停止进攻,转为围困。

至此,红军右路军部队完全走出草地,并扫清了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门户。包座战斗后,红4、红30军位于包座地区,红1军由阿西进至拉界地区,红3军进入班佑、巴西、阿西地区,中共中央、前敌指挥部进驻潘州,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红军终于摆脱了川西北的苦寒之地,前面北上前景一片光明。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空前的危机正向党和红军逼来。张国焘不但拒绝两路红军会合迅速北上,而且提出并顽固地坚持南下主张,导致了党和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裂。

(责编:杨文全、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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