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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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过草地

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使得蒋介石分别聚歼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企图完全破产，这使得他非常懊恼。但红军进入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又使他重新看到了困死和消灭红军的希望。他在成都连续召见薛岳部师以上高级军官开会，分析红军会师后的动向，认为：红军如果北上，将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占道再出文县、武都，与在陕甘活动的红25军徐海东部会合。无论红军走哪一条路，在蒋介石看来都是纵虎归山，后果难以预料。他的基本意图是，彻底堵住红军可能北上的路线，将红军封死、困死在川西北。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薛岳8月上旬将前敌指挥部进至文县，以周浑元纵队进至武都，堵截红25军；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策应胡宗南部作战，并调胡宗南第2纵队归薛岳指挥，集结于松潘、漳腊、黄胜关，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另外，蒋介石对西北“剿匪”重新部署，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杨虎城、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等西北各省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并从豫皖边调第3军王均部入甘，在夏河两岸的和政、临桃、渭源、武山、天水一线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从江西调第37军毛炳文部至甘肃静宁、会宁、华家岭、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各部陆续行动，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日趋紧张。必须立即行动，出奇制胜，方能抢在国民党军形成新的封锁线之前，走出川西北，实现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在毛儿盖举行会议，重新讨论北上路线。除中革军委成员外，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国民党军似已判定红军有改道进入甘肃、青海的企图，故胡宗南部重兵鏖集松潘，防止红军北进；川军从东、南面步步紧逼，企图牵制红军；薛岳部则意图先期控制夏河、洮河流域，以达紧缩和围困红军于现在地区之目的。而陕甘各省国民党军亦在调集中，准备阻止红军北进。红军的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民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未能实现预定目的。因此决定，立即分兵两路，改道北进，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攻占阿坝，迅速北进洮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同日，中革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共二十个团，编为左路军，“以主力一部迅速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兵力打通阿坝到墨洼路，以接引我右路军”。另以一部兵力在抚边、党坝“坚守要点，积极打击，以掩护我军主力转移。同时川敌如进，应坚决遏阻，在有利时机应集中兵力一部，实行回击而消灭之”。

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共十二个团，编为右路军，“向班佑、阿西（巴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

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1师和第35团共七个团，为牵制部队，“沿小姓沟至羊角塘，牵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

红一方面军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269、第29团共六个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并首先打通茨坝、杂窝到波罗子道路，以便在有利时机，经此路循右路军后北进”。

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杂谷脑、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一切器械资材及伤病员统向该方转移。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首先准备迅向阿坝开展”。

随后，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和我情，对各路部队的行动兵力与方案进行局部调整，决定将牵制部队和总预备队全部编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共辖红1、红3、红4、红30军计四个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共辖红5、红9、红31、红32，红33军计五个军。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

“夏洮战役计划”发布后，红军各部立即分别向集结地域开进。右路军部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左路军部队则集结马尔康、卓克基。

红军在毛儿盖修建的关卡

风波再起

沙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虽然在会上对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表示赞成，但会后却在与徐向前、陈昌浩的交谈中，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极大不满，表示要与毛泽东等人斗争到底，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意见”，企图拖延部队行动。对此，徐向前明确表示反对，说：“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勉强同意部队北上，并与朱德率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一部离开毛儿盖南返卓克基，准备指挥左路军行动。可到了卓克基后，张国焘再次对北进的方针产生怀疑，重新提出了西进甘肃、青海的方案，拒绝执行中央确定的北进路线。朱德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张国焘）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烟稀少，……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因而，张国焘不但想要西进，而且拖延右路军部队集中时间，并向中央提出了对北上行动路线的意见，甚至想要让已经北进的部队掉头再占抚边、理番。

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最初决定左路军向阿坝方向进攻，右路军配合行动。因而，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右路军派两个团作为先遣队向班佑侦察前进，准备占领并控制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左路军北进，同时向松潘之敌佯攻，吸引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配合右路军北进。

但就在红军各部开始行动的时候，南线之国民党军刘文辉、李抱冰等部加紧进犯红军，党坝、耿达桥相继失守，红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在分析了敌情、地形、气候等因素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认为，要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迅速前出至夏河、洮河流域作战，红军必须集中全部主力，以最快的速度经班佑北上。因此，主张调整战役计划，以右路军前进路线为主要方向，左路军立即向右路军靠拢，同出班佑，向北前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赞成。8月11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电示红1、红3军首长：“我军前进道路，一经阿坝，一经班佑。阿坝情况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洮，行程约十二日，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要求“一、三军应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为全军探路。

8月15日，中央正式将改变行进路线的决定电示朱德、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急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同时指出：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班佑以北则粮、房不缺，而且目前洮、夏敌各尚薄，迟则堡垒线成线。因此，“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而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

张国焘却根本不屑回答，坚持左路军经阿坝北进，进而西进出青海、青海边远地区的方案，直到19日才令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军主力，于19日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北进平行路，为先头纵队由班佑向西前进作准备。但同时回电徐向前、陈昌浩，为经阿坝北进辩护：“阿坝仍需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地”，并称：“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右路对松潘，对夏、洮都须单独作战”，反对两军平行北进，集中兵力对敌。同一天，他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强调“查理寺情况不明，由查理寺至班佑路更不知。事实上，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

张国焘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为了确保中央的领导权威和工作机制，对今后的工作实行有力的领导，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窝召开了会议，讨论常委的工作分工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参加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出席，王稼祥列席。会议决定：张闻天兼管组织部，李维汉辅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同时决定，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这一决定，使得中央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会议同时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和《斗争》分别成立编委会。《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李维汉、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做斗争。但为了保证两军团结，确保北上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反对在军事行动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开展党内斗争，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要不指名，不引证。

毛儿盖会议

为了确保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同时统一中央和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的认识，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明确夏洮战役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十二人参加。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部殿后，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首先做报告，说明改变夏洮战役部队行动方向的情况：我们向北行动，存在着两个方向：一是向东到陕西，一是向西到青海、新疆。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红军主力不应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的理由是：第一，从敌情方面说，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构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地区。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逼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第二步占天水，第三步占平凉一带，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第二，从地形方面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符合我们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的需要；第三，从经济条件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第四，从民族条件说，黄河以西大部分是回族、蒙古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基于上述四点，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只以支队到黄河以西，这样就能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

他强调，夺取洮河流域东岸，是夏洮战役的主要目的。目前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着将来的行动。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背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力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

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博古、凯丰在发言中指出：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徐向前提出，红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主张快速北进，然后集中最大兵力向东突击，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关于左、右两路军的行动路线问题，发言者都认为，要达到战略目的和战役计划，应以右路军为基准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而不应以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因为从敌情、时间和地理条件来看，右路军配合左路军是困难的，红军需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否则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

毛泽东在对讨论作总结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向西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被敌人逼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向东的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和全国的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战役方针究竟从洮河左岸前进还是右岸前进，应当依照实际情况而定。但我们目前需要有这样一个方针，就是我们到包座后，调查去岷州的道路，应采取包座至岷州路线。昌浩同志提出的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在民族政策上不应该，从兵力上说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当看成是战略预备队，而不是战役预备队。作战役预备队，它赶不及，我们不应指望他。我们应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决定》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重申了红军北上，开辟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最终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是正确的。

穿越草地

川西北草原，即毛儿盖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所以又称松潘草地。它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联结段，范围大致包括热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部）以南，浪架岭（今松潘县西端）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部）以北，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地势倾斜，起伏很小，一望无际，一些缓坡平岗在其间隆起，白河（葛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蜿蜒，水流滞缓，河汊众多。由于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面似平坦，实则险沼处处。在色彩绚丽的野花丛中，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行其上，极容易陷溺而亡。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雨雪交加。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草地成了绝地，人烟渺见。

对于过草地的困难和危险，中央领导人与红军总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并下达一系列指示，要求所有部队都必须进行细致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各部队也采取了各种措施，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缝制御寒衣物。毛泽东亲自给探路部队部署任务，事无巨细，一一检查、叮嘱。

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红25师74团率先进入草地，占领大藏寺，并继续向查理寺推进。随后，红军主力经过准备，陆续向草地进军。左路军先头纵队红5军、红9军25师、红31军红93师于15日兵分两路，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开始穿越草地，向阿坝前进。

以坚强意志走过长征的部分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合影

与此同时，右路军也兵分两路，向班佑推进。红30军、红4军为右翼，由洞哑、腊子山入草地；红1军为左翼，由毛儿盖经曲定桥、徐支梗沙入草地，经色既坝（色迪）、年朵坝等地北进。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央机关与前敌总指挥部、军委纵队、红3军随红1军后跟进。8月18日，右翼先头部队红30军三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进入草地。21日，红1军军长林彪率左翼先头部队红2师，以红4团为前卫，进入草地。22日后，中央机关和右路军其他机关、学校、部队相继出发。

8月，是草地繁花似锦的季节，自然景观绚丽多彩。但对红军指战员来说，草地之行则是一次死亡之旅。为了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和各军领导人想了许多办法，命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插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个人不准乱挖乱吃；严禁丢弃伤病员，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运送伤病员。尽管如此，红军的草地之行，依旧成为长征途中最艰辛的一段历程。

草地无路可循，只有在向导的指引下，沿着牧民留下的痕迹，踏着掩盖千年沼泽的草甸缓缓而行。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湿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连向导也难以辨清道路。草地中，除偶见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明显地标很少，使人方向莫辨，只能凭指北针行进，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又回到了原地。许多官兵因此偏离路线，陷于沼泽中身亡。

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则直接威胁着官兵的生命。过草地前，部队普遍开展了筹粮工作，并要求每人准备十天的干粮。但川西北物资贫乏，根本无法满足十万大军所需。绝大多数部队远未筹到规定的粮食，有的仅筹到了两天的干粮。因而行程未及一半，众多单位即告断炊。草地中无法补充粮食，甚至喝水都成了问题，涝淤之水被水草经年腐蚀，不仅饮之中毒，而且浸泡过久或伤口接触，都会感染肿溃。干部们纷纷杀掉坐骑，给官兵食用，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缺粮困难。官兵们不得不吃野菜、草根，甚至于煮食皮带、鞋底、马鞍等，连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也有人捡食。

天气也是变化无常。一会儿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一会儿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夹着冰雹扑面而来。夜间气温则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单衣单薄的红军官兵行进、露宿在空旷的草地上，无处避雨，无物御寒，只能在凄风秋雨中顽强硬撑。

参加长征的小红军王东平，他参加红军时仅12岁

风雨、泥泞、寒冷、饥饿、缺氧的折磨，使得红军官兵的体质迅速衰弱，减员大幅增加。许多红军官兵最终没有走出草地。据统计，有上万名红军指战员长眠在草地。许多经历过草地之行的红军官兵，后来回忆往事，都心绪难平。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说：“草地，茫茫的草地，残酷无情的草地，你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宝贵的生命，不少同志在草地的短短几天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北上抗日，迈完征途的最后一步。可是，缺氧、风雪、饥饿、寒冷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第一梯队红1军政委聂荣臻到达班佑后，曾致电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并转周恩来：“一军团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至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十天后，周恩来回电：“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人以上。”而红3军由于最后出动，过草地时，沿途的树皮、野菜都已被采光，因而处境更惨，损失更大。红3军带队担任收容任务的王平回忆说：过班佑河时，他看到对岸有数百人，背对背坐着，一动也不动。过河后才发觉，他们都牺牲了。只发现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但没有等到背出草地，也牺牲了。

“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这些红军留下的诗歌，真实记录了草地的困苦。在如此艰巨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中，支撑着红军战胜困难、走出草地的，是一种坚决跟党走的革命信念，是一种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革命意志，是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团结友爱之情，是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长征回忆书籍和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同是辘辘饥肠，但干部级党员主动取过战士的枪背在身上。指挥员无论职务高低，一律让小坐骑，驮运伤病员，自己与战士一起行军。一个干粮袋，一条军毯，这双手传给那双手，再传给了另一双手，谁都不愿自己留下，都想送给最困难的战友。许多收容队官兵全力帮助掉队的官兵走出了草地，自己却永远躺在了草地上。

每当夜幕降临，红军部队都会点起篝火，官兵围坐一起，靠相互的体温抵御草地的严寒，共度长夜。在一个夜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与战士们坐到了篝火旁。彭德怀开口：“我们请毛主席讲故事好吗?”话音未落，毛泽东就欣然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讲起了故事，讲完后，又点名要张闻天、成仿吾讲留学国外的生活，毫无造作，完全与官兵融为一体。先遣部队进入草地后，遇到风雨，叶剑英、程世才和官兵们坐在湿地上，整整坐了一夜，全身都湿透了。叶剑英给大家谈古论今，并带着人家唱起了《国际歌》，“谈笑歌吟到明天”。在当时，《国际歌》是最好的政治动员，一曲《国际歌》，常常能够让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重振，虽然有的官兵尚未唱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告别了一个又一个倒下的战友，红军终于战胜千难万险，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

左路军先头部队红93师经龙日坝向阿坝前进途中，在档格哈里玛山西南约15公里处与凹北“剿匪”第1路第5纵队麦桑支队司令、阿坝游击司令杨俊扎西率领的2000余藏民骑兵遭遇。红军以优势火力击退藏兵，进至石匠宫（四寨）一带。由红5军和红25师组成的左路军先遣纵队主力，从马尔康、大藏寺一带出发，经卡尔古，翻安得山，过龙尔甲，在石匠宫与红93师会合。8月19日，红军先头红25师占领查理寺。青海军阀马步芳接到红军向阿坝推进的报告后，一面严令杨俊扎西固守，一面调嫡系精锐马彪旅火速增援。但杨俊扎西遭受红军打击后，自知无力拒阻红军，收拾细软，毁弃官寨，逃往果洛。阿坝已经是一座空城。8月21日，红25师占领阿坝。

右路军先遣部队走出草地后，于8月23日在班佑附近贡巴龙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游击指挥部第2支队张莱孝部及毛尔盖藏民部落之一千余名藏兵遭遇。24日晨，红军发动进攻，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乘胜占领班佑。次日，国民党军与藏兵再次来袭，叶剑英令红265团占领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阻击敌军，同时令红264团增援。两团合力打退国民党军骑兵的进攻，并缴获许多马匹。

班佑是个只有二三十间牛屎房的藏民游牧集散地。叶剑英在班佑抓紧调查通往甘南的道路，了解到如按照原定计划由班佑至拉卜愣，还有四天的路程，且需再次穿越草地，沿途会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骑兵的骚扰。而如果由班佑转向东北，经巴西至包座，则可以直趋甘南，且不需要再次穿越草地。

叶剑英向随后到达班佑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正式提出了转道行进的建议。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仔细研究了地图，果断地说：“剑英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就从这里转弯，向巴西、包座、俄界开进，打开一条北上通道。”

右路军部队随即转向东北方向扩展，至27日相继占领巴西、上藏寺、牙弄寨、甲基、潘州等，切断了求吉寺和阿西茸之间的交通。28日，红军一部向阿西茸发起攻击，再败溃敌张莱孝部和胡宗南部一个连，占领阿西茸。

包座战斗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今属若尔盖县）之包座河畔，分为上、下包座，包座河横贯南北，河宽两丈，时值雨季，水深湍急，且岸边坡陡。包座距离巴西、班佑五十多公里，松（潘）甘（南）古道北出黄胜关，经两河口，翻浪架岭，蜿蜒于包座河沿岸之山谷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设兵站于下包座的求吉寺，并以补充旅一个团驻守，利用险要地形，构筑了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

胡宗南接到红军占领班佑的报告后，十分震惊。这位志大才疏的将军自认为卡住了松潘，就断绝了红军北上的道路，做梦都没有想到红军会穿越茫茫草地，绝地出击，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后方，顿时慌了手脚，连忙于8月24日深夜电令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迅速向包座、阿西增援，务必将红军阻止在包座河一线。27日，伍诚仁率部向包座开进。

红军要北上甘南，必须打下包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与政委陈昌浩派人前往包座侦察，开始部署战斗。鉴于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军还没走出草地，红1军又比较疲劳，徐向前主动向中央与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担负进攻任务。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请求。

前敌总指挥部随即作出部署：以红30军89师264团攻击上包座大戒寺之敌；以红30军主力设伏于援敌必经之地——上包座西北地区的山林中，并以小部兵力控制河东岸制高点，准备歼敌援军；以红4军一部攻击下包座求吉寺。红1军集中于巴西和班佑待机。

形成部署后，徐向前带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到中央驻地阿西，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寺内没有桌椅，毛泽东把地图摊在地上，听取了徐向前的汇报，又详细询问了红30军部队的情况，部队掉队的人数，各连有多少人，战士的情绪高不高，生活怎么样，是否解除了疲劳，缺粮食的困难解决了没有，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问到了，然后才对即将发起的战斗作指示，批准战斗部署。

从班佑、巴西到包座，全是难行的山路。任务紧急，程世才率红88师为前卫，李先念率军部和红89师跟进，迅速向包座开进。途中，徐向前急电红30军，通报国民党军第49师增援的消息，要求红30军做好遭遇战的准备。李先念看完电报，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并将军部机关交给参谋长李天佑，自己赶到前卫师预作部署。红30军官兵克服缺粮、疲劳等困难，快速前进，于8月28日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到达了包座，在城边森林中隐蔽集结。

红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原有两万余人，两军会师后调给红一方面军一千六百余人，加上过草地时严重减员，只剩下一万三千人，并取消了红90师番号，只保留了两个师的建制。而国民党军第49师则齐装满员，全师人员一万两千人。两军兵力相差无几，装备却不可同语而论。第49师原属第十九路军，参加过上海抗战，“福建事变”后为蒋介石收编，编入胡宗南部队，装备虽不及胡宗南嫡系第1师，但也配备很强，且各级军官都屡经沙场，经验丰富，部队战斗力较强。红30军既要对付包座的敌人，又要对付第49师，任务非常艰巨。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先念召集部队进行动员，大声说道：“包座之战关系到红军能否打开前进通道。这是两军会师后的第一仗，徐总指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30军，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两大方面军都在看着我们。我们是代表整个四方面军部队在作战，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我们要用胜利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捷。”

29日晚，红264团向上包座守敌一个营发起攻击。经彻夜激战，连克敌军外围据点，歼敌两个连，但残敌退居大戒寺，固守待援，双方形成对峙。天亮之后，程世才与李先念得到消息，国民党军第49师已经逼近包座，遂令红264团以一部兵力对据守大戒寺之敌围而不攻，迫其求援呼救，军主力隐蔽进入上包座西北山地的预设阵地，准备打援。

国民党军第49师沿着松潘通向包座的大道开进，于30日下午4时半到达了距上包座约十五公里之松林口。伍诚仁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在第49师整编后被蒋介石亲自委任为师长，傲气十足。虽然其部属在中央苏区作战时曾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力劝其小心推进，避免夜战。但伍诚仁坚信走出草地的红军已经是疲惫之师，根本不相信红军还有能力与他的师抗拒，因而下令部队连夜进攻，以一个加强团迅速前进，占领包座河西岸高地，掩护师主力前进；以一个团主力向上包座、大戒寺进攻，与守军会合；自己率一个团和直属队随后跟进。

下午7时，战斗打响。国民党军291团附一个营进入大戒寺地域，猛攻红264团。李先念、程世才立即令红264团稍作抵抗即向大戒寺东北后撤，诱敌深入。8时，国民党军291团占领上包座，与大戒寺守军会合。伍诚仁志得意满，将师部及师直属队移驻大戒寺，边向胡宗南报捷，边下令部队“向当面之匪攻击前进”，“迫匪于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

31日，第49师全线向北推进，两个团位于包座河西岸背水而战，一个团位于包座河东岸。红30军部队沉着应战，以一个团节节阻击，依托一些小的山头边打边撤，逐步将敌诱入了即设阵地。同时也在战斗中，渐渐摸清了第49师的作战特点：连、排分队战术比较灵活，也相当顽强，火力也很强。程世才边看边对李先念说：“这个49师不简单，战术上有一套，要收拾它得费点工夫。”李先念回答：“它再硬也硬不过红军，只要把它诱进来，避开它的火力，靠近它，我们就有办法。”两人商议后，决定部队进攻采取多梯队的疏开队形，同时集中所有火力打其一点，先拦腰斩断，打乱其队形，再各个歼灭。

下午3时，第49师全部被诱进了红30军的伏击圈。这里是一个山谷，山上全是原始森林，粗大的松树满山遍野，红30军部队隐蔽在松林之中。伍诚仁将红军的边打边撤看成是节节后撤，他命令全军全力进攻，全歼“共匪”。其属下团长经过一天的战斗，也认定红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所以督促部队放胆前进。

红30军本来计划黄昏发起总攻，但国民党军前进较快，先头分队很快就要冲破红军的最后一道阻击阵地。李先念和程世才商量后，决定提前发起进攻。下午5时，李先念一声令下，冲锋号四起，隐蔽在树林中的红30军部队一齐出击，冲下山坡，扑向敌群。

“百战百胜团”红268团直扑第49师阵线的核心包座桥，如一架铧犁在国民党军的部队中犁出了一道血路。前面是几挺机枪开路，后面全团官兵呈疏开队形，手持大刀跟进，远了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近了用大刀砍，很快冲上桥头，将国民党军的三个团切成了三段。伍诚仁见势不妙，亲自组织部队进行反扑，从包座河两岸对红268团进行夹击。红268团左冲右突，以白刃拼杀打垮敌军的数次冲击，死死地卡住了包座桥，使得第49师部队无法靠拢。程世才后来回忆说：战后，“当我们经过这段阵地时，几乎每一步都会踏到烈士的鲜血。有一个烈士，一只胳膊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大刀片”。

第49师战斗力也是名不虚传。虽然遭到突然打击，但很快稳住阵脚，占据几个小山包，利用松树与灌木丛掩护，就地转入防御。红军冲到哪里，国民党军就在哪里顽抗，并拼命地反击。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白热化。官兵们经过草地行军，枪弹所剩很少，难以压住敌人，只能拼死向前靠近敌人，用手榴弹、大刀同敌厮杀。前边的倒下了，后面的继续前进。战场上到处硝烟弥漫，杀声动地，双方战成一团，各个角落都展开了肉搏战。

李先念命令所有人员包括机关的干部、宣传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拿起枪冲锋，自己和程世才开始时还在后面通过电话指挥，后来也拔出手枪带着警卫员上了最前线。红30军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都冲向了敌群，一往无前。

红88师第263团、第265团紧随红268团前进，并在红268团的协助下，猛攻包座桥西北的国民党军第291团，仅激战一小时，即全歼敌军四个营。红89师第266团、第267团对包座桥以南的国民党军第289团实施围攻，逐渐将敌压迫于包座河畔的一个小山头上，最后全部歼灭。红89师第264团则与红268团一部，并肩进攻包座河东岸的国民党军第294团主力和第49师师部及直属队。

伍诚仁见包座桥已丢，各团损失惨重，率师部退守大戒寺。红264团包围大戒寺，不停顿地连续猛攻。战至9月1日凌晨2时，重伤的伍诚仁在夜色掩护下，率余部逃往踏藏。留下的二百余名守军在红264团喊话下，全部缴械投降。

包座战斗，刚刚走出草地的红30军，以疲劳之师攻击精锐之旅，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重创国民党军第49师，毙伤敌四千余人，俘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取得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个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困死于川西北草地的企图。

在红30军与第49师激战的同时，红4军第10师也在师长王友均指挥下，对驻守下包座之国民党军一个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固守求吉寺，凭借坚固的碉堡、工事进行顽抗。红10师四面围攻，但因缺乏重武器，无法摧毁敌军工事，加上守敌火力强大，始终无法靠近寺院。王友均打红了眼，亲自将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射击，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为避免更大伤亡，徐向前下令停止进攻，转为围困。

至此，红军右路军部队完全走出草地，并扫清了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门户。包座战斗后，红4、红30军位于包座地区，红1军由阿西进至拉界地区，红3军进入班佑、巴西、阿西地区，中共中央、前敌指挥部进驻潘州，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红军终于摆脱了川西北的苦寒之地，前面北上前景一片光明。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空前的危机正向党和红军逼来。张国焘不但拒绝两路红军会合迅速北上，而且提出并顽固地坚持南下主张，导致了党和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