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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毛泽东时时处处关心人民疾苦

李焱平

2016年09月02日07: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含图片)原载于《党史文汇》2016年第7期,系党史文汇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1953年,毛泽东、陈毅、罗瑞卿访问南京郊区尧辰乡农村。

1953年,毛泽东在武汉蛇山与小商贩交谈。

1957年,毛泽东在天津郊区视察。

纵观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会深深地感到他始终在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最崇高的使命。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处处都能看到他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的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看到他对人民群众无限关怀的赤子之心和深厚情谊。

情系百姓疾苦与生俱来

毛泽东,这个从偏僻的小山村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生来就属于人民。他心系百姓、关爱百姓、体恤百姓的情怀是与生俱来的。他从青少年时起就有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就有了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志向和抱负,为了人民翻身解放,为了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人民幸福生活,他战斗了一生,革命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体现了这种执著的意志和奉献的精神。

毛泽东自小生活在湘南韶山冲的农家里,和劳苦民众有着不解的渊源,对百姓的疾苦与荣辱感同身受。他从6岁起就开始做一些砍柴、拔草、拾粪、放牛等农活。8岁开始读私塾后,他还要早晚放牛拾粪,农忙收割庄稼。到了十四五岁,他几乎天天和家里的长工一起犁地、耙地、栽秧、割禾等,并与长工们比赛,抢重活干。这些经历使他对老百姓的生活体会是很深的。

毛泽东从小就无限同情劳苦大众,与他母亲文七妹的言传身教有很大的关系。他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性情温和,品德敦厚,同情贫弱,乐于助人,在虔诚地烧香拜佛时常常把“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等理念灌输给孩子们,且经常帮助和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们,每逢灾荒年月,还不时背着丈夫送米给讨饭逃荒的人。这都使毛泽东受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毛泽东在读私塾时,中午不放午学,带饭在塾馆中吃。当他看到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学没有饭吃,便常常分一些饭菜给他们,有时干脆把饭全给了同学们,自己却忍着饥饿,等回到家吃晚饭时再饱餐一顿。母亲知道了以后并不怪他,反而每次给他多准备些饭菜。有一年天气很冷,毛泽东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一位穿得破烂单薄、冻得发抖的同学,就毅然把身上穿的一件半新的夹袄脱给了这位同学。母亲得知后也没责怪他。

毛家有个做短工的农民李南华,同时租种了毛家两亩地。一年秋收后,父亲叫毛泽东去李家收租谷,可那年收成不好,李家人口又多,生活相当困难。看到此境况,毛泽东转身回家到谷仓里把谷子堆高,造成增加了不少谷子的假象。父亲看到高高的谷堆,以为租谷已收回。此后,毛泽东还劝说父亲把自家的那两亩地转给李南华,尽力关心和帮助着李家人。

年少时的毛泽东同情和关心百姓,不仅包含着朴素的思想感情,而且富有正义感,敢于仗义为百姓打抱不平。有一年,村里一个叫毛承文的贫苦农民,几次带领穷人“吃大户”“闹平粜”,并揭发了族长在修祠堂时贪污公款的丑行。因此,族长恼羞成怒,给毛承文扣上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毒打。虽然当时有很多乡亲愤愤不平,但却敢怒不敢言,唯有毛泽东毫无惧色,秉公直言,据理力争。族长见毛泽东是村里较富裕的毛顺生的儿子,加之众怒难犯,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最后不得不放了毛承文。

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原因是湖南洞庭湖发大水,长沙、湘潭、衡阳等地闹旱灾,投机商人和富豪地主不仅不救灾,反而囤积谷米,导致粮价飞涨,穷人们买不起粮食,有人全家投河自尽,饥民们去衙门请愿却遭到枪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饥民们放火烧了官府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和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许多人被杀后头颅悬挂在长沙城的南门外示众。这件事使毛泽东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饥民,同自己家人一样是无辜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起来造反。百姓们的这种悲惨境遇,在少年毛泽东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毛泽东后来称其“影响了我一生”。

1911年春,毛泽东离开韶山赴长沙上学。后来的读书求学经历,使毛泽东情系百姓的历史情缘更加深重浓厚。少年时代,他偏爱阅读当时被称为杂书的《水浒》《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小说。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此纳闷了很久,后来终于发现小说里所颂扬的人都是老百姓的统治者,这些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和导致的原因。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在亲身体验和感受了劳苦百姓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与求解放、盼幸福的强烈愿望后,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为民请命的革命道路。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论遭受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毛泽东都始终把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作为奋斗目标,这也是他革命不止、战斗不息的动力所在和力量之源。

关注百姓利益细致入微

毛泽东一直非常清楚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更需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常对身边人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他还常说:你若要群众拥护革命,你就要关心群众。这是毛泽东身体力行的切身体会。因此,他历来把走群众路线看作党的根本路线,并十分注重以务实的作风去做群众工作,进而把群众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把群众工作的基点放在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上。

早在创建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并在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具体讲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进一步说明要注意的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他把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具体到衣、食、住、行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由此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群众利益问题是很具体的,是关系群众实际生活的一系列问题。最后,他强调: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进了遂川县城。城里家家户户关着门,没有一个人影。毛泽东找到毛泽潭,对他说:“我们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把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虽然工作繁忙,也坚持做宣传工作。小街上住着一个老头,他的儿子和媳妇听信了白军的谣言,进山藏起来了,老头腿部伤肿,来不及走,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门被推开了,有人走近他轻声轻语地问:“老伯,你好哇!”老头诧异地睁开双眼:“你是什么人?”老头问道。毛泽东亲切地说:“大伯,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他一边说,一边查看老头的腿伤,发现伤口红肿化脓得十分厉害,便叫一个战士去弄来一撮盐,泡水给老头洗伤口。边洗边说:“不要紧,伤口发炎,等会我叫人给你送点药来。”毛泽东又叫一个战士留下一只米袋,为老头熬粥。老头非常感动,把满腹话语向毛泽东倾诉,并表示要把藏在山上的儿子和媳妇叫回来,把左邻右舍喊回来。

1928年春天的一天,毛泽东从外边开完会回到塘边村,发现有不少禾苗被牛踩倒、吃掉了。经过了解,知道是因为没有大路,牛在田里乱走造成的。一回到村里,毛泽东就把情况告诉了党支部书记徐天元,并指示应该把路修好,因为这是关系到群众利益的大事。然而,村里有人认为石基路修不成,因为过去铺了好多次石子,结果都给雨水冲垮了。毛泽东听了,便讲了修路对方便群众的作用,并借用“伸开五指和捏紧拳头哪个力气大”的道理告诉大家说:“石基也要用泥土接起来,才经得起水冲和人踩嘛。”受到启发的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对,照毛委员的话去做。”接着,毛泽东又对从哪里开工、怎么修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安排。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大干数日,没多久,塘边村就有了直通外界的大道。

1929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到赣南和闽西,组织和发动民众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忙于处理各种军政事务的过程中,也没有忘记解决关系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对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研究后,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水旱灾害和水土流失问题,他提出: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兼任水利委员会主任,每村要有一名水利委员,兴修水利时,要发扬互助合作精神。

1931年盛夏,毛泽东住到瑞金叶坪村。为了给当地规划比较长远的水利设施,毛泽东曾带领区乡工农民主政府干部冒着酷暑沿锦江直上几十里,勘山察水,规划修筑水陂、水坝。在锦江岸边,毛泽东还帮助农民安装了一架筒车,并嘱咐说:如果一家一户制作筒车有困难,可以几家联合起来装。乡亲们抗旱时,毛泽东经常在夜间来到田间地头,同乡亲们并肩车水,并向他们宣传夺取丰收支援革命战争的意义。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到沙洲坝。那时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一天傍晚,毛泽东看到一位老伯从池塘里挑来的饮用水很不干净,并了解到多年来村民们吃水比较难,如今又来了这么多红军,用水就更紧张了。毛泽东得知此情况后,彻夜难眠,反复考虑着如何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便到村里村外察看,思考着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子里的办法,然后组织干部战士用大楠竹做材料,铺设了一条简易的水管,用一个大木桶接住并蓄起来,暂时解决了饮水的问题。毛泽东还不放心,为了把沙洲坝的用水问题彻底解决好,他继续带着区乡干部和红军战士,跋涉几十里去寻找水源,亲自勘定了章义坑、峨公坑、九节坑等几个水库坝址。同时又从眼前着想,决定在村里打井。尽管当地自古以来没打过井,没人会打井,但也要试一试。经过勘探,选好位置,先后打了两口井,第一口井因离坟场近没用多久便放弃了;第二口井打好后,还专门铺上木炭和沙子作为过滤设施,保证漫上来的水质可饮。村里的乡亲喜出望外,有一位老婆婆双手捧起又清又甜的井水喝了一口,高兴地说:“毛主席,您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解放后,沙洲坝村民在井台上竖起一块纪念碑,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两行醒目的大字。

关爱百姓情感真挚深厚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成为万众敬仰的人民领袖。但他并没因此而远离群众,高高在上,而是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与百姓走得更近了,与群众的感情更深了。无论是在稳定环境还是艰苦转战中,他都时刻惦记着群众,满怀深情地关怀和体恤百姓,全身心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如他所说:对于共产党人,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1935年10月后,来到陕北的毛泽东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他在抓好党中央工作的同时,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关注陕北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他虽然十分繁忙,但只要是有关群众生产与生活的问题和困难,他总会放下一切工作,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及时解决,绝不拖延。农忙时,组织机关干部下乡帮助抢种抢收;群众受了灾,立即送去救灾物资;天旱了,他下乡了解旱情,组织群众修渠道办水利。对于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具体到娃娃上学、农民识字、防病治病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都常常过问,发现群众困难,立即组织人员出手帮助,甚至亲自办理,解决问题。这种务实的作风是他工作作风的体现,更是他爱民心切的体现。

他看到陕北文化落后、卫生条件差时,就要求部队中有文化的人,要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兴利除弊,逐步改善陕北根据地的环境,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时时提醒:“应该给老乡宣传搞卫生可以预防和减少疾病,带头修建厕所,沤粪积肥。陕北窑洞没有窗子,室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我们应该宣传,帮助他们开窗子。”

在延安每当逢年过节,中央机关都要安排一些文艺演出。毛泽东总忘不了派人通知周围的老乡也一起来看,让这些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农民也饱饱眼福。刚开始,机关干部和部队因为来得比较早就坐在了前边,老乡们收工晚来得晚就坐在了后边。毛泽东看到此事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老乡们生产忙,看戏机会少,路又远,我们要尊重老乡,应该让他们坐在前边。从此,每逢有演出,大家就招呼老乡们往前坐。久而久之,这就成了大家都自觉遵守的“制度”。

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迁到了陕北保安。这里山大沟深,地高气寒,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加上历次战争的破坏,城里竟然没有一家商店,日用品奇缺,老百姓买盐要赶上毛驴到700里外的宁夏盐池去驮,一盒火柴要用十几个鸡蛋从小贩手里换,衣服布匹更是难买,有的家里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竟要穿几代人。看到这些,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他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里说:“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在保安城里办一个供销社?”这些负责人考虑了一下,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满意地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比如办供销合作社,就是群众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们要到群众中调查研究,看群众迫切需要哪些东西,比如布匹、火柴、食盐。你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接下来,毛泽东又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力量运输货物等问题。不久,保安的供销社开办起来了,这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1941年6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一座小礼堂中召开征粮工作会议。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雷电把礼堂中的一根木柱子劈断了,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不幸被击死。有老百姓借此发牢骚说,为什么雷公不击死毛泽东呢?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没有让保卫部门去追查说这话的人,而是深刻反思工作中到底有哪些失误和过错,竟然激起群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因为他深知,“足寒伤心,民怨伤国”,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后来了解到,陕北不到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要征20万担公粮,老百姓负担不起,因而产生了不满。于是,毛泽东马上建议,征粮由20万担减到16万担。同时,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百姓负担。

1944年,毛泽东听说侯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就把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找来询问情况,并且亲自指示中央医院到侯家沟把水化验一下。化验结果发现那里的水中含有有害物质。医疗队指导群众对水进行必要的处理,帮助群众防病治疗。一年后这两个偏僻山村都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在枣园川,有一条十里长的水渠,当地群众称它为“幸福渠”。这条渠是1944年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时修建的。他看到农民浇地困难,就动员中央机关和农民一起修渠,解决了当地5个村12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使枣园川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庄稼连年丰收,基本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全国内战爆发后,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一路转移到神泉堡村。过了没几天,1947年的9月末10月初,连着刮了几天几夜的西北风,气温骤降,寒气逼人,漫山遍野未成熟的秋庄稼被蒙上了一层霜。眼看快收获的庄稼遭受着霜冻,毛泽东睡不安稳了,10月2日天刚麻麻亮,便急匆匆到田里查看庄稼受冻情况,并从乡治保委员刘青山那里了解到,得赶紧回收受冻的秋庄稼,同时扩种些冬麦。可胡宗南部队把麦种都抢去了。看到老乡们遇到如此困难,毛泽东即刻指示机关和部队全体出动,帮老乡抢收抢种,还动员大家把口粮中的小麦节省下来,支援老乡做种子。忧乐百姓情意经久不衰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身居高位,但他依然保持人民领袖的本色不变。他那颗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更加火热,关爱群众的情意更浓,为民操劳的身影随处可见。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异常繁忙,不再可能像过去在中央苏区、陕北、西柏坡时那样经常和普通老百姓接触。但只要有机会,他还是喜欢到处走一走,借以接近群众,和百姓们聊聊家常,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情况和心中的愿望。

1950年初夏,淮河流域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淮河以北的20个县和淮南沿岸7个县均被洪水淹没,80余万间民房被冲倒或淹塌,受灾人口计990余万。由于水势过猛,有些灾民来不及逃生,或被淹死,或栖身树上,有的从树上坠水丧生,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灾情之惨重,百年一遇。毛泽东看到安徽省委负责人发来的灾情报告时,不禁潸然泪下。他用笔在“不少是全村沉没”“灾民被毒蛇咬死”等处画上了重重的线,并对秘书田家英坚定地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当即给周恩来批示:“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年初,北京市的“三反”运动已经进入高潮。3月中旬,为了掌握基层单位开展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听听群众的反映。他轻车简从,来到德胜门外的郊区。当时正是中午,四处无人,毛泽东随意走进一片菜地,小心地走着,以免踩了刚长出的幼苗。不一会儿,菜地的主人走了过来。他看到有人进了菜地,正要阻止,却认出了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毛泽东,不禁愣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毛泽东连忙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亲切地问他:“贵姓?这是你的菜地吗?”老汉仍然有些窘迫地说:“我姓吴。是我的菜地。刚才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菜地来了客人,原来是毛主席。”毛泽东又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家中有几口人?”吴老汉见毛泽东这样随和,就放开了,自豪地说:“解放后生活好多了,家中还有老伴和三个儿子,两个大的都参加了革命,我是光荣军属呢!”毛泽东听了这个回答非常高兴。他接着问:“村里搞‘三反’了吗?”吴老汉说:“搞了。我还是村检委会的主任呢!”“区政府欺侮群众吗?”吴老汉实话实说:“没见到区政府欺侮老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不大干净,‘三反’运动真是好政策!”毛泽东欣慰地笑了起来。

1952年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兰封(今兰考),开始了对黄河的考察。第二天,毛泽东走出专列,向西北方向约两里远的一个小村庄走去。进村后,毛泽东走进一户农家。这是一户老贫农,儿子参军了,只剩下老两口。老婆婆看见毛泽东来了,身后还跟着一群人,赶紧上前把毛泽东迎进屋里。一边请毛泽东喝水,一边向他述说现在过的好日子。她顺手取下馍馍篮子,还指着床上的被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满意地笑了起来。看完了,毛泽东向老婆婆辞别后刚走出门,便碰上背着褡子从城里回来的老汉。老汉惊喜地张开双手,拦住毛泽东,亲热地嚷嚷起来:“别走啦,在我家吃了饭再走!”毛泽东亲切地看着眼前的老汉,问他多大年纪,家里粮食够吃不够吃。老汉一一告诉了他,还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您说,俺们这里地不少,就是不多打粮食。这盐碱地有法治吗?这黄河水害有法治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能治!”之后,他把治理黄河的事情时常挂在心上。仅从1953年到1955年,他就3次听取了河南省委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关于治理黄河情况的汇报,提出了许多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意见。他一再指出,在工作中要坚持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把治理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7年底,不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的脸色都很不好,常常陷入深思。12月中旬的一天,警卫中队卫士马维探家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对他家乡的调查报告,并带回一个掺和着粗糙糠皮的又黑又硬的窝头:“主席,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乡亲们就是吃这种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我爹我娘也是吃这个。”毛泽东的手微微发抖地接过窝头,费劲地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吃,大家都吃。”他一边流泪一边将窝头分给身边的卫士,哽咽着说:“吃啊,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田人吃的口粮啊……”当天他没有吃饭,晚上失眠了。卫士长李银桥劝毛泽东休息,可毛泽东却感叹地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己搞生产,生产力应该得到解放么……”久久不能入睡的毛泽东便起身冒着冷风到院中散步,不断地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多日,毛泽东都在反复思考着。“我们国家现在的社会制度,是远远优越于旧中国的。”随后,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钢铁生产“十五年赶上英国!”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毛泽东为人民幸福安康而日夜操劳着。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经常深入农村、企业、部队、机关、学校、街道进行调查研究,走到群众中体察民情,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百姓疾苦,祖国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无不感受到毛泽东那深重浓厚、真挚坦诚的百姓情怀,感受到毛泽东那朴实无华、终生不变的人民领袖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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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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