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月06日11:07 来源：南方日报
1934年12月12日，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通道会议，在恭城书院一间讲堂召开。
红军在湖南城步翻越的老山界，被称为“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
老红军邹盛栋之子邹贤松向采访团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
在位于湘桂交界处的湖南通道县罗蒙山下，始建于宋代的恭城书院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黑色的沉木深扎乡土，青色的飞檐眺望远方。穿过门楼，走过讲堂，经历数百年风雨岁月的砖瓦廊柱，无不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
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伤惨重，然而红军战士不畏艰难，继续前行，翻过巍巍老山界，到达通道县。在恭城书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召开了一次“飞行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决定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西行，朝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尽管这次会议十分短暂，但它直接促成了长征路线的转变，成为红军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节点。
盛夏时节，采访团重走湖南境内的长征路，寻找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忆犹在眼前的历史。
■档案
1934年9月，红六军团从广西翻越湘桂交界的大山进入湖南，并先后经过城步、通道等地。12月4日，中央红军按原计划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开始翻越老山界。12月11日，中央红军到达通道县，并于12日召开通道会议。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再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
重走
通道恭城书院见证转折历史
在数百年的时光里，恭城书院见证了太多的历史，而其中尤为引人内心澎湃的，就是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过通道县之时，在此召开了通道会议。
“这里就是会议的场所，这张桌子和围在四周的椅子，都是当时开会时的样子，毛泽东坐在这里，李德坐在对面……”恭城书院一间古朴的讲堂内，讲解员讲述了当年会议的情形。
82年前的冬季，通道县寒风阵阵。经历了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带着折损过半的惨烈印记翻越老山界，抵达通道县城。接下来，大部队要去往何处，前进路线应通向何方，成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湖南日报》发表的《中央红军通道转兵》一文写道：1934年12月12日，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通道会议，在恭城书院一间讲堂召开。因为会期只有一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它为“飞行会议”，意指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且会期很短。
通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出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李德、博古坚持按原计划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情报显示，当时蒋介石已调集20万重兵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途上布下了“口袋阵”，如果红军执意北上，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分析了当时局势之后，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向西进军，到敌军兵力较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毛泽东当时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当晚7时30分许，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叙述这段历史时说：“正是在这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再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
湖南省怀化市文联主席、长征史研究人员杨少波认为，通道会议为接下来的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必要准备，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如今在通道县，当地人在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通道转兵，中国转运。”
群众给红军送饭红军赠木桶答谢
通道县杉木桥乡小水村，村党支部书记李明良带着采访团一行爬上了险峻的大坡界。“这些土坑就是红军当年作战时的战壕，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最后8名红军跳崖的地方。”他指着山头的断崖处说。
采访团成员走到崖边向下望去，崖壁斜矗，苍木高悬，让人不觉打起寒颤。
1934年9月，在中央红军尚未西进之时，作为长征前期探路先遣队的红六军团，曾在此处与敌人相遇。敌人凭着对地形的熟悉，派一部分兵力抄近路从大坡界对红军发动突袭，将红军大部队截为两段，另一部分敌人则从大坡界两翼迂回包抄，企图两面夹击，一举吃掉红军。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冲出包围，红军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杀出一条血路，抢占了大坡界的另外一高地，然后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以为是红军的增援部队到了，便集中火力对准这个排所在阵地。最后，30多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只剩下8人坚持作战。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8名勇士誓死不当俘虏，集体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如今，这里半山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有萧克将军题写的“红军精神永存”几个大字，石碑旁松柏森森，安静肃穆。
对于红六军团在小水村的战斗，村民有着很深的记忆。李明良小时候就常常听奶奶石益秀讲述当年给红军战士送饭的往事。
“奶奶那个时候20多岁，刚刚嫁到李家。红军在小水村作战后的那天傍晚，家人听到不远处侗族鼓楼上有人喘息，奶奶就和太婆两人去看情况，发现有4名红军战士在那里休息，他们是炊事班的，都受了伤，行动不便。奶奶和太婆回家拿了吃的送给他们。红军战士为了表示感谢，还送了两个木桶给我们家。第二天早上奶奶她们再去看的时候，红军战士已经离开了。”李明良说。
百姓红军鱼水情深，如李明良所讲述的红军得到群众帮助的故事，在整个长征路上数不胜数。
“第一座难走的山”如今已成高山牧场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这是陆定一在《老山界》一文中所写的长征路，他称老山界是“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因为这篇文章，老山界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特别的印记。
在湖南城步县南山风景区蜿蜒的山路上，竖着一块“老山界”的石碑。石碑旁，一侧是万丈悬崖，一侧是笔直山峰。城步县党史办负责人杨宗兴说，红军当年从这里经过，穿过比人还高的茅草丛，爬上了山顶的南山牧场区域。
如今，采访团乘坐巴士沿着盘山公路轻松抵达山顶。野生的草丛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从澳大利亚接种而来的牧草，一望无际的高山牧场上，牛羊散落其间。
这座牧场的建成，也跟红军长征有所关联。1934年9月8日，红六军团从广西翻越湘桂交界的深山老林进入城步。翻越南山时，一位红军将领看到眼前漫山遍野的青草，许下愿望：等到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在南山办个大牧场，让全国人民喝到南山的牛奶，穿上南山的羊毛。
这位红军将领，就是当时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新中国成立后，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时，亲自挂点在南山办起了南方最大的现代化山地牧场——南山牧场。如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南山牧场已经成为湖南境内十分有影响力的牧场，这里的乳类产品已远销各地。
■纪事
老红军邹盛栋之子邹贤松：父亲说至死不悔当红军
“盛栋兄，运松的来信，我已收到，日后知你全家一切都好及一切情况，使弟非常高兴，近来我家中大小身体正常，生活也过得下去，没有什么问题，请兄不必记念……”在通道县万佛山镇五一村已故老红军邹盛栋家中，一张发黄的家书上，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邹盛栋与远在江西老家亲人的问候，家书薄薄一张，寥寥百字，却饱含牵挂无限。
邹盛栋17岁时在老家江西省上犹县参加红军，是中央红军三军团警卫营营部的一名司号员。1934年12月，邹盛栋在与战友翻越通道县梨子界时，遭遇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下来，他的脸部和背部被炸伤，因而与部队失散。后来，邹盛栋被当地一位姓李的大娘收留下来养伤，伤愈后没赶上队伍，他便留了下来，并做了李大娘的养子。因此，邹盛栋在当地还有一个名字，叫李来生。
上世纪70年代，邹盛栋回了一趟上犹老家。那时候他才知道，曾经参加红军并留在江西打游击的父亲，早已被国民党军队抓住枪毙了。
在邹盛栋的家中，采访团见到了他的长子邹贤松。邹贤松告诉我们，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生前有时会跟他讲起自己当红军的事情，讲的最多的还是作为司号员吹号的事。
邹贤松说，他父亲在2006年去了一趟北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那一次，老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去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感觉非常开心，像是完成了毕生的心愿。
“父亲至死都说，他从没后悔参加红军！”邹贤松说。
■人物
6岁时家里救了1名红军伤员，88岁老人汪己妹仍记得：当年红军“表哥”说了会回来看我
在赴城步采访途中，采访团一路看到许多古朴的侗族廊桥，桥面之上的长廊既可以用于交通，又能够遮风避雨，当地人称“风雨桥”。
在城步长安营乡岩寨村一座“风雨桥”的桥头，88岁的老人汪己妹在此住了半个多世纪。1934年12月，红军经过此地时，汪己妹只有6岁，她和家人一同救助了路过这里的红军战士。采访团来到汪己妹家时，老人家激动不已，换上了一件春节时才穿的漂亮衣裳，声音洪亮地讲起了当时救红军的情形。
当时，红军长征经过岩寨村往通道县方向前进，汪己妹的父亲汪家洪主动为红军带路。然而到了晚上，汪家洪却没有回来，汪己妹和母亲陈秀英都在家中等待着。
“爸爸后来背了个受伤的红军回来。”汪己妹说，到了第三天晚上，家人听到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打开门一开，满头大汗的汪家洪背着一个气息微弱的人进了屋。汪家洪告诉妻子和女儿，在带路完成返回的路上，经过离家不远的桥头边的庙门口时，听到里面有呻吟声。他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脚肿得很厉害，全身发热。看到对方戴的帽子上有红星，汪家洪意识到这是一名红军战士，于是决定把他背回家中。
为了尽快让红军战士养好伤，汪家人用侗族的虫茶替他洗脚，以达到消炎的效果。汪己妹记得那时候自己跑进跑出，帮忙拿药、送水。
后来，汪家人得知红军战士姓张，从江西参军，跟着部队走到了这里，途中受伤后仍坚持行军，直到经过岩寨，终于因为疼痛昏了过去。
为了不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汪家人对外称红军战士是“广西来的外甥”，汪己妹也称他为“表哥”。伤势渐好后，红军战士决定去追赶大部队，汪己妹还哭着不让“表哥”走。
如今，头发全白的汪己妹仍然记得红军“表哥”告别时的话语：“小妹妹，等革命胜利了，如果我还活着，一定回来看望你们。”
然而，80多年岁月苍苍，红军“表哥”没有再回踏上汪家附近的风雨桥。
（记者 金祖臻 李书龙 见习记者 朱晓枫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万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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