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先锋 渡河东征

红一方面军的故事之二： 红军东征，在军事上增强了革命力量，取得了渡河作战的经验；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经济上，筹集款项30多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东征实现了红军真正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并以其重大历史事件永载史册。

1936年2月20日晚8时，骤起的枪炮声划过晋陕黄河两岸的夜空，红军东征渡河战役打响了！

此次东征，前后历时75天，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效。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作为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红军东征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曲。

科学分析 正确决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获得落脚之地，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局面。而且，此时中央领导人内部对于未来发展前途，存在着南下、北上、东进的分歧。彭德怀主张北上，林彪主张南下，毛泽东主张东进。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了红军的行动方针：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晋绥军和红军的优势、劣势作了分析。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东征的行动方针。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军事政策。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等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西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精心备战 蓄势待发

东进抗日的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进入准备阶段。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15只船，每船乘30人，来往一次需要1小时20分钟。全军14000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3至4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

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番号，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1月中旬至2月上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延川永坪及其以东地区集中，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

毛泽东一再提醒要隐秘行事，避免走漏消息。为了确保东渡黄河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于2月5日率部进驻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在此侦察渡口情况并督促相关准备工作。在袁家沟期间，适逢当地连降数天大雪，壮美的风光和大好的心情使毛泽东有感而发，欣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词作《沁园春·雪》。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将此作抄录给诗人柳亚子，随后被刊登在重庆各大报纸之上，并广为传诵。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军力还须更加集中和强化，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2月18日，彭德怀、毛泽东在袁家沟发布《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宣布2月21日晚8时开始渡河。

突破天险 抗日讨逆

由于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渡河开始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

从2月20日晚8时开始，红一、红十五军团1.3万人从北起绥德沟口，南到清涧河口百余里的黄河线上，发起渡河战斗。先头部队迅速控制了东岸的滩头阵地，掩护主力渡河。21日，毛泽东从河口东渡黄河。至23日，红军突破晋绥军防线，占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村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公里的广大区域，并在4天内歼灭和击溃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控制了吕梁山地区的石楼、中阳、孝义、隰县等地。面对红军的进攻，阎锡山一面急调入陕部队返晋，以14个旅分四路反扑，一面致电蒋介石求援。

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号召“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只要同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都愿与之联合，“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

3月8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孝义县大麦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集中重兵消灭晋绥军有生力量。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乘兑九峪晋绥军二、三纵队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攻，在击溃敌主力、歼灭约2个团后立即撤出战斗。

鉴于中央军陆续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等地开进，阎锡山又纠集4个纵队再次向红军反攻，晋西南、晋西北防守兵力薄弱的实际情况，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国民党部队；右路沿汾河与同蒲路南下；左路北上直逼太原，并掩护红一军团。各路红军均取得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举行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瓦窑堡会议以来党的工作与方针政策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提出了“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的解放战争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认为要“区别日寇与卖国贼”、“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要“以发展求巩固”；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和行动方针，明确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4月5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列举蒋、阎阻止红军东进抗日事实，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中国于灭亡”。

为策应河东红军的作战，河西的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趁晋绥军回调之际，迅速进占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部分原来被国民党军占领的陕北苏区。3月底，红二十八军奉命渡河并协同左路军参战。4月14日，为完成恢复黄河交通的任务，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33岁。

回师陕北 一致抗日

4月下旬，集结在山西的阎锡山和中央军已达到51个团，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蒋介石的强令下向陕北推进。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和“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的情况下，红军决定回师陕北，“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和“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等任务。

5月2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返回延长、延川一带。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效：

在军事上，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扩大红军8000多人，增强了革命力量；同时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

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为以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敌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扩大了苏区。

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获得支持；筹集款项30多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

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红军东征实现了红军真正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并以其重大历史事件永载史册。 （记者 姚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