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到底：红军都是钢铁汉

1968年春，孟庆山和孟昱东在一起。 孟昱东供图

［阅读提示］

他们，是后人眼中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钢铁战士”。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穷苦出身的普通农家子弟。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环境险恶，食不果腹……在长征路上，这些足以使人绝望的困境，曾是他们每天要面临的常态。

他们裹着单衣、穿着草鞋，在雪山、沼泽中一步步艰难跋涉。

是什么，让他们杀出重围？

是什么，让他们一往无前？

又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到底？

穿过血与火的往事，近距离感受一个又一个老红军的真实生活与个性。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永不屈服，身处绝境还能苦中作乐

“父亲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时已经60多岁了，却每天从位于省会中华大街的家跑步到5公里外的省军区上班。”

2016年8月20日，记者在石家庄见到了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陈尔云的小女儿陈伟利。

“直到80多岁时，父亲从平安大街和槐中路交口附近的家中到和平医院去做体检，还都是步行。”陈伟利感叹，“近7公里，一步一步走过去，就算对年轻点儿的人来说，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啊。”

“父亲就爱走路，每次儿女们劝他‘这么大岁数了少走点儿’，他那倔劲儿就上来了：‘长征时，雪山草地都过来了，这算什么呀！’”陈伟利说。

不愿停下奔走的脚步，是这些曾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的老红军们身上共同的标签。不服老、不服输的劲头背后，是他们超乎常人的乐观个性。

“父亲的绰号‘孙胡子’，曾经闻名全军。”谈及父亲的脾气，老红军、解放军总参谋部原顾问孙毅的女儿孙雯雷笑着说，“这个绰号就是他倔脾气的见证。”

孙毅21岁时就蓄起了胡子，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他的胡子依然保留。一次，孙毅在路上遇到了朱德，朱德风趣地说：“你可晓得红军的条令规定不能留须，难道你不怕我来关你禁闭吗？”

“不怕，总司令！”孙毅一脸严肃地回答，“人遇到危难时，身上的油跑了，肉掉了，就这胡子不跑，还一个劲长。这胡子义气，像是人的精气神，剃不得！”

“就这样，这标志性的胡子，跟着父亲走过了万里长征，走过了抗日战争……直到晚年，他的胡子依然保留着。”孙雯雷说。

在他们的记忆里，艰苦可以成为趣事，而战胜艰苦则是一种乐事。

“我老伴儿生前每次讲起在长征途中烤虱子的故事，都会哈哈大笑。”老红军、邢台军分区干休所原政委李光照遗孀王竹琴对这点印象很深。

“长征时条件艰苦，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白天太阳光一晒，衣服上的虱子就出来了，将衣服脱下来抖一抖，竟能抖到地上一层。老伴儿总是说，有时候用火一烤，就听到虱子掉到火里噼里啪啦的声音，‘可有意思呢’。”

对老红军、沧州军分区原副政委钟枝棋来说，长征中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学认字了。

“父亲最早开始学识字，就是在长征路上。”钟枝棋的儿子钟华青告诉记者。

“父亲生前跟我说，每次部队集合出发前，连里的文书和识字的同志就用土块、石头在人们铁锨上写一个字，文书讲一遍，然后开始行军，边走边记。休息时，文书还会召集战士每人拾一块石头或树枝，在地上写。”钟华青说。

“有一次晚上休息时，文书专门过来考父亲白天学的字。因为行军太累，父亲怎么也记不起来，只能说不知道。有个战士暗地里拍着枪启发父亲，父亲马上‘明白了’，大声回答‘是枪！’引得人们哈哈大笑。原来，那个字是枪栓的‘栓’字。”钟华青回忆。

就这样，钟枝棋不但走完了长征，还为以后学习文化知识打下了基础。离休后，他还利用闲暇时间自己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回忆录》。

即使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困境甚至绝境，他们也能保持乐观与豁达。

“在当年的长征路上，父亲作为军委教导师参谋长本来可以骑马，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以‘孙毅是白军过来的’为由取消了他的骑马资格。面对歧视，父亲一笑置之，‘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

“我们后来和父亲谈到这段往事时，他说：‘我还真要感谢那位李德先生，他使我锻炼了两条腿，为好身体打下了基础。’”孙雯雷说。

因为乐观，这些经过长征淬炼、历经生命极限考验的钢铁战士，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依然选择不向任何困难和挑战低头。

“‘陆军出身就不能干空军？谁天生就会打仗？’这是父亲生前常说的话。”原福州军区空军顾问、老红军刘自双生前曾在河北省军区石家庄干休所休养，他女儿刘月秋对父亲这句话印象最深。

“木匠出身的父亲20岁参加长征。”刘月秋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调往新组建的空军部队任职。这对从小没念过书、文化程度不高，又一直在陆军任职的父亲来说，无异于一次新的‘长征’。”

刘自双却说：“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啃皮带……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罪都受过了，还能被这点困难吓住？”

后来，这位木匠出身的“红小鬼”，1964年晋升为少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空军将领之一。

“父亲身上那股不服输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一辈子。”谈及自己的父亲，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顾问张绍喜的儿子张川山满是自豪和敬佩。

1969年，中央决定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6岁的张绍喜受命出任兵团某师师长。

“那真是个苦差事啊——我记得第一次跟父亲坐火车去时，几百里不见人烟，只有广袤的草原和戈壁滩。那种荒凉，会让人内心生出一种绝望。”时至今日，张川山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但张绍喜没有一丝抱怨，他以极高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工作中。“下基层调研、踩点，他们师负责的区域他几乎跑遍了。在他的努力工作下，他所在的师年年被兵团评为先进单位。”

百炼成钢，伤痕累累依然无畏前行

2015年3月24日，陈尔云因病医治无效，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直到父亲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体内居然还留着两片弹片。”陈伟利说来眼圈泛红，“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但是每到阴天下雨时，自己都会在腰间绑个暖水袋。我们带他去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其实，那是弹片残留的地方。”

“父亲从没主动说过难受。即使在生命的尽头忍受病痛折磨时，也没吭过一声。这样的坚强，连医生和护士都觉得难以置信。在我心里，父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真正的‘钢铁战士’。”陈伟利说。

这些伤痛，对于屡次与死神较量的红军战士来说，只是战争中的“花絮”而已。

“父亲左手断掉的半截食指，就是长征给他的身体留下的永久烙印。”陈伟利说，“在甘肃境内，父亲所在部队突遭马匪袭击，战斗中他感觉到一阵剧痛。他的食指被飞来的子弹打断了。”

“父亲讲起这段来却显得很平静，他甚至还不无庆幸地说：‘我还算幸运，旁边的教导员4个手指都被打飞了。’”陈伟利告诉记者。

一场场生死搏杀，在躯体上留下累累伤痕，也使得这群战士百炼成钢，忘却生死。

“怕死就不当红军！”陈尔云生前的话，至今掷地有声。

但对于中央红军的战士来说，湘江血战，却是他们心中永难忘怀的痛。

“关于长征的事，别的都能提，唯独湘江不能提，一提起来父亲就流泪。”提起湘江战役，钟华青语调满是沉重。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阶段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此战过后，部队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过江难啊！天空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轰炸，扫射地面，大炮、轻重机枪向渡江部队猛打。我从没见过那么密集的炮火，眼看着江里和两岸的人一片一片倒下。下午，阵地上的人几乎少了一半……”钟枝棋生前这样回忆。

“湘江战役后，父亲所在10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30多人，而掩护主力的5军团34师、3军团18团被敌人阻断在了湘江西岸，几乎全部阵亡。父亲回忆说，那次仗打完后，晚上渡江部队说湘江的水难喝，有腥气味，实际上那都是红军战士们的鲜血呀！”钟华青说，听父亲讲了湘江战役，自己才真正明白了“浴血奋战”的含义。

“活着的也浑身是血，来不及包扎伤口，就提着带血的枪，向前跑。父亲说那时候忘了生与死，只有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冲，冲！过江就是胜利！”钟华青说。

当死亡本身不再可怕，面对死亡时，他们才有着更坚决、更清醒的意志。正如丘吉尔在谈到战争时说的，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点，只有勇气才是永恒。

“我公公生前回忆自己第一次爬雪山时的经历，最常用的开头总是这样的：‘许世友身体棒极了，先上去了，在前面给我们喊话鼓劲。我们体力差的，就在后边闷着头往上走，一心就想着千万别掉队，没什么别的想法——那么苦，没点意志是坚持不下来的……’”

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顾问张方明的儿媳妇秦保华告诉记者，直到去世前，张方明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长征组歌》中的“红军都是钢铁汉”。

后人重温那条血与火交织的征途，或可更真切读懂什么是钢铁般的意志。正如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的那样：“长征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爷爷去世时我年纪还小，现在回想起来，最深切的记忆，就是他右胳膊上的一块凹下去的弹痕。小时候不懂事，经常摸他的胳膊，觉得那个坑很好玩。”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员孟庆山的孙子孟昱东告诉记者。

事实上，整个长征途中，孟庆山都在和伤病作斗争。

“从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爷爷先后参加了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等战役。在乐安战役中，爷爷身负重伤，子弹从腰间穿过，离腰椎仅2厘米。在此后的反‘围剿’战斗中，爷爷再负重伤，胳膊和腿被炸伤。”孟昱东告诉记者，1934年10月，随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孟庆山就带着未愈的满身伤病。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党总支书记彭绍辉找到他，说有几个伤员掉队了，让他回去找一趟。

“爷爷自己本就是伤员，在草地里走了两天一夜之后，伤口已经再次化脓感染，但他二话没说，带上一个小战士就出发了。第二天下午，他们在茫茫草地中找到了掉队的伤员。一行人在草地里走了三天四夜，才赶上了大部队。”

可孟庆山的伤势却因连日阴雨、卫生条件不济而越发恶化。

“爷爷胳膊的伤口上长了蛆，腿肚子的伤也因为没有药，溃烂得厉害。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只能咬紧牙关用刀把蛆挑出来，再用盐水擦洗。就这样，爷爷硬是以‘死也要跟着红军队伍走’的决心，拖着伤病之躯前行，走完了万里长征。”

不离不弃，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

“每次说起过草地，父亲总说，自己的命是战友给的，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就不觉得难了。”陈伟利告诉记者。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战士，陈尔云在长征中曾两爬雪山、三过草地。来自战友的帮助，成为陈尔云生前最深刻的长征记忆。

“那时候父亲年纪太小，人还没有枪高，加上脚伤溃烂，经常跟不上队，但是他的班长一直拉着他走。过河的时候，父亲个儿小，班长背起父亲一步一步蹚着过河……”陈伟利说。

从先辈的讲述中，后人总能勾画出那样的画面——一支相互携持蹒跚而行的队伍，一名突然陷进了沼泽的战士，几名赶忙过来进行救援的战友。

面对生死，人的本能是选择生存，这群人的选择，却总是超越本能。

但事实上，在过草地初期，很多红军战士曾因为救人，与被困者一起牺牲。

“后来为了保存队伍，部队不得不颁布纪律，有人陷进沼泽之后不许救。”陈伟利告诉记者。

在老人们生前讲述所还原的诸多场景中，有一个场景让人震撼而哀痛。

陷在泥沼里的战士，为了避免战友陷入险境，宁死不肯把手伸向过来搭救的人。“有的人一点一点沉下去了、没顶了，手还在向战友摆着，像是告别，又像是让他们快走……”

“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超越生命本能的选择，来自他们心里有出生入死的战友。

“直到多年后，父亲讲起爬雪山的那段经历，都仿佛身临其境。‘太冷了，太高了，鸟都飞不过去！’”张川山回忆，“那座令人望而生畏的雪山，父亲跟随部队爬了两次，很多战友牺牲在了雪山上。”

“下山的时候，走着走着，几个同志突然没了踪影，原来他们不小心滑进了几十米深的雪沟，爬不上来。我们在上面的同志围着沟边往里看，却怎么也帮不上忙。沟里沟外的同志都哭了，大家心里明白，他们迟早会被冻死。”张绍喜生前回忆。

“就在这时，沟里的同志大声向父亲他们大喊：‘同志，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我们上不去了，你们要把我们最后这一口气交给上级。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你们要承担起来。’父亲他们哭着向沟里的战友敬礼，忍痛前行……”张川山说，这段故事，张绍喜生前每次讲起都会流泪。

有时，生与死之间，就是一把炒面的差别。

直到耄耋之年，张方明也忘不了那把救命的炒面。

“过草地时，我因为饿了两天，生病掉队了。这时候，有个根本不认识的同志，一直紧跟着我，还总严厉地催着我必须走下去。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可是最后我饿得实在爬不起来了，就跟他说不走了。他看看我，手伸进粮袋抓呀抓，抓了半天把一把炒面送到我的嘴边。我吞下去，又打起精神站了起来。”张方明生前回忆。

“我公公后来才知道，那是那位战友的最后一把炒面——真的是像生命一样珍贵啊。”秦保华说。

从战友手中接过最后的食物，从战友那里得到生的机会，那些活下来的战士，是不会忘记逝者生前所托付的愿望的，他们没有理由不继续走下去，给自己，给牺牲者，给未来一个交待。

凭战友一把炒面重新站起来的张方明，决心把一生奉献给党和革命。

1936年红军大会师之后，张方明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向宁夏挺进。1937年，因为遭遇敌人“围剿”，西路军2万多人只剩下不到3000人，只能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和我公公一起突围的开始有30多个人，后来走的走、散的散、牺牲的牺牲，最后就剩他一个人了。一路上，他捡垃圾、讨饭、打零工，心中就一个信念：回到部队。”秦保华说。

为了生计，张方明曾在兰州一个杂货店打工。后来，他偶然遇到几个红军战士，喜出望外的张方明当即决定跟着他们回部队。

“我公公收拾东西的时候，杂货店老板很不高兴，执意要他留下。‘你当兵还没当够？受苦受累，差点连命都没了，图个啥？留下吧，以后我把女儿嫁给你，我的财产都是你的，有吃有喝，有家有业……’”秦保华说。

张方明回绝了杂货店老板的好意，当晚就离开了。这已经是张方明在找部队的路上第二次遇到这样的“诱惑”。

“我第一次听这事儿，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公公是穷苦出身，当年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吃口饭。留在杂货店的生活，不就是他当初梦寐以求的日子吗？但他却选择了回到部队。”秦保华感慨。

是啊，经过长征的极限锻造，起初要过上好日子的朴素理想，已经在这些战士心中升华成了革命信仰。为此，他们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

这些怀抱信仰的红军战士，就是扑不灭的火种，他们要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记者 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