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方志敏与闽浙赣苏区

2016年09月27日08:51    来源:福建日报

在武夷山市洋庄乡坑口村的一面墙上,还存有方志敏题写的“中国红军万岁”标语。

核心提示

方志敏、陈昭礼、黄道、徐履峻及其战友先后拼搏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早创建的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苏维埃模范省”。在这里,方志敏领导苏区军民进行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如“首先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我军开展地雷战的发源地”等,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有很好创造”“是坚强的苏维埃阵地”。

闽浙赣苏区的创建

从1927年开始,党组织了弋横、崇安农民暴动,建立了赣东北和闽北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两者合并,组建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特委研究决定,由红十军政委方志敏、军长周建屏率部入闽作战,以解除闽北根据地的危急。

1931年4月30日,红十军在武夷山温林关与闽北独立团会合,首先发起长涧源战斗。长涧源虽是小村庄,却是江西进入闽北的要道,又是威胁闽北根据地的一个据点,敌人把这里的土屋都改建成碉堡。几次强攻不下,我部研究改用挖地道、爆炸办法炸毁土碉堡,全歼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部一个连。接着消灭赤石镇守敌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大部,这是一进闽北取得的一次大胜仗。

由于红十军打出了军威,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守敌吓破了胆,不战而逃。闽北独立团一举攻克崇安县城,消灭守城民团100人,活捉县长、民团团长等头目。这次入闽,红十军共进行11次战斗,仗仗皆捷,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向前胜利发展的基础。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命令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使之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1932年9月10日,方志敏重任红十军政委,率部再次进军闽北,并很快抵达武夷山北麓的紫溪与闽北独立团会合。

9月15日凌晨,周建屏率部迅速歼灭星村一个营白军,接着去支援攻打赤石。因赤石守军碉堡坚固,方志敏采用围困办法,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武器威力,迫使敌人投降,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步枪几百支,特别是缴获一部电台和报务人员。之后,红十军浩浩荡荡开进崇安县城,第一次用电台向中央报告战绩,很快得到了回电祝贺。

在崇安稍事休整,红十军很快就要攻打浦城了。这里是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俗称“金浦城”,城墙高2.4丈,城基1.8丈厚,双层城门,非常坚固,敌有两个团驻扎城内,是进攻赣东北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打浦城原计划智取奇袭,后因消息走漏,敌有所准备,方志敏决定改为强攻,城外群众赶制了一大批竹梯。9月21日4时50分发起总攻,红军数十发迫击炮弹飞落在敌指挥所的小营房上,敌副师长、副团长、团参谋长等被炸死。敌军失去指挥,顿即乱作一团。一鼓作气之下,闽北独立团团长黄立贵率领的一支敢死小分队登上南门城墙,另一支红十军81团敢死小分队登上西门城墙。敌团长和县长见大势已去,化装成平民从东门逃脱。6时整战斗结束,歼敌100人,俘敌600多人,缴获重机枪5挺、轻机枪33挺、步枪700多支、各种短枪100多把,无线电台2部。获得筹款50多万元,黄金1000多两。

浦城胜利后,红十军立即帮助地方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工会、农民协会、贫民协会等。把缴来的武器弹药,除电台外全部留给闽北独立团。红十军二次进闽,在22天的转战中,消灭敌人4个团,调动敌人几个师,打乱敌人整个部署。缴获各种枪支1600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使闽北苏区扩大到浦城、建阳、建瓯、松溪、政和、光泽一带。

1932年底全盛时期,闽浙赣根据地扩大到上饶、崇安、开化等20多个县,拥有100万人口,1万多红军,周边游击区达52个县,是全国最早创建的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1932年12月11日,中央苏维埃决定赣东北省改称为闽浙赣省,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方志敏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

闽浙赣苏区的创举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对敌斗争上,在根据地建设上,在苏区党的建设上都有许多创造,如在游击战方面提出“53个字”战术,即“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

闽浙赣根据地是我军开展地雷战的发源地。地雷原是闽北农民用来防范深山野兽的武器。崇安上梅暴动后,为了避开反动派的报复,干部群众都退到山里去,为了阻止敌人进山“扫荡”,在进山口埋设地雷。方志敏发现后感到地雷威力大,便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大力推广。培养训练骨干,省县区乡苏维埃成立地雷部,村普遍成立地雷组,各级办地雷厂,开展地雷战。1932年初步统计,一年内用地雷炸死敌人3000多人。1934年4月24日,中央苏区派人参观后,发文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方志敏的地雷战经验。后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军民普遍使用地雷战战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地建设方面,闽浙赣苏区首先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实行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形成几条对外贸易的路线。1930年10月,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方志敏还亲自主持制定《临时消费合作社条例大纲》,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在财政收入上,闽浙赣省由过去靠打土豪收入为主,改由苏区发展国民经济、扩大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毛主席知道后批示说:“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

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制定苏区《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其中第三条“牺牲个人”,提出革命就是拼命,要牺牲个人一切去向敌人拼命,革命才能成功;第十九条“不得贪污”,指出吃铜打夹账,只有请他滚出去(吃铜即吃铜元,打夹账指做假账)。由于守则通俗易懂、联系实际,对党员的信仰、纪律、廉政都起重要作用。苏维埃工农检查部成立后,设立控告箱,提倡实名控告,由不脱产的“突击队”“轻骑队”进行检查。毛主席誉之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和“模范的闽浙赣省”。

浴血怀玉山

1934年11月4日,方志敏收到中革军委急电,指示即将到达闽浙赣边区的红七军团,将与当地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遣红七军团6000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番号,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带领,从瑞金出发经福建的长汀、永安、古田、罗源、宁德、福安、浦城及浙江部分县计20多个县,行程3000里,艰苦转战4个月到达闽浙赣边区,以此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减轻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后,中革军委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兼20师(由红十军改编)师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兼20师政委,寻淮洲为19师(由红七军团改编)师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19师政治部主任。闽浙赣军区也作了调整,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新组成的红十军团与闽浙赣军区统一归中央军区项英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

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按理南方各根据地必须在原地区长期坚持独立斗争,保卫苏区。但是中央军区于11月18日下令,要求红十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山(赣)、常山(浙)间挺出铁道以北,威胁浙江衢州,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同时决定以方志敏为主席,由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随军行动。要求闽浙赣军区的部队到外线打大仗。这显然是继续贯彻“左”倾错误路线,是红十军团后来怀玉山失败的主要原因。

方志敏深感责任重大,此去要进入国民党心腹地区,逼近蒋介石政权首府南京,恶战频繁自不待言。他说:“我下决心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红十军团指挥部决定在(安徽)谭家桥的乌泥关设战场。这里地形如口袋,敌一进入极易被围歼。这时蒋介石得到情报:“方志敏手创之武力万余众,近日在皖南汤口镇聚合,匪势甚昌,北窜立巢,欲迫南京。”随即调集20万大军进行堵截。顾祝同下令:“此次战役,我军若有战败部队,凡营以上军指官一律斩首!”

12月4日9时许,国民党军进入红十军团伏击区,战斗打响,起初形势对我有利。但国民党军立即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对付红十军团中战斗力较弱的第20、第21师(他们多数打游击战,缺乏打大仗经验),阵地被冲破。为扭转不利的战场态势,寻淮洲亲自带队夺回了制高点,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部队转移途中牺牲。谭家桥战斗失利,迫使红军不得不撤离战场,其间乐少华、刘英先后负伤。最后军团部决定,全军团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

转移过程中,决定由方志敏、粟裕带领伤病员、机关后勤人员共800人为先头部队,走在前面。军团主力由刘畴西等人率领,在后边打边撤。先头部队多是非战斗人员,力避与国民党军纠缠,没有停留地走到闽浙赣苏区的边缘港头,才停下来休息。而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浙江衢州境内)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地宿营,第二天才继续前进。这一夜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尾追之敌一个团赶上并占领了堵截阵地,双方发生激战。红十军团以一小部分兵力掩护,大部分折回到外线,次日进入安全地域。方志敏看到敌情十分严峻,决定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先走,自己留下通知刘畴西率军团主力迅速跟上。而刘畴西仍然顾虑部队疲劳,当夜又坚持就地休息,没有到港头与方志敏会合,以致失去突围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毅然从安全地带折返敌人包围圈,找到红十军团主力部队。由于延误几天时间,各路国民党追击部队共14个团,已全部赶到怀玉山地区(于赣东北)。红十军团主力陷入重围之中,伤亡不断增加,并已弹尽粮绝,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逐步被分割、冲散。经过七天七夜艰苦奋战,双方均有重大伤亡。除少数人突围返回闽浙赣苏区外,方志敏、刘畴西等主要领导人隐蔽在陇首(怀玉山东麓)封锁线附近的山里,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13天之后,不幸被敌搜捕。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抓到方志敏后,敌人认为是了不起的胜利,召开各种庆祝大会。蒋介石下手谕“劝说归诚”,顾祝同等人好话说尽,酒桌拉拢,多方诱降,结果却得到方志敏“视死如归”四个大字,写罢拂袖而去。

1935年2月6日,在南昌委员长临时行营的豪华小会议室,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当方志敏由几个人搀扶进来时,蒋介石起身迎接,安排在他身旁坐下,并向诸官员作介绍,接着说:“志敏老弟,都怪我来迟一步,你受委屈了。我们虽然8年未见,但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热爱祖国之心……”其他人你一言他一语,又是“器重你”,又是“合作共建美好祖国,过去恩怨一笔勾销”。方志敏说:“我已被俘,不存在合作条件。若要叛变革命叛变党,当可耻叛徒,我方志敏永远不答应,办不到!”

自1935年1月29日被捕后,在狱中除了应付、驳斥劝降者和接见记者之外,方志敏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文章,记述一生战斗的经历,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如4月写成《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约5000字,从8个方面总结闽浙赣苏区的斗争经验。5月,在监狱“优待号”房间写成《可爱的中国》1.6万字,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清贫》约1000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提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些文稿不下十篇,通过看守所文书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送到上海,交给胡子婴转中共上海特科,有的通过胡逸民夫妇送出。

8月6日凌晨,在南昌下沙窝,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与方志敏直接交往有3次,都在大革命后期(1926年4月至1927年4月间)。在创建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实践中,他们思想相通,成果相衬,可以说方志敏是毛泽东最为关注、最为敬重、最为怀念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3月,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稿)中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方志敏从事农民运动比彭湃晚几个月,比我毛泽东早几个月。这三个人被公认为‘农民大王’。”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列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两种模式,即“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1953年4月,毛主席巡视浙江莫干山时对汪东兴说:“方志敏同志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1964年11月9日,挥毫写就“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大字,刻在南昌方志敏烈士墓前。在评点《新唐书·徐有功传》时,他评价方志敏“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微信“扫一扫”添加“学习大国”

微信“扫一扫”添加“学习大国”

微信“扫一扫”添加“人民党建云”

微信“扫一扫”添加“人民党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