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中国”

长征英雄群像之四：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若不是不断突破封锁，突破自我，取得胜利，又是什么呢？因此，对于人类军事史上这场少见而巨大的转移，斯诺浪漫地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1934年10月10日，秋日的黄昏，云石山出现了少有的繁忙：战马在乡村小道上来往穿梭，传达着一道道行动命令，一批批队伍在进行最后的动员，云石山拥挤着运粮队、挑夫和担架，紧急动员小分队奔走在乡村。墙上，“誓死保卫苏维埃”的标语，沙石路上，一串西指的箭头。

急促的口令声、军号声、零乱的马蹄声、沉重的脚步声……长征从此开始。

田里劳作的，家里做饭的，老人、孩子、妇女全都跑了出来。家家户户煮了粥，用水桶挑到路边，战士用茶缸舀上，边走边吃，还喊口号。一位大娘，挎着一篮煮熟的鸡蛋，想给儿子带上，见一个红军送一个，送完了，也没见到儿子。

于都是长征的起点，主力红军在此渡河。沿岸群众将门板、木料，甚至寿棺都捐了出来，在60里长河段架起了五座横跨四百多米宽水面的浮桥。

深秋星夜，蜿蜒一百公里的队伍，庞大而杂乱，悄无声息地打着火把，没有送别的仪式，只有静悄悄的悲壮，父老乡亲热泪沾衣，凝望着远去的队伍。

这是一次真正的分离，走的不仅是红军，还是亲人。为了打破“围剿”，发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扩红”进来的大都是本地人。人群中，送别的是老父母；桥头上，分别的是小夫妻。

今天的于都河边，一段由五条木船搭起的浮桥按原貌摆放在河边，仿佛在飘荡中不停地回忆着那个不平凡的夜晚。

想想就觉得震撼：十万百姓泪汪汪，是个什么场景？这是人类军事史上少见而巨大的转移，斯诺浪漫地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经过国民党连续五次“围剿”，红军已元气大伤。尽管农民出身的新战士，内心充满革命的浪漫情怀，但看上去并不像一支正规的部队。

这是个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新式传奇，一些目光敏锐的西方智者，以记者的好奇，写下对中国的兴趣，这段历史因西方的观点及立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全球的图景中加以看待，而变得张力十足。

西方学者说：“在约一年的时间里，行程约两万五千里，翻越10余座大山，跨越20余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相似的，或者更好的例子与之相媲美。”

“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依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首先写出长征的不是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美国记者，这些人在1936年至1945年间，陆续地访问红色革命区。

斯诺是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的开端。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因为，人类这种普遍的英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能够使人互相沟通的语言”。

1937年，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听到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前往苏区，写了《伟大的道路》：“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

二战期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从斯诺那里听到很多红军长征的故事。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来到北京，对长征的健在者，党的重要领袖、高级将领、红军战士、知情的百姓进行了一个月“旋风式采访”，又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沿长征路线进行采访，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说，每场革命都有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福吉谷。福吉谷的战斗铭记在所有美国爱国者的心中，渡过那次考验之后，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尽管，这场长征属于共产党，但这个奇迹，却属于人类对于极限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长征很早就开始被各种人加以纪念了。

1971年，英国迪克·威尔逊撰写了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以学者的态度，从历史性、传奇性、象征性三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读，强化长征是“生存的史诗”。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军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说，红军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军队1万人，用4个月的时间，远征波斯，行程3200公里的大撤退，其间数次作战，跨雪山、越沼泽，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希腊人和中国人，同样忍受了酷暑严寒，干渴饥饿；同样爬雪山，食草根，眠雪野，边行军边打仗；同样解决了可能造成分裂的内部争端；同样生存下来了”。

2002年10月，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与马普安从江西出发，300多天徒步走完了红一方面军当年的长征，合著《两个人的长征》。李爱德说：“我必须要深入了解长征背后的那一个个感人故事……长征那么艰苦，当年那些普通战士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参加红军的，他们为什么闹革命还坚持到最后，这些都是我想要了解的。”

20世纪80年代，时间的坐标发生变化后，一代人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成为一个潮流，红军成为某种先锋的名词。

崔健将流行与红色混搭，对长征有着不一样的表达。用小号与红绷带，用嘶哑的粗嗓音与音乐，呐喊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一个“80后”海归女孩，用自我折磨及小资方式徒步，在博客上写下沿红军路线行走的过程：这段路上竟有一半是人类的秘境，从未被污染，景色美得惊人。认为曾是红军的爷爷比她浪漫，那段历史不像爷爷说的那么艰苦，吃青稞算什么，那味道美极了；

另一个“80后”试图将自己的乐队命名为红军，认为这个名字太酷了；

一个设计服装的女孩，放大一张红军战士穿着短裤的服装，类似今天的七分裤，这张照片与店里的奢侈品放在一起；

有人拍了近千名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画像，当成一种纪录历史的方式；

北京798工厂，红军长征的爱好者们，放一支当年的大刀在画展上；

有艺术家找到一批描写红军的古老版本，合成一张《潘家园的长征》……

长征的走向，是个动态的过程。

红军突出蒋介石的“铁桶”，撤出根据地后，陷入无后方作战的严峻境地，准备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项“转移”，足足走了一年。董必武在《出发前》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

进入四川后，中共中央终于改称“长征”。

远征，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壮行，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强力推手。文化的流转，都是在迁徙、长征中完成的。它被赋予了文化的隐喻：英雄、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若不是最终走上长征，不断突破“围剿”，突破封锁，突破自我，取得胜利，又是什么呢？ （毛眉 记者 刘锦）